杨擎宇

摘要本文通过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管弦乐创作和对几部代表作品的重点推介,总结出文革期间交响音乐发展的特点与状况,得出一个开放性的结论,由此引发对中国民族交响音乐发展道路的展望与探讨。

关键词文革交响黄河管弦乐

中图分类号:J647文献标识码:A

“文革”浩劫首先是从文艺界开始的,因而,整个音乐界的发展状况较上一个时期来说,总体呈现出停滞的状态,器乐的创作几乎完全陷于瘫痪状态。其一,器乐作品缺乏明确的语义性,无法适应当时的政治任务和政治斗争,成为“颂神”和“造反”的有力武器;其二,器乐作品的语言比较艰涩难懂,不容易被广大群众理解接受;其三,器乐作品技术性较强,没有经过严格的专业化训练是无法胜任的,对于急功近利,需要立竿见影为实现斗争服务的“四人帮”或“造反派”来说,无疑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而在这一时期的交响乐中甚至加进了快板、喊口号等非音乐因素。

这一时期的作品可以说是寥寥无几,主要作品有:李序的《第二交响曲——忠魂篇》(1972),瞿维根据《白毛女》音乐改编的交响组曲《白毛女》(1974),储望华、朱工一的钢琴协奏曲《南海女儿》(1975)。这一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1970年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在“文化大革命”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由中央乐团创作,1965年首演的“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被“四人帮”称为“文艺革命的样板”。“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的整体构思和绝大多数的音乐素材均来自在当时享有盛名的现在京剧《沙家浜》。无论是创作场景还是主要人物和主要唱段,都是从同名京剧中选取而来,就连配器方面都是以京剧传统“三大件”为主要伴奏乐器,仅仅是加写了“序曲”和一些合唱和器乐的段落,用交响乐队把他们连缀起来,构成整个交响乐的框架。尽管有观点认为“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是将西洋交响乐队与我国现代京剧音乐结合起来首创了一种新的形式,但是这样的“交响音乐”就受到一定的模式的限定,在创作上有了很大的局限性,且缺乏新意,因而,就像居其宏先生在《新中国音乐史》一书中所说,这种作品实际上是一部有交响乐队伴奏的清唱剧,他被称为“交响音乐”是不恰当的,名不符实。这就是为什么笔者在革命交响音乐一词上加引号的原因所在。

这一时期能够真正地称之为交响音乐的应该属于1970年首演的钢琴协奏曲《黄河》。这首协奏曲由中央乐团集体创作,实际参与创作的有殷承宗、刘庄、储望华、盛礼洪、石叔诚、许斐星。这部协奏曲创作于“四人帮”肆虐的70年代,是根据冼星海先生的同名大合唱改编而成的,对冼星海原作所展现的伟大的民族气节和热烈的爱国情怀作了比较充分的阐释和发挥。此作品一经问世,“四人帮”便狂妄地认为,该作品“对钢琴协奏曲这种形式来说,是一次大革命”。全曲分为四个乐章1,黄河船夫曲;2,黄河颂;3,黄河愤;4,保卫黄河,是以抗日战争为历史背景,黄河象征中华民族,表现和歌颂了中华民族的雄伟气概和斗争精神。前奏由黄河船夫曲开始,乐队以磅礴的气势,刻画了船工和惊涛骇浪殊死搏斗情景。钢琴以急骤的琴音掀起巨浪,引出了坚定有力的船工号子,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音乐不断发展,推出钢琴的“华彩乐段”,描绘了黄河激流汹涌澎湃的气势。此时,一段抒情的曲调表现出人民在艰难的斗争中看见了胜利的曙光,富有强烈的必胜信念。最后钢琴用强烈的刮奏把音乐引回到紧张的搏斗中,乐曲在船工与惊涛搏斗的高潮中结束。第二乐章黄河颂由大提琴奏出庄严缓慢的引子,引出一段钢琴独奏,追溯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乐曲逐渐推向高潮,热情地歌颂了中华人民的革命传统。钢琴铿锵有力,和弦奏出第二乐章的结束部分,象征着觉醒的中国人仍如巨龙般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第三乐章黄河愤,是以合唱中《黄水谣》和《黄河怨》为素材,笛子以陕北风格的引子带出钢琴乐段,随后钢琴深沉的和弦以及铜管乐队的音色,表现敌寇的铁蹄践踏了祖国河山,高涨的曲调不断出现,推出了钢琴的独奏乐段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敌人的满腔仇恨。第四乐章保卫黄河,由铜管奏出了号召性的引子,随后,乐队引出由钢琴主奏的“保卫黄河”的主题,表现出了抗日军民奔赴战场斗志昂扬的情景。在钢琴与乐队的竞奏中,全曲达到高潮,应用了《东方红》和《国际歌》的音调,热情地歌颂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升华了主题。但是在某些方面还是存在着模仿西方的痕迹,对“标题音乐”和“标题”性的理解有些不成熟,在乐队的交响性以及钢琴与乐队的相互配合、呼应、竞奏方面仍然有问题。不过,在文革中能“诞生”出这样的作品,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在“文革”这个充满争议的时期中,在艺术方面呈现出“停滞”的状态,他就好像是欧洲的中世纪一样黑暗,但是对于新时期仍充满了憧憬,就像那句老话:这就是黎明前的黑暗!

事实也证明,随着“四人帮”文化专制的结束,新中国的历史上开始了一个伟大的新时期。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极大地鼓舞和激励着全国音乐工作者。他们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踊跃投身于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热烈参与真理与标准问题的讨论。由于受到“文革”的巨大破坏,音乐界百废待兴,面临的任务极为艰巨,出现了以“1976”为标题或内容的作品,并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文革结束以来,中国交响音乐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出现了一批广为流传的不朽之作,其成绩的确是可喜可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