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子

一

江少宾在电视台工作。他的工作之一是扛着摄像机追踪社会热点。他通过摄像头直面世界，或者说是隐匿在摄像机背后，看这个世界的悲欢离合，沧浪之水涨起跌落。而同时，江少宾是一名出色的散文作家，他的文字里充满了电视的气息，富有镜头感，饱含社会性。他的表达简洁准确，动感十足，他的立场力求公正，可信。电视记者和散文写作者，对江少宾而言正是一枚镍币的正反两面——他用眼睛透过摄像头看到的世界和笔尖的图景合二为一，肯定是值得信赖的真实的隐痛悲欢。

——我似乎看见江少宾在拍摄。镜头前的人在诉说，镜头后面，个子不高的江少宾眯着一只眼睛。他的半边脸被摄像机遮挡住了，没有人能看清他的表情。面对形形色色的新闻事件，面对真实的生活现场，他在想什么？

二

江少宾的题材涉猎广阔，大到乡村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地母》）、城市工厂破产（《像孙梅一样忧伤》、《尖叫的钢铁》）、医院住院部患病群体的生死对抗（《在温柔的走廊里相互对抗》），小到城市一条路上的众生相（《临泉路上的日常生活》）、个体生命的消失（《消失》）、住宅两米之外的他者生活（《两米之外是个谜》）……他的部分散文篇什甚至干脆直接取材社会新闻现场，比如《地母》、《征婚》、《印象：骨折》。这使得江少宾的散文仿佛就是一档类似于社会广角之类的电视栏目。而他的笔下多是小人物，下岗工人、民工、学生、患者、小市民……他们成了他的散文中的主角。他的散文，又似乎有了百姓杂谈之类的电视意味了。

记者职业的便利使江少宾有更多的可能发现生活的隐秘真相。他看见然后说出，让事实在他的笔端一一呈现。他追问事件的来龙去脉，不厌其烦地交代事件的起因和经过，记录下事件中心的场景、人物、语言和动作，还有种种细节，并竭力使整个事件变得完整。我愿意如此妄自猜度：江少宾将生活一一呈现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他记史的雄心。是的，他笔下的那些事件和大量的来源于生活现场的真实细节正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档案。而他正把自己变成一名时代的速记员。为了让他眼前的历史尽量显得客观真实，在他的许多散文文本中，他只让自己站在目击者的位置。

江少宾无疑知道中国散文传统正宗一脉是记事和记史。《左传》、《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是真切的历史记录，也是法度庄严的散文。而作者既是文笔优美的散文写作者，也是敢于用生命护卫历史真实的史官。这些汉语文学历史上的经典，和历代朝野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志书一起，构成了中国散文的一条壮阔的河流。江少宾用他的散文书写有意无意地续接了这一汉语散文写作传统，而他的记者身份，正与古代史官的职责暗合。他的散文大量用短句，正是历史书写的传统风格。

——因为他在文章中不断明确标示的记者身份，江少宾让自己置于社会伦理的公共立场。他的散文里没有当下许多散文写作者的矫情和虚饰，没有凌空蹈虚的修辞。他的文风有了当下难得的朴素和冷静。而正像所有史官一样，他用公道去衡量广阔的世道人心。

——江少宾在拍摄。现实在他的面前一一呈现。透过摄像头，他在审视和追问。《地母》中的两个农民争地事件的背后，是当下农民的生存困境和对土地永难割舍的情感。《印象：骨折》中两个学生帮助骨折老人反被诬为肇事者，善意却被怀疑为恶行，其背后其实是道德秩序的断链和社会良知审判的缺席。两个孩子最后的失踪其实是对这世界的怀疑和绝望。《两米之外是个谜》是江少宾通过猫眼看到的普通而悲哀的人生。我愿意以为，猫眼，不过是一台缩小变形的摄像机，深谙摄像术的江少宾借此又一次找到了他的观察视角。

审视和追问的背后，是江少宾的悲悯情怀。他的文章里有一种暖光，他知道他不仅要呈现，也要照亮。他在字里行间给几乎所有被书写的人都送上祝福。包括《消失》中的所有死者，和《那些与我无缘的生命》中曾经在母腹中孕育却没有真正出生的人。这种悲悯的情怀，使江少宾的散文获得了一种非常动人的气质和深沉的情感。

三

江少宾散文的另一种，是那些关于故乡命运的书写。我认为那是他的散文中最有力量的部分。如果说江少宾以记者的姿态对社会人生的描摹是对世界横向的打量和记录，那对故乡的叙述就是他纵向的追寻探问。横向和纵向，社会人生描摹和乡村命运叙事，就构成了界定江少宾散文的坐标。

江少宾在他的乡村叙事里依然延续他的审视立场。作为一名对散文文体有清醒认识的写作者，他不像许多作者那样，简单地怀着葵花向日的姿态对故乡展开毫无智性的赞美，而是明确地将当下的乡村真实进行现场指认——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推进，乡村已经成了一个残缺的、诗意丧失的、凋敝的所在。

江少宾的乡村叙事文本里，充满了大量历史苦难和现实悲凉。在《我的奴性的母亲》中，他细致地描绘乡下母亲的一生：六岁失母，成了童养媳，十四岁结婚，生下一大堆孩子，老年信佛。一生被父亲“奴役”，年长后又额外地“奴役”于我们。“父亲再发脾气，母亲也只是低着头笑，等父亲发足了脾气，自己才背过身去低沉而压抑地哭。”这样的母亲，正是中国乡村千千万万个女人的形象，构成了中国乡村最为沉痛的底色。在《晚色》中，江少宾写了一个乡下老汉的晚景，太阳的怀抱和自鸣钟的鸣声中，一个老人凄凉地走向死亡。——文章中那个被作者称为外公的老人，其实是江少宾通过大量表面看起来与个体死亡并无多少关联的指涉精心构筑的乡村的隐喻。死亡即为衰落，乡村正在走向没落，这是江少宾表面诙谐其实深处无比沉痛的对当下乡村终极的预言。

江少宾还别有意味地透过身体的衰竭展开对乡村的描述。肾是身体的器官，是有体温不依赖修辞的真实存在，从肾来观照乡村命运，在当下许多关涉乡村的写作中无疑是独异的和可信的。在《乡村的肾母亲的肾》一文中，江少宾不厌其烦地地写下了母亲的肾病，各种症状，母亲面对肾病的态度……而他的表达意图依然是指向乡村生命群体的苦难命运。母亲成了乡村的隐喻，在文章的最后，作者一语道破：“乡村的肾，就是母亲的肾。母亲在疼，就是乡村在疼。”

“中国的现实农村复杂而多元，虽然不排除有田园牧歌的可能，但‘炊烟消散，满目疮痍，更多的农民一直都在挣扎，他们所过的并不是生活，而仅仅是最起码的生存——他们作为一个自然人的最基本的平等权利，一直就被无情的体制残忍地剥夺了，农民兄弟们在一天天地生，其实也是在一天天地死。每每看到那些粉饰太平的文字，每每身不由己地指令记者们去拍摄反映农村巨大变化的成就性新闻，我就生出大把的厌恶和愤恨。比照于广大的农民兄弟，我们所谓的疼痛与悲苦、风花与雪月、郁闷与虚无，显得多么的无耻与矫情！”《我的幸福是一种罪过》中的这段文字，正是江少宾乡村叙事的情感基调和价值判断。而题目的陈述，是江少宾的深刻反思和无措悔恨。

四

除了对乡村的热爱和忏悔，对现实的审视和描摹，江少宾是否应该寻求更大的精神支撑，应该有更宏大的终极追求？也许现实只是梦幻的楼台津渡，故乡或曰乡村不过是写作的一个需要打理行装重新出发的地方。而抵达雾失月迷的精神彼岸，和争取内心的最大自由之间，哪一个才是江少宾写作的真正追求？或者这两个指涉不过是一花两叶，一个拥有幸福彼岸的人才真正可以实现内心的逍遥游。写作依然在继续，而远方依然空阔并且遥远。作为江少宾的同道和盟友，我愿意以此对他也对自己作如此的砥砺。

江子：青年散文家，《创作评谭》杂志副主编，著有散文集《在谶语中练习击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