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著作《世界是平的》，正在中国畅销。所谓“世界是平的”，是指始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全球化进程，持续到今天，由国家、公司到个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角，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通过因特网轻松实现了自己的社会分工，正在抹平一切疆界，世界变平了，人们之间的距离日益微不足道。他描述的是“同一个世界”的发展大趋势。

那么，什么是社会的扁平化呢？人类社会的扁平化，就是实现人类大同，这是人类社会的“同一个梦想”，亦即“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或叫“普世价值”。人与人之间（更不论国与国之间）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都是自由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所谓“共产主义理想”、“英特耐尔一定要实现”，激励人们奋斗的无非就是这个价值目标。

但是，民族国家在可以预见的时段还不会消亡，我们可以先追求国内社会的扁平化，即公民权利平等、发展机会均等、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用学界的话说，就是以普遍自由和普遍幸福作为社会发展目标。这个目标是社会管理目标和进步目标的统一（社会和谐），“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达成这个目标的前提，也是归宿。

实现社会扁平化，从纵向的时间维度看，是要改变中国传统社会的金字塔结构，由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变为主权在民的宪政社会和法治国家，使全体公民享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的权利；从横向的空间维度看，是要缩小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和不同群体之间经济文化发展的差距，最终实现均衡乃至大体均等的发展水平。而实现社会扁平化，作为一个社会发展目标，当然要有步骤地进行，欲速则不达。简言之，当务之争不是揠苗助长的结果扁平化，而是每个公民、不同阶层和群体的权利平等（不排斥在抑制官员和官商行政特权的同时，在一定时期给予弱势群体特殊优待的社会政策）。

实现社会的扁平化，需要诸多手段和条件。比如，推进村民自治、居民自治、行业自治，发展非营利性的公益组织，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放手让公民实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无疑有助于改变行政包揽一切的权力金字塔结构。不论是这次汶川大地震的救助，还是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志愿者的参与都生动表明，中国民间蕴藏着一股巨大能量，可以有效地参与中国社会的治理。又如，进一步做好教育投入的均衡，缩小同龄学童的“数字化（教育）鸿沟”，不让贫困地区和家庭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等等。

而新闻的开放无疑是实现社会扁平化的重要途径和条件。

新闻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外开放，一是对内开放，合起来就是不分内外的全面开放。不论对外对内，新闻开放其实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从“大历史”角度讲，世界潮流不可抗拒，顺昌逆亡，与其被动卷入不如做弄潮儿。自近50年来的国史观之，“改革开放”伊始就两位一体不可分；当年中国选择加入WTO，也有以开放“倒逼”（促进）改革的意思；在“中国制造”满世界的今天，更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参与全球化的经济分工，不可能只让商品流通，不让信息流通，或者只让某些自己认为“正面”的信息流通——天下没有这样一厢情愿的好买卖，就像并没有什么男人国或女人国一样。

信息化时代已经来临，网络、手机等新媒体还在迅猛发展中，要想控制新闻信息的传播，成本越来越高，最终会被证明根本不可能。除了全球化的经济和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还有一点也同样重要，即：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很多人有了国际视野，农民工见识也广了。很多人的文化程度得到提高，甚至在涉及征地、拆迁、讨薪等切身利益和人身安奎范围里，不分文化程度高低，公众的权利意识普遍高涨，人们要求反特权反腐败、实现社会公正的诉求日益强烈。这种内在动力，驱使人们想方设法利用一切可能的渠道和手段向国内外发布新闻信息，以期引起外界关注。这就是我们的社会管理者今天必须面对的现实。

新闻开放对于普通民众，自然也有一个改变新闻观念的问题，比如传统的“家丑不可外扬”、批评就是抹黑、官员官府和国家不分等等，但总的来说，他们是求之不得。对于公开政策法令，公开集体账本和官员财产，呼声很高。农民也知道找媒体“上访”，重庆“最牛钉子户”甚至找外国媒体来采访，“制造舆论（压力）”。

然而，在当下中国，主动的新闻开放程度，还取决于掌握公权的干部。妨碍新闻开放，在官员中大致有这三种情形。

一种人是冥顽不化，死抱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专制主义皇权传统不放，根本反对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社会扁平化的现代思维。但是这种过气人物是上不了台面的，与人民当家做主、追求社会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也与中共中央关于实现“四大民主”、保障公民四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政策承诺目标相反，所以师出无名，不可能得人心，难有什么正大光明、立于不败的作为。

第二种人较多，主要是担心新闻开放会失控，影响社会稳定。新闻开放需要有个渐进过程，但这种担心从根本上讲是过虑。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不愿中国乱的。今年的西藏事件、四川震灾和北京奥运，一再证明，中国民众是爱国的，对于诬蔑中国的不实报道他们会自发抵制。对外的新闻开放有助于改变西方人对中国的成见和偏见（比如对西藏民主改革前的历史和发展现状的了解）；对内的新闻开放，比如瓮安事件的解决，是消除了不稳定因素而不是加剧了社会冲突。反之，“管控”媒体和信息传播，姑息养奸，“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三聚氰胺事件中国人丢了里子又丢面子是如此，反贪防腐这么多年势头未见遏止，也是如此。

还有一种人，阻挠新闻开放不是观念问题而是利益所系。他们似封建领主，一掌适天，卖官鬻爵、贪污受贿刮地皮，哪管当地洪水滔天；或者为了出“政绩”升官，逃避问责。总之，为了维护他们的特殊利益，例行逆施，不择手段地封锁真相，打击一切妨害其安全的人。掩盖灾难和民变，迫害举报人致死，这样的“新闻”报道已有太多，而且还在继续发生（如8月初的山西娄烦村民被埋事故，8月28日《瞭望东方周刊》报道《娄烦：被拖延的真相》被“消音”，直到后来温家宝总理批示之后才被调查处理）。新闻开放正是这些“独立王国”和“土皇帝”坐大的克星。

可以相信，不论新闻开放还是社会扁平化，都是中国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

（编者注：在本刊编发此文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新闻采访活动保障工作的通知》，中国的新闻开放掀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