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

在科技领域，如果没有内在创新能力，就不能是技术强国。同样地，在金融领域，如果没有金融创新活力、没有创新空间，就自然不能是金融强国。

自19世纪中期，“强国梦”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和民间社会的诉求。只是在多数人看来，当年的洋务运动仅仅是在“器物”上的追赶，是“硬件”现代化，而不涉及到制度、文化或其他“非物质”的“软件”结构。按照张之洞的话说，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于是，1868年后，中国逐步引进机械制造、现代军工技术与蒸汽轮船。而为了支持“硬件”现代化，又不得不开拓现代融资手段，兴办“公司”和金融市场等现代工商。

经过近一个半世纪的努力，到今天，中国的“硬件”现代化在表面上已经实现。特别是从模仿的角度讲，许多工业技术已接近世界水平，科技人才积累也非常庞大。在金融市场方面，一些基本指标也至少达到当年薛福成所向往的水平。

可是，金融大国是否等于金融强国，技术大国等于技术强国呢?中国离“强国梦”还有多远?

金融交易靠什么?

在科技领域，如果没有内在创新能力，就不能是技术强国。同样地，在金融领域，如果没有金融创新活力、没有创新空间，就自然不能是金融强国。而决定金融领域创新活力的，首先是金融交易主体的自由选择度。一个由行政权力过度介入的金融体系，即使其交易量大、金融资产数据宏伟，也未必证明其自身活力强、市场能力高。当行政权力几乎介入所有金融交易时，当市场几乎没有自由选择空间时，就像靠强心针支撑的身体，那只能是虚胖，不会是强壮。

如何判断一个金融体系到底是以行政权力主导，还是由市场逻辑主导呢?一个简单易用的指标是，看人们为了得到金融交易机会愿意付出多少代价，也就是说，如果行政权力过度介入金融交易，包括管制参与权、限制金融供给、干预价格机制，那么，交易机会必然短缺，金融产品供应不足，于是，交易机会会出奇地珍贵，超额金融溢价成为常态，以至于谁都争先恐后，甚至为获得发售金融产品的机会高价行贿也在所不惜。

以股市为例，在中国，由于上市机会被管制得那么珍贵，不仅没有哪个公司会放弃A股上市机会，每个公司都愿意花重金去“跑部”上市，而且连股民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打新股”。由于管制造成的机会短缺，股市参与主体不是把精力放在增加自己的业务竞争力上——券商不是以业务创新能力定胜负，投资者不是以区分公司好坏的能力定回报，上市公司不靠真实业绩定乾坤——而是专注权力关系，谁还会对主业认真呢?在这样的金融市场中，当然也有竞争，只是竞争的焦点不在业务能力上，而是在权力关系上。在一定时间内，这样的市场也可以有方方面面的“高”数据指标，但不会有持续长久的活力。

记得1989年时金融学界流传一个故事，天才经济理论家Sanford Grossman教授那年离开普林斯顿大学，加入沃顿商学院，听说年薪超过30万美元。按那时的大学工薪水平，30万美元可是个天文数字呀!Grossman教授到沃顿商学院的第一天，院长见到他时说：“你加入我们学院，今天是我最高兴的一天!”听到这话，Grossman教授反倒不高兴了，他回答道：“如果你真的这么高兴，说明当初谈判工资时，我要得太少!我怎么那么笨?!”在Grossman教授看来，只有他的工资高到让沃顿商学院院长无所谓他来还是不来的时候，他的工资才算足够高、足够合理!只有达到那个境界，他才没有给沃顿以“免费的午餐”。

这就是市场经济的逻辑，通过价格的上下自由调整，使其高到让那些本来十分想要的人变得有没有都无所谓，但又要低到让那些起初无所谓的人也愿意考虑买还是不买。

相比之下，如果不是通过自由价格机制，而是通过行政权力控制供求，那么，不仅因此产生权力寻租场——比如，创业板第一批上市28家，为什么只有28家，不是50家?谁能是28家中的一员，谁不能?——而且在供给严重短缺之下，金融交易的机会溢价可以如此之高，在支付“权力租金”之后，最终得到上市机会的公司还是有极大的剩余“免费午餐”。得到上市机会即“免费午餐”之后，公司就有了“圈钱”的许可证。

况且，为了“维稳”，行政权力也必须用来保护上市公司，即使上市公司有业绩作假、财务欺诈，不仅不一定惩罚它们，要保住它们的“圈钱”许可证，甚至连公布它们的欺诈行为也不一定允许。在投资者将上市公司起诉于法院时，法院也不一定受理；即使受理，法院也不一定从程序上给投资者一个公道。于是，上市公司欺诈的成本是如此之低，这不仅进一步抬高上市的机会溢价，而且使金融市场所代表的对公司行为的“纪律约束”缺位，结果，连上市之前的好公司也会变坏。

让行政权力退出金融

除了限制供给、保护欺诈行为外，行政权力抬高机会溢价的方式，还包括干预价格机制。比如，如果投资者看好一个上市公司，他可以去买其股票，但，如果投资者看空一个上市公司或者债券发行方，却不能卖空其股票或债券。禁止卖空的结果只能是扭曲证券市场的价格机制，使价格更多偏涨，抬商证券发行的机会溢价。

在美国，许多可以上市的公司选择不上，因为在他们看来，上市的初始成本太高，而且上市之后的信息披露要求太多、市场对公司的行为约束太繁琐。也由于同样的原因，一些已上市的公司会选择退市。股市的进出机会自由，让每家公司根据成本自己去选择是进还是不进、是留还是去。

在中国，则不然，已经上市的公司中，没听说过哪家会“傻”到自己要出来；而还没有进去的公司，都在想方设法要进。

只要没上市的公司还在争先恐后地抢上市，只要券商还在日日夜夜跑权证的创设权，只要各公司还不管有没有好的投资项目，都要想尽办法从银行得到贷款或者争债券的发行机会，那么，中国的金融体系不只是虚胖，难以有创新活力，而且所代表的是“劣币驱赶良币”的机制。

不管怎样，中小企业板、创业板还是起航了，朝应该走的方向迈出了几步。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银行天量贷款虽然大部分流向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但还是有一些贷给了大中型民营企业。这些都是积极的步伐。在目前的国企独大势头下，希望行政权力不会借机进一步深入金融的各个环节。

只有让行政权力更多退出金融，恢复民间市场主体的自由选择权，减少权力对金融供给的管制、对价格机制的扭曲、对金融发行和金融从业的身份控制，才能让中国从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否则，中国的银行体系、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基金市场等金融市场，会继续是“形似神不似”，金融机会会继续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