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流行语是这样说的：3月是个重要的月份，同样重要的还有8月、7月、1月、9月、10月、11月、5月、6月、12月、4月和2月。

对2009年的中国经济来说，这句话十分贴切。在国际金融危机见底复苏、且由中国经济率先复苏的这一年光景中，每一个月，我们都绷紧了神经。

每一个月我们都与危机为邻。从东莞“产业空城”之危，到珠三角、长三角出口下挫回升，再到民工荒，地方经济的几落几起，让中国经济保增长、扩内需经受了多番考验。

就在经济复苏到来之时，深具危机意识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9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还不忘提醒：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还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世界经济前景还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外需下滑的压力仍然很大；扩大内需在短期内受到多方面制约，一些行业、企业经营仍然困难，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一些刺激政策的效应会递减，一些着眼长远的政策收到成效需要时间。

每一个月我们也与创新相伴。从经济结构调整，到“腾笼换鸟”产业升级，再到产业转移与产业承接，东中西各个地区都在有意识地契合区域经济的时代主旋律，找准自己的新定位。

2009年，在区域经济的发展策略中，中央政策特别强调要把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推动城镇化作为战略重点。同时统筹考虑人口集聚、土地集约、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等因素，积极稳妥地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为经济的持久发展开拓新的空间。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加快形成新的区域增长极。

凡此，“危机”与“创新”，无不将其烙印打在了2009年的区域经济发展行动之中。

事实上，世界万事万物的变化并非都有明确的分界线，很多变化，只是“潜伏”在时间的点滴流逝之中。当我们梳理2009年中国区域经济发生的重大事件，可以发现，所谓的“大变局”，已然从2007、2008甚至更前就埋下了伏笔。而2009年，也是这个变化的一部分，如果将目光放长远，我们或能真正看见“区域经济大变局”的全貌。而这，也是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从“大历史”的角度告诉我们的。

对2009年来说，同样如此。

[辞典]2009区域经济十大关键词

正如在本期封面专题中我们提出的主题一样，“危机与创新”同时也是2009年中国区域经济最大的关键词，无论是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规划纲要”，还是金融危机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背景下的城市抱团现象，甚或是“新型工业化”路径等，无不体现出在危机中创新的耀眼光芒。

01规划纲要

2009年1月8日，国家发改委正式对外公布了国务院批准实施、酝酿多时的《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正式拉开了2009年区域经济政策的规划大幕。在接下来的整个2009年，国务院“马不停蹄”地出台了一系列区域政策规划(附表)：

3月29日，《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正式由中国政府网对外发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目标正式确立。40余天后(5月8日)，国务院批复上海南汇并入浦东新区，“大浦东新区”由此构建。

5月14日，《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全文发布，作为两岸交流合作先行先试区域、东部沿海地区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基地，以及我国重要的自然和文化旅游中心，“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规划发展至此从地方决策上升为中央决策、从区域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

6月1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提出江苏沿海地区的全新定位：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沿海新型工业基地，我国东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6月25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标志着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天水经济区，跃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关－天经济区”将建设成为全国内陆型经济开发开放的战略高地，全国先进制造业重要基地，全国现代农业高技术产业基地和历史文化基地。

7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正式确立其发展目标为：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东北亚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临港产业带，我国沿海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

11月9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天津市调整滨海新区行政区划，“新滨海新区”进入全新历史发展阶段，向我国北方对外开放门户、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以及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的目标再进一步……

在保增长、扩内需的关键时期，一系列“规划”的出台，体现出国家继续发展东部沿海、实施中部崛起战略、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决心，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构想，可谓意义重大。更进一步说，自3年前天津滨海新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一大批经济圈、经济区或城市群进入国家战略层面，区域经济的发展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热烈关注。

也是基于此，《新经济导刊》抓住区域经济大转型这一背景，2009年以系列报道的专题形式，广泛而深入地调研京津冀、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海峡西岸、长株潭、北部湾、成渝、鄱阳湖等经济区的经济发展新局。

02边际效应

区域经济政策的边际效应问题，是《新经济导刊》在推出“环渤海系列报道”时，在国内媒体首次提出的一大思考要点。

2009年，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规划纲要”，再加之前几年确定的重点发展区域，中国区域经济的版图上已经位列众多“经济区”。从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的深圳特区、90年代的上海浦东新区，到天津滨海新区，再到如今的“两型社会”实验区、“城乡统筹”实验区，以及为数不少的次层级的保税区等等，政策的“遍地开花”，也从一定程度上宣告了当年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所独享的优惠政策，如今为众多经济区所共有。

随国家宏观政策转向而来的新一轮经济大调整，每一个区域经济的成员都设法最大程度地调高、调新、调优自身产业，凝聚新的核心竞争力，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以期在激烈的产业和区域竞争中脱颖而出。

但换句话说，如今的经济区，在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以后，也同样面临众多享有同样经济优惠政策的“竞争对手”。那么，政策从“优惠”到“普惠”，单个经济区的政策优势，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比如说，曾经的环渤海以旗帜鲜明的自发探索形式，先行一步，为中国的“经济圈”概念踏出了重要的一步。可叹之处在于，作为一个整体，环渤海在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协同发展的探索上却始终步履蹒跚，先发而迟滞。在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坐标上，珠三角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的强力崛起，也令其黯然失色。而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圈的崛起，与其当年独享的政策优惠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此，本刊特约顾问韩忠亮教授也认为：“应

当承认，滨海新区的发展有其不利的条件：与珠三角、长三角相比，中央政策的边际效应在递减——通过国家战略来带动一个区域的发展，在市场环境越来越成熟的背景下，其边际效应呈递减之势，经过深圳特区开发、浦东新区开发之后，再到滨海新区这一波，正落在边际效应比较低的阶段——因此，如今想通过单纯的国家战略来给某个区域一个位置，很可能已经不太奏效，更多的只是给了一个名正言顺的政策信号。”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今时今日的各种经济圈、经济区或城市群，需要从新的发展思路出发，寻找新时期的区域发展新路径。

03群城计

在中国进入城市化发展的加速阶段，出现了一个独特的现象，这就是城市群的兴起。也正因为如此，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把城市群作为城市化发展的主体形态。2009年一系列区域政策的出台，也透露出相关的指导思路。

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危机使外源性为主的经济区域惨遭波及，尤其令长三角、珠三角诸多城市赖以发展的出口制造业遭受重大打击，其后续发展出路令人深思。而金融危机来临，使得不少企业选择合并或合作的方式“捆绑过冬”，从区域经济的角度看，经济圈内的各个城市，在经济寒冬期也有意识地“抱团取暖”。

酝酿多时的《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就明确提出：广州市要进一步优化功能分区和产业布局，建成珠江三角洲地区一小时城市圈的核心，提高辐射带动能力。而强化广州佛山同城效应，将携领珠江三角洲地区打造布局更为合理、功能更为完善、联系更为紧密的城市群。

在武汉，年初武汉市人民政府秘书长谭仁杰就表示，武汉城市圈综合改革配套方案获批一年多来，区域内各城市加强政府、产业、科技、生态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联动效应逐步显现。去年，武汉市先后利用中博会市长论坛、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协调会等契机，邀请城市圈另外8市领导来武汉开展座谈、对话和交流；武汉各区、开发区、市直各部门分别与城市圈内30多个区县建立友好关系，开展项目和产业对接转移，区域内领导双边交流得到加强。同时，积极引导和支持行业协会、商会等中介机构、民间组织发挥桥梁作用，以产业合作为载体，着力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今天，当我们历史性地回顾改革开放，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区域经济战略思路的渐进过程。

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东部沿海地区最先实施改革开放，先后的次序是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再到环渤海。而后，东部沿海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开始不断加大。到21世纪初，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

中央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视意义深远，它标志着中国经济由“单极增长”进入更加强调互动协调发展的“多轮驱动”，中国区域经济从此进入协同发展新时期。

04第四极

也正是由于上述国家区域经济政策的频频出台，以及经济圈、经济区或城市群的“显性化”，使得中国区域经济开始出现两大现象。

一方面，协同发展成为主旋律，无论是中央政策的政治要求还是经济发展的客观形势，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经济联动行为越来越多。但与此同时的另一方面，随着联动的加强，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为社会所关注，对“第四极”的争夺就是典型的例子。

所谓“第四极”，是指在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所形成的三大经济增长极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第四个增长极。由于历史发展原因和现实发展实力，前三个增长极基本上“座次”排定，争议不多。也正因此，关于谁是中国经济的“第四增长极”，也就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这种争夺来自于格局的不明朗性。南部沿海的北部湾经济区，东南沿海的海峡西岸经济区，西部的成渝经济区，甚至中部的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等等，都不约而同地提出要打造中国区域经济的第四个增长极。

对于“第四极”的说法，既有社会专家学者和民间热心人士的热心讨论，也有政府官员的言语提及。比如，武汉官方报纸《长江日报》就曾如此描述：“昨日，市政府常务会议听取了武汉城市圈成功申报国家级改革试验区的工作汇报，市长李宪生指出，国家批准以武汉为主导的城市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明确了武汉及其城市圈经济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的地位。”

当然，“第四极”这一经济概念，本身也具有不同定义，包括武汉城市圈在内的不少地方政府在涉及“第四极”概念之时，都从某一经济数据角度或区域重要性而言。也正因为如此，目前“第四极”似乎处于“见者有份”的阶段。

2009年，随着国家战略层面的海西经济区等成员的加入，这一争夺也呈现升级之势。专家认为，“第四极”花落谁家，还需拭目以待。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仍将是关注区域经济的各方人士讨论的热点之一。

05产业转移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以长三角经济圈和珠三角经济圈为代表的沿海发达区域的经济受到了剧烈冲击，其经济发展模式也受到了强烈挑战，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成为新时期新阶段工作的重中之重。与此同时，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的中西部地区，长久的蓄力也令其处于一个产能“洼地”。

东部地区传统加工制造业面临着巨大成本压力，为提高竞争力，东部地区不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逐渐转向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及循环经济，而将传统加工制造等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寻求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及商务成本。由此，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和产业承接的形势也水到渠成。

区域方面，以西部重庆为例。重庆市除成功引进美国福特、TRW，英国BP，日本本田、五十铃等世界500强企业外，在承接国内产业转移中成功引进了格力、美的、海尔、长虹、中集、徐州重工、中船重工、双钱轮胎等一大批国内知名企业。通过引进和培育，全市工业初步形成了汽车摩托车、装备制造、材料工业、石油天然气化工、电子信息、能源和轻纺等劳动密集型产业“6+1”支柱产业。

产业方面，以纺织业为例。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纺织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加快，其中，湖南同比增长15.56％，河南同比增长19.13％，江西同比增长30.25％，安徽同比增长41.57％。从投资的结构可以看出纺织服装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态势明显。纺织业加快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与这些地区的土地、劳动力等优势息息相关。在中西部地区，纺织企业可以降低近40％的成本。目前中西部地区也纷纷出台相关政策，主动承接东部地区纺织产业的转移，也加速了产业转移的进程。

据相关媒体报道，专家预计今后我国产业转移规模将越来越大。“到2010年，广东、上海、浙江、福建4省市需要转出的产业产值将达到1.4万亿元。”合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一位专家说。

他认为，今后产业转移的层次越来越高，出现了“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同时转移”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