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锐

由于参与澳元期权的对赌，荣智健主政的中信泰富发生了155亿港元的巨额亏损。2009年4月8日下午荣智健向中信泰富董事会递交了辞呈，他的白色私家车从香港金钟中信大厦开出，加速驶去。这位以斐然经营业绩颠覆了“富不过三代”商业定律的“红色资本家”后代不仅因此丢失了中信泰富的最高管理权杖，而且可能面临长达14年的牢狱之灾。从30余年商场风雨中走过来的荣智健为何如此悲惨落幕，扼腕叹息之余，人们不禁从多角度进行理性思索。

红色根基

从荣熙泰到荣德生再到荣毅仁，直至荣智健，荣家旺盛的商业香火代代相传。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上，荣家可谓是唯一一个经历晚清、民国、抗战、解放、文革、直至改革开放的跨世纪商业王朝，是中国百年工商业发展的一个完整标本。毛泽东主席曾经这样评价荣氏家族：“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

出生于江南名城无锡的荣熙泰通过近半辈子经营面粉生意，不仅为后人打下了一份相当殷实的家业，而且留下了“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的祖训。次子荣德生也没有辜负父托，在中国即将解放的前夕就将荣氏家业推到国内最大的民营企业的耀眼位置，荣德生也赢得了“面粉大王”和“纺织大王”的名号。当时的荣毅仁一直紧跟在父亲的身旁，并出任家族之下两家企业的要职——上海合丰企业董事长和上海三新银行董事长。

1949年，对于绝大部分生活在中国的资本家而言是命运全然逆转的时刻，而荣家却享受了这个国家对待资本家的最高荣耀。解放初期，实行公私合营成了改造民族工商业的一条有效途径，荣家在当时积极配合这一行动。1957年，荣毅仁当时作为上海民族资本家的总代表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无论是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元帅还是毛泽东主席都对荣毅仁宠爱有加，两年之后，荣毅仁升任中国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荣家资本的成功转型和朝着政治领域的转向都注定了1942年出生的荣智健获得了扎实的红色根基。荣智健追忆青少年往事时说：“我们在上海的大房子是私产，家里有许多个佣人和中西菜厨师。家人出入常有专车接送。”不过，不谙世事的荣智健到十六七岁时还是上海知名的“公子哥”：开着一部敞篷跑车，呼朋唤友，斗狗喝酒。乃至上大学时，荣智健也并不把注意力放在学业上，而是经常逃学旷课，他将对大学学习的热情都转移到非常喜爱的棒球运动上，并经常代表学校参加各类棒球大赛。

然而，伴随着文革期间荣毅仁夫妇的被批斗以及荣家财产的被抄没，荣智健也被发配到了边远的农村。1972年，30岁的荣智健返回北京。回想这段往事，荣智健不免感慨地说：“八年下放，吃了不少苦，也得益不浅。人变得坚强了，对社会对人也有更多了解，对社会的认识也不是那么的单纯了。这些，使我懂得了许许多多深奥的道理，使我学到了顺境中学不到的知识。”

闯荡香港

1978年夏，刚从36岁生日中走过的荣智健只携带简单的行装，口袋里揣着单程通行证，告别妻儿，独自南下闯香江。

父亲经商时积蓄的600万港元成为了荣智健在香港起家的原始资本。在大学学习机电专业的荣智健很快找准了投资方向并有了自己的公司——爱卡电子，仅仅经营了4年，爱卡就为荣智健赚得了5600多万港元利润。不过，在荣智健看来，5600多万港元在财阀成群、富豪遍地的香港简直算不了什么。在他心目中，像李嘉诚、霍英东这样的世界级富豪才是真正的富豪，才是他崇拜的偶像和英雄。于是荣智健奔赴美国，并在美国加州创办了一家提供电子计算机软件辅助服务的自动设计公司，一年之后，该公司成功上市。1984年，荣智健卖掉了自己在这家公司的六成股权，携带资金回到香港。而此时，荣智健的财富已由当初父亲交给他的600万港币膨胀到了4.3亿多港元。

正当荣智健在国外全力打拼并且做得风生水起时，父亲荣毅仁也在国内被委以重任。为了配合中国的改革开放，1979年，国务院设立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下称中信或中信集团）。坊间传说，邓小平以三顾茅庐之礼数聘请荣毅仁来当首任总裁。而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荣毅仁不仅将世界级知名的金融人士纳入到中信的麾下，而且还聘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作为公司顾问。这种超乎预期的结果一时在中央高层成为美谈。

某种意义上而言，中信的成立并由荣毅仁亲自主政无疑为荣智健命运的上升式趋转再次提供了他人所不可能得到的机遇。1986年，荣智健加入中信香港公司（下称中信香港），并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据香港传媒披露，当时荣智健向中信集团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人事决策权，二是经营决策权。

新官上任三把火。已经对香港商圈非常熟悉的荣智健在执掌舵印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上演了一出以23亿港元收购英资企业香港国泰航空公司12.5%股份的大戏。为了收购国泰航空，荣智健对其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调研，而在将调研结果汇报给北京总部后，中信集团在5天内就获得了国务院的批文，同时国家有关部门还特批了8亿人民币的贷款作为运作资金。经此一役，荣智健声名鹊起。

春风得意马蹄急。1990年，中信香港购入港龙航空公司46.3%的股权，一跃成为第一大股东，两个月后港龙实现了转亏为盈。在收购港龙航空的同一年，中信香港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一项投资，即以100亿港元的价格收购了当时香港市值最高的公司——香港电讯20%的股份。对于荣智健来说，此时拉满的弓箭已经很难收回。1991年，中信香港出资3亿多港元，收购了当时曹光彪家族持有的泰富发展49%的股权，不久又通过注入港龙航空等资产，进一步扩大其在泰富集团的股权至85%左右。同年年底，荣智健将中信香港更名为中信泰富。

对于荣智健在香港资本市场顺风顺水的并购业绩和长袖善舞的扩张结果，有港媒直言不讳地指出其主要得益于父亲荣毅仁的地位与声望。对此，荣智健也非常坦诚地告诉媒体：“假如我不是荣毅仁的儿子，我今天不可能做中信香港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但假如我仅仅是荣毅仁的儿子，而自己没有能力来经营，中信香港也不会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客观地分析，当时在香港侵淫多年的荣智健已经营造了不错的人脉关系，像李嘉诚、郑裕彤、郭鹤年等不仅都是荣智健的生活朋友，而且他们还在生意场上数度合作，有了这些人的支持，荣智健当时在香港不想成功都不行。

做大家业

在香港，荣智健掌管的中信泰富被戏称为“紫筹股”。而同时由于荣智健背靠中信集团，又被看做红筹公司，红色配上蓝色，自然就是紫色。精通商道的荣智健也充分利用了这一非常特殊的经济资源，并将自己的财富版图扩展到了极致。

创立于1946年的非上市公司恒昌行是港资第一大贸易行，有7家全资子公司，其中经营汽车和零售业的“大昌行”年营业额达100亿港元。恒昌的老板何善衡年高力衰，后辈中也没有可以传承其衣钵的人选，遂生转卖之意。行动比想象还要迅速的荣智健很快找到了李嘉诚，并联合郑裕彤和郭鹤年，以中信泰富为核心组建财团，出资69.4亿港元一口气吞下了恒昌97.12%的股权。其中中信泰富占股36%。1992年初，中信泰富又通过增发从股市上圈来的25亿港元收购了李、郑、郭三富豪手里的恒昌权益，将恒昌悉数纳入囊中。

蚊子变大象的故事往往发生在资本并购之中。从1987年开始运作并购国泰航空开始计算，短短5年时间中，中信泰富市值暴涨了10倍，达到87亿港元，并于1992年成为恒生指数33支成份股之一。而在集团资产几何般发酵的同时，荣智健试图实现家族控股和单干的愿望也开始从模糊变得愈发清晰。1996年冬天，荣智健只身飞赴北京长安街上的中信集团总部，目的只有一个——请求总部批注中信泰富管理层扩大对中信泰富的持股。

1993年荣毅仁出任国家副主席之后，中信集团董事长一职由前国家副主席王震之子王军接任。在所有人眼中，王军与他父亲一样，刚毅不屈，因此，很少人相信王军会同意荣智健的请求。但结果出乎大众的意料之外。1996年12月，中信泰富向本公司管理层以每股33港元的价格转让3.3亿股股票，而荣智健又以和管理层成员一样的价格购买了中信泰富2.9亿股股票。据说，荣智健当时巧妙地利用了“香港回归”大势，动用了很多高层关系，让当时的王军相信，放股于管理层，可体现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灵活态度”，并能展示一个认同世界规则的中国政府。

对于荣智健增持中信泰富股票并最终抵达19%的持股额从而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的结果，使投资者看到，中信泰富“红筹”的色彩已逐渐淡化。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黄金手铐”（公司高管层激励）的作用，中信泰富也被灌注了更加强大的动力，其圈地扩张之速令人瞠目结舌。从1996年至今，中信泰富犀利的触角延伸到了房地产、贸易、隧道、民航、发电和特种钢业务等10多个领域。在积极扩张的同时，荣智健还先后将其长子荣明杰和女儿荣明方安排进中信泰富，成为关键部门的负责人。

事实上，除了对中信泰富股权结构的敏感变化给予了趣味性关注之外，国际舆论也以非常清晰的数字展示出了荣智健本人财富累积的加速度。在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上，荣智健曾连续3年稳坐前三甲的位置。从2002年的7.8亿美元，到2003年的8.5亿美元，再到2004年的14.9亿美元，仅隔两年荣智健的财富几乎翻了一番。此外，荣智健还连续六年蝉联胡润中国富豪强势榜榜首，至2008年10月，荣智健个人财富达到了35亿美元。

金融噩梦

出于特种钢生产业务的需要，2006年3月，中信泰富动用4.15亿美元收购了西澳大利亚两个分别拥有10亿吨磁铁矿资源开采权的公司的全部股权。这个项目使得中信泰富对澳元有着巨大的需求——到2010年的资本开支中澳元需求为16亿，外加每年的营运开支约10亿澳元，项目为期25年。

为了防范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2007年8月到2008年8月间，中信泰富与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等签订了数十份外汇合约，其中澳元合约占最大比重（中信泰富实际上最终持有90亿澳元，炒汇金额比实际矿业投资额高出4倍多）。根据合约规定，每份澳元合约都有最高利润上限，当澳元兑美元汇率高于0.87时，中信泰富可以赚取差价，合约自动终止。但如果该汇率低于0.87，却不能自动终止协议，中信泰富必须不断以2倍或多倍接货，即放大损失。在专业人士看来,这一合约的特点是“止赚不止蚀”，也就是说，澳元继续升值，中信泰富最多可赚5350万美元；而如果澳元大幅贬值，则亏损是个无底洞。显然，中信泰富把宝完全押在了多头上——做多澳元。

然而，一场史无前例的金融海啸让前几年持续升值的澳元飞流直下。据2008年10月20日中信泰富发布的巨亏公告称，由于澳元兑美元仅为0.7，依据相关汇率计算，公司当日总亏损约为155亿港元。在这种情况下，中信泰富如果得不到外力的搭救，其破产将不可避免。无奈之下，荣智健火速飞往北京向中信总部求援，在拜会了中信集团的多位高层人物后，荣智健获得了总部向其提供15亿美元备用信贷的承诺，这其中包括中信集团按116.25亿港元价格购买中信泰富可转债，及以约务更替方式为中信泰富承担91.55亿港元的澳元杠杆外汇合同损失。方案完成后，中信集团对中信泰富的持股量由29.44%增至57.56%。

应当说，凭借荣智健“红顶商人”的背景以及中信集团的鼎立护航，中信泰富巨亏事件到此可以划上句号了。但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中信泰富早于2008年9月7日获悉了自己巨额亏损的消息，但董事局直到一个半月后才作公布，而此时，中小投资者已是损失惨重。不仅如此，中信泰富巨额亏损的消息可能早于公告提前透露，而事先获取信息的内幕人士则提前沽空，其沽空规模超过出事前的十几倍。

面对着铺天盖地的猜测与质疑，尽管当时的荣智健试图以增持中信泰富股份的行为为自己作出证明，但一切似乎太晚了。2008年10月22日，香港证监会正式介入对中信泰富的调查；2009年4月3日,香港警务处商业罪案调查科对中信泰富总部突击性搜查，中信泰富巨亏事件迅速升级。人们断言：中国商界富不过三代的神话最终还是被荣智健验证了！

群体决策缺陷

由于现代投资市场的高风险以及决策规范化和民主化的要求，国际上许多大型金融企业都实行群体决策制度，如董事会制、委员会制等。但是，对于一个组织而言，如果高层管理者中存在一个特殊人物，群体决策就会陷入少数人统治的境地。

对中信泰富的组织成员构架和决策过程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该公司具有明显的“少数人统治”的特征：一方面，荣智健对中信泰富有着非同常人的“钳控力”，如其身上有着一个极具份量的标签——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之独子、荣氏家族第三代传人，同时还是中信泰富的缔造者，这种特殊的政治与经济背景造就了荣智健在公司重大投资决策中的特殊话语权，某种程度上可以影响和支配决策集团中其他决策成员的思想与态度；另一方面，中信泰富高层存在着明显的“内聚力”现象，即主要决策者之间相互吸引或者彼此喜欢的程度很高。其中以公司董事总经理范鸿龄、公司副董事总经理荣明杰、公司董事兼财务部部长荣明方三人与荣智健的关系最具代表性。范鸿龄与荣智健一起打下了中信泰富的江山，并追随荣智健20多年，形成了对荣“深感荣幸”、 “极为难忘”、“铭感于心”的特殊思想情感，而后者分别作为荣智健的长子与爱女更是对父亲格外遵从。显然，无论是“钳控力”还是“内聚力”，两种力量最终都可能导致对荣智健个人决策权监督的失控甚至唯“荣”是尊的“合理化”结果。

忧患意识淡漠

产权经济学认为，国有（或国家控股）企业由于事实上割裂了产权所有者和产权经营者的利益链条，不仅淡化了后者对前者的责任意识，而且也放松了经营者对市场的风险意识，因为，在国有化的制度安排中，最终风险或风险最大承接者是政府而不是个人。

纵观荣智健经营中信泰富的历史，我们也发现了外部经济环境的冲击而对其构成生存性危机的事实。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信泰富不仅主营业务受到威胁，股票在二级市场更是风雨飘摇，但最后来自中信集团（中信泰富控股者）的10亿港元贷款支持让荣智健转危为安。正是基于中国官方的慷慨态度，当荣智健跌倒在“澳元门”事件上时，又一次向中信集团伸出了求救之手，我们并不否认中信集团在每一次危机之时伸手援救中信泰富的必要性，毕竟后者是前者在香港的一个重要资本运作平台，然而，也许正是背靠着政府这棵不倒大树，可能认为政府具备了超级的风险分解能力，荣智健才敢于大胆压赌，孤注一掷。

家族情结发酵

在荣智健看来，自己无疑是荣氏家业的守护者和壮大者，在关于荣智健打破了“富不过三代”财富定律的外界舆论刺激下，荣智健守成与做大家业的意念不断膨胀。

观察发现，荣智健与中信集团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即不仅在中信泰富遭遇每一次危机时中信集团都能满足荣智健求助的要求，而且从1992年开始荣智健个人对于中信集团的“蚕食”格外显著：1992年，中信泰富收购恒昌股权过程中，荣智健个人另外认购了6%（代价为4.2亿港元）的股份，同年，荣智健借增发之机再次认购了3000万股中信泰富的股票；1996年，在中信泰富向本公司管理层转让3.3亿股股票过程中，荣智健再次购买了中信泰富2.9亿股股票，至此，荣智健增持中信泰富股票抵达19%的持股额并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按照香港媒体当时的评论：从这时起，虽然中信泰富仍由中信集团相对控股，却刻上了荣氏家族的深深烙印。不错，在与中信集团不断“要价”的过程中，荣智健看到了完全控制中信泰富的希望，更看到了荣家基业在其手中发酵的未来。而为了证明自己超于先辈的能力和进一步壮大家业的理想，荣智健最终不惜选择铤而走险。

（作者：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