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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云峰”中计与重庆地下党重创

2009-06-15罗学蓬

报刊荟萃(上) 2009年5期
关键词:许云峰建业益智

罗学蓬

“许云峰”不幸中计

众所周知,小说《红岩》中的许云峰在生活中的原型是重庆地下党负责工运的书记许建业。

化名杨清的许建业被捕后,心急如焚,因为在他宿舍床下的箱子里,放着17份工人的入党申请书和3份党内文件。他顾不上浑身的伤痛,一心想着怎么把消息送出去。看守陈远德发现了他的焦急不安,主动接近许建业,谎称出身贫苦,伪装同情,表示“如有事相托,请尽管吩咐”。

此时的许建业已顾不上许多,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争取,加上被陈的假象迷惑,便让陈远德拿来纸笔,写了一封给母亲的绝命书和一封给志成公司刘德惠的信,要陈快快送去,并许诺信送到后对方会给他4000万法币,今后并负责介绍工作。

陈远德拿信后悄悄拆阅,觉得这情报很重要,如果送出去,不过区区4000万法币(当时物价飞涨,4000万法币约合如今人民币1000元),还得担心脑壳,禀报上司好处更多,于是把信交给了上司雷天元。这封信马上送到了国民党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特务头子徐远举手里。徐看后欣喜若狂,后来他交待:“我根据这个材料,立即派人包围了新华路志成公司,进行严密搜查,查出了杨的身份证及其历史,并在其卧室里查出一个大皮包,内有十几份党员入党申请收及大批《挺进报》,才知他叫许建业。”

徐远举一面派出大批特务日夜守候志成公司,只准进不准出,来一个抓一个,一面派人追查志成公司的背景。志成公司是重庆电力公司的子公司,由电力公司会计课课长黄大墉任董事长,总务科长周则洵任经理。徐远举将周、周拘传到案,黄大墉供出了电力公司会计组长、志成公司经理刘德惠是共产党员。徐远举还根据许建业皮包内所获的入党申请书,“按图索骥”,一逮一个准,先后抓走了17人(6人被枪杀)。

看守陈远德因秘报情报有功,嘉奖连升三级,由看守员提为少尉。

但是,事态远未就此完结。

…………

多米诺骨牌效应

4月6日上午,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从南岸牛奶场住地来到临江路宽仁医院,看望住院生孩子的妻子严炯涛后,和江津县委(刘国定此前曾担任过地下党江津县委书记)的涂绪勋一起来找许建业。刘在前,他一进门便被守候的特务曾庆回挡住,刘自称叫刘仲逸,是南岸牛奶场的总务主任,而志成公司的职工则说,他是常来找许建业的“黄先生”,露出了破绽,当即被扣押。随后涂绪勋探身进门,见势不对,便主动问特务:“我有几只轮胎,是否可以在这里抵押?”特务斥责:“滚!滚开!”涂才得以脱身。刘国定被押进“慈居”后,由徐远举亲自审问,刘国定承认自己是“刚入党的候补党员”,并编了一段曾为许建业送信去南岸给李忠良、余天的故事,徐远举信以为真,没有深究,叫他写了“自白书”。

刘国定又叫刘仲逸,1918年生,四川新都人,1938年3月参加共产党即到重庆学联总干事会工作,1941年任巴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兼巴县县委书记,1946年3月,任中共重庆临工委副书记,1947年10月,任中共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委书记。

4月8日晚,徐远举带着一批特务,由刘国定带路,从储奇门过长江到海棠溪,直扑四公里原聚众银行协理李量平家,逮捕了参加达县武装起义失败后于3月27日疏散来渝的李忠良、余天等人。

4月9日下午1时,徐远举用了鸭儿浮水、老虎凳等刑后,李忠良思想防线彻底崩溃,盘算着“我家富裕,有30多石租子,城内有百多方丈地皮,有吃有穿,何必受此苦头”便写下了《自白书》,出卖了组织和同志。

李忠良叛变后,带特务四处抓人,在审讯时,李不仅作纪录,还充当说客,现身说“叛 ”:“你们赶快招供吧,我以前也是共党分子,坦白了就可以得到宽大。我现在不是就活得很好吗?”由于李忠良死心塌地充当鹰犬,为虎作伥,10月20日获得“自由”。11月,徐远举安排他到侦防处侦防大队当了谍报员。解放后,李忠良混入巴县惠明乡辅仁 中学当教师, 1950年4月7日,市公安局政保处令巴县公安局执行逮捕。1951年2月5日,市法院以刑字第52 1号判处执行李忠良死刑。

根据李忠良交待,徐远举又将余永安密捕,经短促突击行刑后,余永安便叛变,交待他的关系人是“老张”。1946年初到达县女中任总务主任,开始与“老张”相识、交往,1947 年回到重庆商业银行当职员,仍一直与“老张”有交往,曾在老张家中看到过《挺进报》。本月15日,“老张”要来余处取钱。几个小时后,徐远举带着余永安回银行照常上班,暗中密控来找余的人,同时监控找余永安的电话。张开逮捕“老张”的罗网。余永安解放后被留用,后到南岸第一财经学校当老师。1955年被依法逮捕,侦讯结束后,根据市委书记任白戈关于余不是党员,不以叛徒论处的批示精神,送南岸农村监督劳动。

17日一早,雷天元押着余永安到嘉陵江边渡船码头、街上指认。碰巧,“老张”从黄桷镇过江到北碚,他穿过北碚公共体育场,走到文声书店转弯处时,迎面正碰上余永安和特务,余点头向特务示意,特务蜂拥而上揪住“老张”不放。“老张”边反抗边叫喊,以期引来群众围观,好趁乱逃脱。特务们怕群众围观,边拳打脚踢,边前拉后推,将“老张”推进街边兴江旅馆楼上。进得旅馆房间,特务抱起被子,将“老张”按倒在床上,捂得严严实实,憋得他呼吸困难,拼命挣扎,不一会儿,“老张”便招供了自己的身份,承认自己是地下党中共重市委副书记冉益智,指认巳被捕的刘国定是重庆市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的书记。供出沙磁学运特支书记刘国志及刘在荣昌的隐藏地等等。

冉益智,本名冉启熙,1910年生,四川酉阳人,酉秀黔彭联合中学毕业,1936年参加国民党,任国民党酉阳县党部干事。1938年参加共产党,历任合川县委、北碚、万县中心县委宣传、组织部长、县委书记,1947年10月,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分管学运工作。4月18 日,徐远举再审刘国定。仅一声“市委书记刘国定”,便犹如一声炸雷打在刘国定的头顶上。

刘国定毕竟是位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最初也想咬紧牙关挺过去,几个特务把刘国定绑吊在刑架上,用皮鞭抽了他几下,他依然咬紧牙关拒不承认,徐远举火了,喝令动大刑,将刘国定打得死去活来。三个多钟头后,刘国定终于溃崩了,痛苦地呻吟道:“不要打了……我说……我什么都说。”

冉益智、刘国定相继沦为叛徒后,为邀功竟然争着向敌人出卖同志,甚至亲自带特务去抓捕地下党员,使江竹筠、陈然、罗广斌、成善谋、刘国志、李文祥等上百人相继遭到逮捕。

与冉益智、刘国定不同,地下党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的叛变却十分令人深思。李文祥被捕后,任凭敌人酷刑折磨,三次受审,两次把他打得昏死过去,但他坚不吐实,视死如归,在敌人的审讯面前表现了非凡的坚定性。当特务用上级刘国定、冉益智的叛变来说服他时,他大义凛然地嘲笑他们的可怜,特务无计可施,将他带上脚镣手铐关进了白公馆。在狱中,李文祥思考着自己的被捕,更关心着新婚不久与他一起被捕关押在渣滓洞的妻子熊泳晖。当特务带他到渣滓洞去见妻子时,他的感情突然变得非常的脆弱,妻子反而鼓励他坚持斗争,不要怕!可是,李文祥对妻子的爱情却软化了他的革命意志,回到牢房,他开始伤心落泪,对同牢的陈然讲:“入党十年,当书记负责地下工作,苦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盼到革命就要胜利了,万万没想到这样的时候自己会被捕,还连累妻子一起蹲大牢。现实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不谈情况,不交待,说不定我太太哪一天就会被拉出去杀掉的……命运为什么对我这么残酷啊?”陈然见李文祥的情绪悲伤消沉,曾多次帮助他、开导他,鼓励他,希望他坚定革命信念。但是陈然的苦口婆心一点也没有打动意志消沉的李文祥。

特务抓住李文祥感情脆弱的特点,仍然让他定期与妻子见面。一次,特务又提他去与妻子见面,并告诉他:“有什么要说的话你赶快说完,这是你最后一次同你太太见面了。我们暂时还不杀你,先杀你太太,因为她对我们没什么用处。”李文祥恐惧、惊慌到了极点。“ 要杀熊泳晖了,他们这次真地要杀我太太了!”李文祥可以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可他太爱自己的妻子,为了救妻子的命,他决定去交待自首,并且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陈然,陈然竭力阻止他,告诉他这可能是敌人的阴谋,甚至提出:“你真要去自首,我就跳楼自杀!” 李文祥却说:“刘国定、冉益智这些比我更重要的领导都叛变了,而二处要我选择的又是这样尖锐的两条路,不是自首,就是枪毙,我死了对革命没有什么,多几个我这样的叛徒也决不会影响中国革命的胜利,组织上巳经完了,我现在必须为我的太太打算!”1948年12月22 日,巳坐牢8个月的李文祥趁放风的机会跑到特务办公室要求“坦白情况”,彻底叛变了革命,他交待了何柏梁、程谦谋等16人,导致6人殉难。

李文祥因“功”被特务机关授予上尉军衔,死心塌地地成了一名特务。1951年2月,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李文祥死刑。

徐远举因破坏《挺进报》和重庆地下党组织有功,得到了重庆缓靖公署、国防部二厅、保密局三家上司的奖励。朱绍良直接向蒋介石汇报,领得办案经费法币5亿元,并奖给徐远举本人“陆海空军一等奖章”一枚。 据沈醉回忆:“毛人凤一直认为自他主持保密局以来最得意的三大政绩中,排在头一项的,就是1948年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在重庆破获了中共重庆市委组织。由于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的叛变,使在重庆和四川其他地区的地下工作人员有近两百人被逮捕。毛人凤特别重视这一工作,特派叶翔之赶往重庆去协助,并把刘国定带到南京,希望他进行破坏中共长江局的组织……。毛人凤从这件案子办完后,对徐远举倍加称赞,除给他请陆海空一等勋章、发给奖金五亿法币外,还决定成立西南特区,委徐远举为区长,负责领导西南四省的工作,有调动四省军、警、宪、特之权,以便集中力量从事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

血与泪的嘱托

由此,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条清晰的线索:由于许建业中了特务看守陈远德的阴谋诡计,导致刘德惠被抓——刘国定来找刘德惠,落入守株待兔的特务之手——刘国定有保留地出卖了李忠良等(刘国定对许多重要情况合盘托出,是在他的身份被冉益智暴露以后),李忠良紧跟着又供出了余永安——余永安供出“老张”,导致冉益智被捕——冉益智再供出刘国定隐瞒的市委书记的身份,造成刘国定彻底叛变——两位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叛变,于是使重庆地下党几乎遭至全军覆没。

在1949年“11、27大屠杀”开始前夕,难友们都知道自己活着出去的可能性很小,但他们没有悲伤,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到的是执政党的未来。1949年年底,新中国巳经成立,狱中党组织决定,打破所有的界限,互相讨论情况,总结经验,尤其重要的是,务必使我们巳经成为执政的党,记住地下党工作中的重大失误造成的惨痛教训。

当时,大家都认为罗广斌有着一个当大军阀哥哥的关系极有可能活着出去,除此之外还有刘国志,因为他也出身豪门巨富,家里又在不惜金钱对他进行营救,出去的希望很大,所以很多讨论的情况都向他俩集中。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时,刘国志不幸牺牲,罗广斌在白公馆策反成功,组织十九人越狱脱险。越狱成功后,罗广斌一直将自己关在家里,奋笔疾书,写下了两万多字的《关于重庆党组织被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这份报告的第七部分是“狱中同志的意见”,狱中革命者对未来执政党的八条意见,是革命先烈生命的最后一刻血与泪的嘱托。

而报告中“切勿轻视适敌人和严格进行整党整风”一条,主要便是针对党内领导同志工作中的重大失误。如由于许建业同志的疏忽大意,未严格尊守地下党工和的纪律办事,没有把十七份入党审请书烧毁,直接导致十七名工人党员被捕,6人牺牲。间接造成的损失则更为惨重。

重庆解放前夕冉益智回到北碚黄桷镇82号匿居,重庆解放的第二天,他到江北一朋友家住下,以便进城活动。12月2日,冉到和平路原国民党市党部脱险同志登记处,找罗广斌未果。13日又到江北,进城企图找原地下党领导表白。18日,冉经民生路到大同路德胜戏院门口,却未料到被巳经自首的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迎面看见。急欲立功的李修凯不禁大喜,急步冲上前去,当胸一把抓住冉益智的衣领,大喝道:“冉益智,你这个共产党的大叛徒。走,跟我到公安部去!”冉益智一愣,看到抓他的人居然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副区长、军统少将李修凯,也紧紧将李修凯的衣领抓住,一口一个“你这个特务头子”地嚷叫起来。大特务和大叛徒在闹市区大街上你拉我扯,都想抓住对方立上一功。周围群众不知所以,团团围观。两人抓扯争吵着一起来到附近老街32号“慈居”(原徐远举的特务大本营,时为公安局政保处所在地)。冉益智再也未能跨出这道大门。冉被判处死刑,临刑前,冉益智写下遗书,要求将其尸体“弃之荒郊,与草木同腐”。

刘国定最初隐瞒下来的身份是被冉益智指供的,当冉益智进一步出卖地下党的秘密时,他也不甘落后,为邀功向特务机关交待了比冉益智更有份量的情况: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人钱瑛的住址。刘国定还亲自带特务到上海抓捕钱瑛,因钱瑛巳经转移到香港而扑空。在南京,刘国定因“积极反共、成绩突出”而受到了毛人凤的接见和嘉奖,特务机关授予他“中校专员”,随后他与冉益智一起被晋升为重庆行辕侦防处专员。1950年1月16日,巳逃到成都的刘国定向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自首,1951年1月19日在重庆被公开枪决,以慰死难烈士在天之灵。

许建业轻信看守陈远德,急中出错,当他看到刘德惠等人因他之故被捕入监后,捶胸顿足,痛不欲生,在狱中三次碰壁,撞得头破血流自杀未遂。1948年7月21日,许建业在大坪刑场被公开枪杀。被押往刑场路上,他面对街道两边夹道观望的群众一路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罗广斌在同一份给党组织的报告中对许建业的评价是“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贯长虹”。

谁能否认《红岩》中的“许云峰”——现实生活中的许建业是真正的英雄?

我们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来重新谈论“许云峰”身上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了的错误,绝非是要故意往“许云峰”身上抹黑,恰恰相反,我们认真探讨英雄人物的错误,正是为了更深刻地汲取教训,为了使英雄更加真实可信?因为:有着平凡人的七情六欲的英雄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过时的,只能是那些被过度拔高和有意神化的英雄。

(摘自《同舟共进》2008年第11期)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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