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锋

农民与城里人30年的纠葛:农民是个什么民?

改革开放30年回顾，似乎错失了一个重要主题：感恩。今天，我们重拾这个主题，感谢农民，尤其感谢两亿多农民工。没有他们粗糙的双手，所谓崛起的大国，所谓中国奇迹，所谓世界工厂。根本不成立。

谁说世界是平等的?“狗日的户口”何以不绝，背后实质是某种利益垄断

30年来中国受质疑最多的制度可能就是户籍制度。

在中国假如60年前大家都是农民，先进城的凭什么要排斥后到的?日：利益。

中国的问题，千条万条，最主要的一条是入太多，可供分配的太少。但“人太多”不能成为人口歧视的理由。2008年春运，广州这座民工过境之城展现出最大的善意，将最具现代化、国际化标志意义的广交会场馆拿出来招待滞留民工。当时学生义工、政府工作人员齐上阵，疏导帮助那些落难不能回家过年的人，他们是珠三角经济崛起的功臣。

其实，广州人民哪里知道，农民工走了，不再回头。东莞排起了退保的长龙。一项旨在偏向民工的社会福利制度何以被拒绝？因为工厂朝不保夕，他们不知未来在哪里。

当前，鼓励农民回乡创业成为一种口号。这并不是什么新鲜提法，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为解决农民出路曾提倡大办乡镇企业。

上世纪80年代，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离土不离乡”政策，农村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探索出一条非农化途径：“农民充分利用原有的农村生活设施，进镇从事工商业活动，在当前不失为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昔目铁匠鲁冠球，就是那时冒起的千万个草根精英之一，鲁于1985年被美国《商业周刊》以“中国新时代的英雄”赞扬。“离土不离乡”避免了农民涌向城市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正当金融危机之时，有人重提“离土不离乡”，“回乡再创业”。如果大城市都没生意做，农村何来机会？中国2.26亿民工，乡镇企业解决了0.8亿。尚有同等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人口需要转移出来。

关键是如何解决，和解决的诚意。民工迟早要进城，进城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在东莞这样的珠三角城市，他们是来了就用、用完走人的“候鸟”。长三角优于珠三角之处就在于农民工培训。当下经济萧条，最应花的钱应该是民工培训，也算是一种感恩与补偿。4万亿之中，没有民工的培训费的救市方案，只会是城里人的分肥方案。

30万民工子弟就读，成了北京人的新难题。北京丰厚的教育资源，令民工进城的目的倒置：过去是因打工而找门路让子弟上学，现在是为子弟进京上学而打工。如果实行居住证制度改革、民工子弟可在京考学，那将是对北京市政府和市民的最大考验。届时，道德困境和竞争压力纠缠在一起。中国的户籍制于人道原则，于生产力原则都不符。事实上，城乡两个世界的纠葛伴随着中国城市化全过程，抛下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也断难成功。生产力上，打破城乡二元将极大提升生产积极性。激发中国农民巨大潜能。我们不妨请经济学家算一算。这将提升中国GDP多少个百分点?

农民是个什么民?城管是个什么管?城管何其威，小贩何其衰

城市应该光鲜整洁，还是应该“乱七八糟”？权力意志喜欢前一种，哪怕是现代都市的幻觉；文化人喜欢后一种，因为那是城市魅力所在。

在权力意志规划下，城市最好都像北京国贸周边一带，光闪闪、亮堂堂，透着现代感，高傲而冷酷。这里绝不允许农民摆卖煎饼果子、贩光碟、支瓜摊，可这些都是城市生动的细胞。没有生动细胞，就像如今的中关村，冷酷不好玩。

相信城里人都见过城管“老鹰抓小鸡”的游戏。城管是权力意志的代表，“小鸡”是下岗者和农民。城管制度当初目的是为了维护市容。管制流动摊贩，但制造了大量的社会冲突事件。城管与摊贩之间以暴易暴、酿成人命的悲剧屡见不鲜。

农民如果不是为了生计断不会忍辱进城讨生活。2000年，湖北省一位叫李昌平的乡党委书记给国务院领导的信中感叹：“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假如“三农”问题长期存在，农民们唯有进城讨生活。

在中国特有的二元世界中，如果你不幸生在另一半，对不起，你抽到下签。生为农民，在城市你就得被人管、被人赶，招人白眼。

乡村何以衰败?工农剪刀差剥夺了农民收益，人才剪刀差抽走了乡村精英

城市不好进，乡村也不好呆。如今的农村已非昔目田园牧歌。

打工者出走的乡村已是一幅破败景象。“3861部队”，除了妇女儿童，剩下就是老人了。土地勉强在种，只能维持生计。农业只是一碗饭，工业才是一桌菜。但乡镇工业已没了当初红火的景象。现代工业留给乡企的空间有限。它们只能干城里漏下来的活儿。

乡土文学里，“随便到田里搞一下就是一顿菜了”。今非昔比，化肥、农药滥用，导致鱼虾绝迹。顺便提一下，城里人喜食的田鸡是速成饲料催肥，乡村已无青蛙这个物种。村口的大树已被伐去盖房。村委会形同虚设，职能只剩下卖地和修路。乡土的衰败，令文人骚客备感失望。故乡沦为某种文化符号。

工农剪刀差剥夺了农民收益，人才剪刀差则抽走了乡村精英。这种人才的“抽水机效应”表现为层层抽取，村里的能人到乡。乡里的能人到县，县里的能人走省城，省城的能人直奔京沪穗—一这直接推高了京沪的房价。

乡村青年才俊经当兵与考学外流。他们是乡村精华中的精华。此外就数出外打工者了，他们以汇款的方式回馈家乡，但有些事是汇款解决不了的，比如参政议政。

农民在人种上与城里人并无差别。所谓农村人口素质低，除了精英离乡之外，主要是当地教育资源奇缺。

“我看了网上那些代课教师给我的留言，那真是‘血淋淋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向传媒感慨。这个经济发达省份乡村代课教师月薪平均不过三四百元，“一个月吃不上几斤肉，一辈子买不起一套房子”。

新生代农民还会那么听话吗？农一代与农二代：父亲是父亲。我们是我们

老一代民工即“农一代”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但城市别指望这样对待“农二代”，那些与你我同样有现代意识的80后农民工。“农二代”，才是未来中国农业剩余人口最大的危机。

一位工厂老板笑谈，新生代民工也追电视剧，也参加PK选秀，对自己的权利特别看重，头脑灵活不好管。农二代“放下书包进工厂／工地”，根本不懂种地，对城市街道胡同的熟悉胜于乡野田畴，乡村没有位置，他们想当然以为自己的未来在城市。

2008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6555名“90后”的调查显示。61.1％的“90后”认为：出身背景、家庭财富、父母关系、学校好坏等因素对自己的成长有重要影响。同龄群无形中已被划分为三六九等。城市／乡村皆如此，80后／90届对“起点不公”的愤懑将是未来社会冲突的导火索。

《中国青年报》就相关调查发表文章《聚焦新生代农民工：平等比生存更重要》，第一代农民工能及时拿到工钱就知足了，而农二代民工眼里，获得城市的平等待遇，比工钱更重要，“他们不想再是城市的匆匆过客”。除了关心薪水、还关心工作时间、工作环境、培训机会、社会保障等，比其父母辈有着更强烈的接受继续教育和自我发展的愿望，务工是为了“进一步提高自身技术”和“增长见识”。

新生代农民工，其实远不是一个“农民工”的词所能概括。与其父辈相比，他们从小到大衣食无忧，缺乏吃苦耐劳的品性，崇尚个性张扬。在求职、工作过程中，他们敢于“挑肥拣瘦”，一旦遇到侵犯自身权益的事，绝不会像父辈一样选择忍气吞声，忍辱负重。

农二代民工与其属于农村，不如说属于城市，他们构成中国国际竞争力的一部分。假如政策性地将他们“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将是中国的损失，也是中国的危机。城市政策假如忽视农二代的权益，将铸成大错。

（摘自《文学故事报》2009.3.15）B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