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新洁

1936年6月28日，邹韬奋在《大众文化的基本条件》一文中明确指出：“大众文化的基本条件是要大众化，是要不忘却大众，是要切合于大众的真正需要，是要能适合于大众的容受性。”这里，他把适合于大众的“容受性”提出来，作为发展大众文化的基本条件，足以表明其为大众服务的思想及其准则。“容受性”，事实上代表的就是民众的利益，他们容纳什么，排斥什么；接受什么，反对什么；欣赏什么，鄙弃什么；感激什么，厌恶什么；需要什么，不要什么等等，总之民众的一切健康、正当的要求，均在二者中有所体现。报刊要能适合于大众的“容受性”，大到编辑思想、服务精神、编辑业务、职业道德、经营管理，小到言论的撰写、读者来信的处理、广告的刊登、遣词、造句、修辞等，都必须以体现人民大众的利益为要求。

一、服务精神

（一）为最大多数群众服务，是韬奋新闻出版思想的精华。早在1925年，韬奋就提出了“服务上之彻底精神”的要求。他主张办报要为大众利益服务，强调办报要“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要照顾到一般读者的需要”，称读者的参与是报纸的“维他命”，要以读者为师，“且做且学、且学且做”。报纸要替群众说话，成为“为大众作喉舌的刊物”，进而成为真正的“人民的报纸”。他认为“只有尽一个人的心力，使社会上的人多得他工作的裨益，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韬奋在自己的新闻生涯中，之所以能够始终不渝地坚守为大众服务的目标，就在于他较早地确立了为大众服务的人生价值观。可以说，这是从根本上解决了为什么新闻记者要树立群众意识的问题。

（二）为最大多数群众服务，始终统帅着韬奋的新闻出版事业。在筹办《生活日报》时，韬奋说：“本报注重为大多数民众谋福利，不以赢利为最后目的。”“我们这一群的工作者所共同努力的是进步的文化事业，所谓进步的文化事业是要能够适应时代的需要，是要推动国家民族走上进步的大道。”在编辑报刊的服务对象上，韬奋的着眼点也逐渐从市民阶层中的知识分子扩大到广大的工人、农民、城市其他劳动者，把自己的服务对象扩大到除汉奸、卖国贼之外的“最大多数的群众”。他主办的报刊都是以“疲而不倦、劳而不厌的傻子们的服务精神”服务于大众和读者，典型的例子是《全民抗战》在尽力通俗化的前提下，另出了“战地版”、“通俗版”，充分体现了邹韬奋对供应大众精神食粮的高度重视。韬奋还采用低廉的价格和灵活多样的发行方式，他不轻易提高报刊的售价，尽力以低廉价格让更多的读者分享到精神食粮；主张《生活日报》采用中型纸或小型纸，便于读者保存、携带、检阅；宣称《生活日报》要冲破“中国人民大众，教育不普及，购买力极低”，“许多人不能看报纸，许多人能看报纸，而买不起报纸”等难关，而深入最广大的群众之中。

（三）为最大多数群众服务，是韬奋新闻出版工作努力的三原则之一。譬如读者来信，韬奋把看读者来信当作“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答复的热情不逊于写情书。”它往往“把读者的事看作是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打成一片。”《生活》期间，韬奋每天要收到100多封读者来信。最初，每封来信他都自己拆阅和答复，后来来信实在是太多了，他才确定几个人专门负责处理来信。他为读者提供信息，交流思想，组织读者参加社会活动，为他们代购东西，并风趣地称采购的同志为“马路巡阅使”。韬奋对读者的无限热诚，赢得了广大读者的爱戴和信任。他成为读者的“好朋友”，读者也是他的良师益友。广大读者把刊物看成是自己的刊物，不但自己订阅，还要传给下一代；不但自己受到教育，还用报刊上的道德去教育别人。

二、编辑业务

（一）努力创办各种报刊，满足不同阶层文化需求。在为最大多数群众服务的指导思想下，韬奋认为报刊一定要成为对读者“有益的精神食粮”，成为读者“常在进步途上的益友。”在韬奋的指导下，生活书店一方面出版比较专门的学术著作，如《世界文库》、《世界学术名著译丛》、《百科小译丛》等，以满足少数文化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大量出版了适合工农大众和青年学生阅读的书刊，如《青年自学丛书》、《新知识初步丛刊》、《少年文库》等。这些书刊从政治、 经济、思想、文化、军事等方面，为不同阶层、不同文化水平的读者提供了健康有益的精神食粮。抗战爆发后，为了配合形势需要，生活书店又以广大军民为对象，出版了大量抗战文化书刊，如著名的《救亡丛刊》、《战时教育丛书》等，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大大推动了抗日爱国运动的发展。

（二）办报刊要有创造精神，形成报刊的个性与特色。还在《生活》周刊创办之初，韬奋就提出：“我们深信天下无十全的东西，最要紧的是有常常力求进步的心愿。”后来在《经历》一书中，他又总结了办报刊的经验，认为办报刊“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精神”。他反对雷同和模仿，把这类刊物称作“尾巴主义的刊物”。他说：“没有个性和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了。”他取舍稿件的标准是“有价值和有趣味”，既反对老生常谈，也反对滑头面孔，而是提倡把有益、有趣结合起来，寓教育于趣味之中。同时，邹韬奋在编排刊物注意编制的研究化 (帮助读者了解新闻背景和前因后果)；思想的统一性 (言论、新闻和副刊采取一致的思想态度)；内容的广泛性 (反映民众多方面的生活) 。韬奋还力求照片和插图的醒目。这些，都受到了读者的赞许。韬奋曾说创造的益处“就是我们可以独出心裁，想出新的办法来适合我们实际上的需要，使我们进步得更快，使我们得到更圆满的结果。”

（三）文字和内容上力求大众化，文风要“明显畅快”。1927年3月，韬奋接办《生活》周刊之初，就在《本刊与民众》中郑重提出：“本刊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式的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的文字”。1936 年，韬奋在《生活日报》上提出：“它的内容应该力求大众化，应该极力接近大众，使大众看得懂这个报；使大众感觉到这个报对于他们的知识、经验以及一切日常的生活，都有益处；使大众感觉到这个报是他们的生活里不能离开的一件东西。”他办报刊的目的，在于要使一切初识字半通文的孩子们、农夫们、工友们、妇女们，都能够看得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大众的生活反映到报纸上面来；只有这样，《生活日报》才是大多数人的报纸，而不是少数人的报纸。”在当时的中国报界，完全用语体文来写新闻的报纸还没有，邹韬奋能适时提出这种观点并且创办了《生活日报》，可谓进行了大胆尝试，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四）重视言论。韬奋所主办的所有刊物，每期都有他所写的言论，诸如社论、笔谈、短评和小言论等。这类文字，“切合于当前所注意所要解决的各种实际问题”。他认为，言论的写作，一是要为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说话；二是除社论外，还要有各种专门问题的论文；三是短小精悍；四是语言通俗；五是为群众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不要公式化的空洞文章。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要有正确的立场。而他“每周最费心血的”是每期的“小言论”，虽仅仅数百字，却针对广大读者最关心和最焦虑的社会问题发表意见，语言简洁通俗，文笔犀利，针贬时弊，因此这一栏也最受读者的注意。以至于后来有许多读者来信说，他们每遇着社会发生一个轰动的事件或问题，就期待着这栏的文字。正如陈毅评价的那样，这些“小言论”，“竖旗文坛，横扫千军，刺透反动派的肺肝，尽了大众喉舌的光荣职务。”

（五）提出理想编辑的四个条件。在《征求一位同志》的文章中，韬奋谈到了他心目中编辑的四个条件：一是品性“大公无私”。韬奋认为这一点是最最重要的，在言论方面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编辑的动机要绝对的纯洁，绝对不肯夹杂私的爱憎私的利害在里面，绝对能秉着自己的良知说话，不受任何私人或团体的指使威吓利诱，或迁就私人的情面而作违心的言论；二是“锐敏的观察与卓越的识见”。编辑遇着一件事或是一个问题，不要人云亦云，总要运用自己的脑子深入地思考一下；三是“文笔畅达”。编辑不仅要能改稿，还要能写稿，心中想的东西能在笔下表达出来；四是“至少须精通一种外国文”。编辑要注意“搜集材料，贮蓄思想”，要在平时多阅读中外书报，所以要求至少精通一种外国文。

此外，他提出编辑要甘做“小花匠”、“垫脚石”、傻瓜和无名小卒，没有甘当无名英雄的品质，就绝对不可能做好“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工作。为了编好报刊，他强调新闻报道要快，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消息“捉” 到手。他“取稿凭质不凭名”。他说：“在这方面，我只知道周刊的内容应该怎样有精彩，不知道什么叫做情面，不知道什么叫做恩怨，不知道其他的一切。”他还强调校对工作，不允许刊物上有一个错字，对于准备发表的文稿，他不愿有一字或一句为他所不懂或不称心的，就随便发排。他还经常征求读者的意见，倾听群众呼声，不断改进编辑工作。这些都是韬奋编辑工作的宝贵经验和思想。

三、职业道德

（一）大公无私。“大公无私”是韬奋高尚职业道德观的思想基石。韬奋曾说：“《生活》的生命，就是完全大公无我的对社会服务的精神组成的。”所谓“大公无我”，就是视事业如生命，真诚服务，无私奉献。他认为：“天下最可鄙的是自私自利，天下最可敬的是为群为公。”他在《经历》中进一步诠释道：“我服务于言论界者十几年，当然有我的主张和立场。我的立场是中国大众的立场，我的主张是自信必能有益于中国大众的主张。”

正因为如此，他把大公无私作为对新闻出版工作者提出的四条要求的第一条。无论是撰述言论、接受稿件还是对人对事，韬奋都能出以公心，决不讲情面，循私情。他认为，大公无私并不难做到，只须立志做去，用不着什么特殊本领，是人人应该会的。原因在于他做事情是为了新闻出版事业而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为了社会公共事业去奉献，人生便有价值，便觉值得奋勉，便应力倡舍己为群的意志与精神。“倘若我们有了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个人的地位原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因为他“不是为着自己的地位干，是为着社会的或大众的福利干”，所以，才能够只知道“乐此不疲”地干工作，而鄙薄和反对那种争名夺利的行为。

（二）集体主义。集体主义职业道德观是韬奋在新闻实践中逐步树立起来的，特别是 “九一八” 事变之后，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民族解放运动。在斗争实践中，他日益感到：“个人主义以个人为一切利害的中心，以个人自由为标榜。”而集体主义则以国家民族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中心。自由的取得，必须团结大众，“做集团的斗士的一员”，进而争取民族的解放。所以，“我们要应现代中国的大众需要，就必须克服个人主义，服膺集团主义。”抛弃个人主义，转向集体主义是韬奋思想发展过程中一次重大的转变。

正因为韬奋有了集体主义的道德观，所以在敌人的诽谤、恫吓和威胁面前，在敌人的物质、地位的引诱面前，能够做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个人生死荣辱早置度外；正因为韬奋有了集体主义的道德观，所以他在《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经营蒸蒸日上的时候，想到的是如何发展事业，更好地为大众服务，从不为个人的升官发财动半点心思。他告诫广大青年，在人生修养上，尤其应加强集体主义的道德修养。他说，修养不应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要注意到社会性；是前进的，不是保守的；是奋斗的，不是屈服的；是要以集团一分子的立场，共同努力来创造新的社会，不是替旧的社会苟延残喘。”

（三）社会责任。韬奋的报刊一直洋溢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经历了从社会改良到社会革命的跨跃。20 年代中期，他主编《生活》周刊时，认为报刊只是努力帮助人们“敬德修业”的好朋友，这是他初期受改良主义影响所形成的朴素愿望。随着日寇铁蹄践踏中华大地，国难当头，韬奋以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爱国心和责任感，以一个先进的新闻工作者的使命感投入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生活》周刊从此改变为以讨论社会和政治问题为主，进而鼓吹救亡抗日。这是韬奋社会责任感最集中、最鲜明的表现。

在具体的办刊的过程中，韬奋在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自觉抵制一切低俗的习气，为新闻工作者树立了恪守新闻职业道德的榜样。他曾抨击当时报界流行的“低级趣味的弊病”和“凭空捏造、毁谤诬蔑”的现象，是“新闻记者的道德完全丧失”的表现，是一种“恶劣习性”。针对有人认为，报刊登载低级趣味的东西可以增强其吸引力。韬奋认为：“引人注意是一事，报的内容是否值得一看又是一事。倘若报的内容没有阅看的价值，徒然引人注意也是没有用的。”在他的思想里，读者的利益和健康的需要总是摆在第一的位置，“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关键是记者要有强烈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这是主持大众刊物的编者所必须负起的责任。”

（四）义利统一。在韬奋看来，不管出版社是什么体制，出版永远是一种传播进步文化的事业。他说：“因为我们所共同努力的是文化事业，所以必须顾到事业性，同时因为我们是自食其力，是靠自己的收人来支持事业，而发展事业，所以必须同时顾到商业性，这两个方面是应该相辅相成的，不应该对立起来的。”因此，办报刊的人也不能不重视经营活动，不得不赚钱。因为只有靠自己赚钱才能维护出版单位公正和独立的地位，才能保护“言论上及纪事上的大公无私的独立精神”，才能维持自己的事业。但是，韬奋深知媒体与金钱的利害关系，金钱的渗人必然使媒体传播的信息受到干扰并使媒体的公信力受到左右，所以他坚决表示，赚钱必须“坚守着合理正当的途径，切不可见利忘义，决不赚“不义之财”，决不能“专为赚钱而做含有毒菌落后的事业”。这种义利统一的经营观，是韬奋不同于当时其他人的显著特征。

正因如此，他在办报刊伊始就立下了明确的规矩，即“向来以不接受任何方面一文钱为铁则。”对于别人的“赠款”，不管是出自好意，还是恶意，他一概拒绝。他严格限制广告的刊登，“凡是骗人害人的广告，一概拒绝不登。”他强调广告“也和言论新闻一样，是要向读者负责的。”在广告道德方面，韬奋是同时期的报人中强调最多，也是在实际工作中做得最好的一个。惟其如此，他办的报刊才能在读者中赢得广泛而充分的信任。

四、经营管理

（一）“社会信用”。韬奋经营管理的核心经验，就是新闻出版事业一定要建立“社会信用”，即处理好新闻出版事业与读者，也就是与社会的关系。他认为这是新闻出版事业成功和发展的命脉。韬奋办刊物，“不以赢利为最后目的”，也决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投资。从《生活》周刊起，他就一直走的是“以刊物养刊物，以刊物助书店发展，以书店支援刊物”的道路。为了有效维护“社会信用”，韬奋强调，一是新闻工作者要有正确的动机，不能利用从“事业上所得到的社会的信用做自己升官发财乃至种种私图的阶石”。二是要克服自满、懈怠、退缩等情绪。三是信用也不能被“任何个人或任何党派”所利用，要顽强地与各种“黑暗”力量的迫害作抗争。正因为如此，韬奋主编的报刊在群众中享有极高的社会信用，受到的欢迎程度在当时是空前的，“无论是怎样偏僻的小岛上面，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韬奋的读者”。这种高度的社会信用为韬奋的新闻出版事业注入了极大的活力。

（二）股份制。韬奋经营管理的科学性与民主性，最主要地体现在企业的股份制建设方面。他在内部实行合作社制，将全部财产作为职工所有，以职工过去所得工资数额多少为比例，作为股份，(下转第102页）

(上接第96页）分配给全体职工所有。以后新进职工，则于一定时间，以月薪1/10投人作为股份资金。而且还规定社员最大的股款不得超过2000元，凡股份超过2000元以上者，其超过部分不再分予股息。他还特别注意避免大股东的操纵与控制，以免失去其新闻自由之特质。韬奋这种经营方式体现了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的原则，在当时有效地避免了社内职员的收人分化，在合作社内部没有谁剥削谁的存在，每个职工都有“主人翁”的责任感，使《生活》周刊在当时政治与经济都很无序的时代能得到较快的发展。当然，这种制度尽管有可能导致资本的分散化，影响企业的规模生产，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要想保持媒体的新闻自由，这种制度可以说是非常适宜的，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三）“人才主义”。 韬奋经营管理的科学性与民主性，还着重体现在人才制度建设上。他认为，在用人方面，要“严守人才主义，力戒安插冗员的恶习”，而且从制度上规定，“职务上应请的人材，须经过干部全体的通过，或用公开考试的办法。”他坚持“为公择人”，重视“有创造力的人才”，重视“中坚干部”的作用，注意放手使用和提拔真才实学的年轻干部。在培养人才方面，韬奋一方面主张在实际工作培养人才；另一方面又主张“修学与任事相辅并进”。为此，他提出建立“同人图书馆”等方法来解决职工的学习问题。至于“爱护人才”，邹韬奋更是无微不至，努力让职工“三无忧”：“第一是尽可以能使工作者无意外之忧，第二是尽可能使工作者无内顾之忧，第三是尽可能使工作者无后顾之忧。”完善的用人制度为邹韬奋的经营管理提供了方便和有力的支持，甚至在他出国流亡之后，《生活》周刊与生活书店能够坚持下去并且有所发展，这不能不归功于韬奋完善的人才制度建设 。

（四）公开性。韬奋经营管理方式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公开性。他在创办《生活日报》之初就制定了具体的纲要，建议“经济独立，会计公开”。《生活日报社股份两合公司章程》比较详细地说明了企业的经济独立与会计公开制度：规定每年6月底与12月底各结算一次无限责任公司在总决算时要提交营业报告书、资产负债表、财产目录、损益计算书、公积金及股息红利分派之议案等，先由会计师检查，再转送监察人复核，最后由股东会大会来加以确认。公司每届营业总额，除去成本与费用，先提法定公积1/10，再提付利息6厘，最后就无限责任股东、股东红利、职工奖金、特别公积金四项作百分分配。保证了经营管理的公开性。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

责任编辑：李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