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银舫

2008年11月9日，我在做一些去东北三省的准备，把新买的几本书插入书架。不知咋的，“啪”的一声，一本放在书架里的书掉了下来，拾起一看，是袁可嘉先生签赠的《九叶集》。一个星期后，我从东北回来，快速浏览已经积累了厚厚一叠的报刊，当翻到《文汇读书周报》第二版时，突然，一个标题钻入我的眼帘：“九叶诗人、翻译家袁可嘉辞世”。

我一下子怔住了，脑海里一直浮现着他的形象：朴素的衣着，矮小的身材，光秃的脑门，厚厚的眼镜片，低沉的嗓音，微笑的脸。我怀念他25年来对家乡的关怀和帮助，特别是他对我们文学创作的引导和扶植。他是位可敬可爱的学者、诗人和导师。袁可嘉是著名的“九叶”派诗人和翻译家。他和诗友结集出版了《九叶集》，序也是出于袁可嘉之手。《九叶诗派研究》一书称“袁可嘉对中国式现代主义诗学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其诗作也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袁可嘉主编了300多万字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引进现代派文学，长达2万多字的“前言”极有学术价值。袁可嘉翻译的《彭斯诗钞》《叶芝抒情诗选》《英国现代派诗选》《美国歌谣选》《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高中毕业后学习写作，当知道赫赫有名的“九叶”诗人、英美文学专家袁可嘉先生是我们慈溪人时，喜不自禁，也不顾天高地厚冒昧地向他求教。1983年9月的一天，我收到了他从北京寄来的回信，鼓励我努力写作，并表示“我与家乡文艺界没有什么联系，以后盼继续来信”。于是我们请他写了篇回忆家乡的文章，连同我写的《袁可嘉小传》一同发表在家乡的刊物上。当时他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了。

1985年10月，我与几个文学青年发起成立了一个诗社，从袁可嘉先生的《九叶集》中得到灵感，取名为“七叶诗社”，同时创办《七叶诗刊》，聘请袁可嘉先生为名誉社长、诗人路工和杭大中文系教授华宇清为顾问。袁先生对诗社十分支持，立即写信表示祝贺：“我热烈祝贺诗社的成立，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祝愿诗社兴旺发达，把慈溪和浙东的诗歌创作大大推进一步。”他还多次来信对七叶诗社社员的作品进行点评，说我的《少年的白发》“颇有新意”。在收到《七叶诗刊》第四期后，他来信说：“这期诗刊中，《轻轻的风儿向我诉说》和《假如》，我比较喜欢，因其笔法自然，且有情趣。《叶子赞》意思不错，表达上也干净顺当。这样努力下去，将来可望有好成绩。”

在七叶诗社成立一周年之际，他又给全体诗友写来一封信，说：“七叶诗社成立一周年，坚持出刊物，这是大家艰苦奋斗的结果，我向大家表示祝贺。刊物是有进步的，还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刊物内容除诗作外，也可登些小评论或国外诗坛消息，这样会丰富活泼一点。”

他在给我的信中，对七叶诗社作品中存在的创作理念及手法上的缺点也提出了婉转的批评。如1986年7月25日信中就专门提到：“我很关心你们的进修问题。你们要多读一点现代的外国诗，不一定是现代派的。现代派的诗有助于解放思想，也对表现方法有益处，但注意不要学偏了，只学他们的皮毛，一切都要通过自己消化，才有用。”

我曾于1991年10月11日去北京永安南里袁可嘉先生的寓所。那年他刚过70周岁。他的书房是一套二居室的房间，室内没有什么装饰，墙上、平顶都是那洁白的涂料，地坪上也是光光的水泥汀。由于拥挤，一套组合沙发被分成几把椅子和凳子，散布在室内。四壁皆书，书橱依墙而立，排成一片，书橱似乎没上油漆。我第一次见到私人有这么多的外国文学原版书，装帧极漂亮。其中有一个书橱，专放他自己创作、编译的各种著作和有关杂志。

那天是老诗人路工先生陪我去的，都是慈溪人。他们两位谈了不少家乡的话题，也谈了些文学创作，袁先生签赠了他的新著，还答应有机会回家乡聚谈。

1994年11月中旬，袁可嘉在杭州参加全国文学翻译学术研讨会后，回家乡探亲。事先他写信给我，逐日安排了在慈溪的日程。他在信中说，“这次是私访，最好不要惊动市府领导，也不用派车迎送。与文友们相聚，也只宜采取座谈会形式，主要是听听人家的意见，不必由我主讲什么。当然，我也准备讲一点，讲什么，请你事先了解一下，要适合大家的兴趣和要求。招待之类，一律免去，大家搞个聚餐会，每人出个份子(不要超过30元)，不是很好吗？我看外国人招待客人都很简便实惠，实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次千万不要动用公款搞宴请，切记切记。我对家乡无甚贡献，决不可那样做。否则，我会于心不安的。”袁可嘉到慈溪后，在文学爱好者座谈会上谈了些诗歌创作的动态及理论。大家都随兴发言，简短而不失热烈，随意而不无虔诚。座谈会结束后，袁先生来我家，在坐的还有版画家、书法家。我妻早就准备了一大桌家常菜，大伙说她菜做得好吃，连不苟言笑的袁先生也说我好福气。袁先生回京后给我来信说，“此次返乡探望亲友，极感愉快。你和其他文朋诗友殷勤招待，使我感到乡情的温暖，难以忘怀。”

后来，我从事文史写作。袁可嘉每见我有一点点成绩，总会写信给予鼓励，激发我脚踏实地，勇往直前。他收到我的《挥不去的乡愁》后说，“读到了你的新著《挥不去的乡愁》，丰富了我对故乡文化人的认识，非常高兴。你在宣扬慈溪文化方面的贡献是值得称道的。”

袁可嘉先生知道我喜欢收藏慈溪人的著作，所以每有新书出版，总是及时赠寄给我。我收藏的他的著作有20余本，大都是他赠送的，并都签了名。这些书中，有他的诗文合集《半个世纪的脚印》《九叶集》《现代派论·英美诗论》《论新诗现代化》《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现代派文学研究》等。

袁可嘉先生晚年体弱多病，在上世纪末就住在美国纽约的女儿家，但他仍不忘学术研究和写作。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我今年还算有点收成。除为北京文化界举行的纪念《九叶集》出版二十周年撰文三则外，还为台湾格林公司修订旧译《彭斯诗钞》和《叶芝抒情诗选》，明年出繁体字版。近日又在修订旧作《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明年出修订版。”

他对学术研究精益求精，从不满足已有的成就，不断地修订着，完善着，恪守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做学问的操守。

去年12月27日中午，我接到袁可嘉先生的长女袁晓敏从纽约打来的越洋电话，她告诉我，袁先生患病多年，现在已无法看报写字了，连生活也不能自理了，但希望在有生之年见到自己的文集出版。原来她已协助老父编辑整理了六卷本的《袁可嘉文集》。

文集尚未出版，袁可嘉带着遗憾离开了我们，我为此感到万分的惆怅和无奈。他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文学事业，年轻时代的诗歌创作，中年时期的英语翻译，改革开放以后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研究和推介，成为声名卓著的诗人、翻译家兼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