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永晔

“我的先生是‘五四启蒙运动的领袖之一。他那些明白、清楚的著作，陪伴在我成长的年代。我当时是台大史学系本科生，曾经拜见过先生三次，对他平易近人的民主风度，印象深刻，心存感激。”2008年盛夏，已逾耄耋之年的台湾著名学者林毓生，在下榻的杭州新新饭店403室，写下了这样一段追忆往事、流露真情的文字。

林毓生的老师，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宗师、曾以一本《尝试集》惊醒白话文学的胡适。而林毓生下榻的新新饭店403室，正是1923年胡适数次来杭居住的地方。

跨越世纪的师生之情、穿透历史的人文理想，在杭州、在新新饭店403室这个特殊的地点碰撞，迸射出耀眼的火花。能够承载如此深厚印记的新新饭店，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随着新新饭店现任总经理徐步荣的倾诉，史页被翻开了。

从何氏到董氏

1912年7月，杭州开始拆除涌金门到钱塘门的沿湖城墙，从此西湖变成了城中湖，杭州变成了有湖之城。从那时开始，原本属于郊区的北山街才慢慢热闹起来，无数名流青睐这块背山面湖之地，于是沿路开始建造山庄别墅和饭店旅馆。

很快，纷至沓来的富商名流们惊讶地发现，已经有人捷足先登，在北山街中段、葛岭山下建起了3幢占地5亩的中、西式楼房，称作何庄。主人就是晚清时期上海最早的连锁企业“何锦丰洋广杂货号”的老板，宁波人何葆龄。在那个“宁波帮”纵横上海滩的时代，何葆龄无疑是他们中的佼佼者。何葆龄向往山清水秀回归自然的生活，相中了杭州北山路，营造何庄。这一年，距离今天，将近百年。

若干年后，新新饭店主楼之一的东楼兴建于何庄的旧址之上。而当初的何庄，也就成了新新饭店最早可以追溯的前身。

没几年，何葆龄去世了。何庄的产业落到了年轻气盛、极具商业头脑的何葆龄之子何积藩手上。与乃父不同，何积藩对于享受山水之美的兴趣并不大，但他却看到了北山街日渐繁华所带来的潜在商业价值。1913年，何积藩将何庄整修之后，开办了“新新旅馆”。“新新”之名，取之于《礼记·大学》中的名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更有趣的是，在那个大部分旅店尚停留在“客栈”档次的时代，新新旅馆已经有了一个很洋气的英文名“THE NEW HOTEL”。一方面承载了商人重儒重学的传统，另一方面表现了西学东渐的潮流。可以说，“新新”二字，集中了那个时代的文化风尚。

何积藩还请来了拥有旅店管理经验的朋友董锡赓担任经理，顺带照顾常年住在杭州的何老夫人。

于是，董氏家族的历史和新新饭店的历史从此写到了一起。

董锡赓，宁波镇海人。很多近代史学家称其为“中国最早的职业酒店经理人”。在董锡赓的细心经营下，新新旅馆的规模越来越大，知名度越来越高。1922年，董锡赓在何庄边上建造了一座别样的古罗马科林斯式5层高楼，这座建筑占地16.4亩，建筑面积2685.9平方米，大小房间92个，里面设有会餐厅、书楼阁、弹子房、跳舞厅、露天电影院等，并有自备的包车、轿子、游船等。冠名沿用“新新旅馆”。此举使“新新”一举成为旧中国最豪华的旅馆之一。到今天，董锡赓主持建造的5层高楼还是新新饭店的核心，被大家称为“中楼”。

也许是何家在上海的生意越做越大，无暇顾及杭州；也许是何积藩觉得董锡赓经营饭店劳苦功高；也许董家无微不至照顾何老夫人感动了何积藩；又或许是三者兼而有之，最终，小何老板把新新旅店的产权全部送给了董锡赓。

2007年5月，当一位白发苍苍但却依然精神抖擞的老人走进新新饭店时，徐步荣总经理热情地迎上去，紧紧握住老人的手，动情地说：“欢迎您回家。”

这位特殊的客人，便是董锡赓之子董炎山老先生。现年88岁的董炎山是董氏家族嫡系第二代惟一健在的老人，现在定居美国。在新新饭店举行的“《百年新新》历史文化座谈会”上，董炎山老人思维敏捷、兴致高昂，回忆起80多年前的童年生活，美好的画面依然历历在目。他说：“如今，我能够再次来到父亲创业的地方，来到陪伴自己度过童年的老房子，真是感慨万千。感谢政府，把这些历史建筑完整保存下来。”

新新旅馆与西博会

沿着北山街漫步，细心人会发现，在靠近新新饭店的地方，北山街朝外拐了个大弯。这个弯，见证了另一位名人的“新新”情缘。

他叫张静江，这位1877年出生于湖州南浔的戴着眼镜的书生，被孙中山先生称为“中华第一奇人”。他还有另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新新旅馆董锡赓的好朋友。

1922年，新新旅馆中楼刚刚建造完成的时候，重修北山街的工程开工。按照施工计划，长长的西湖北线将被拉平。但这么一来，新新旅馆中楼的前厅也将被削去。

“人不能没有鼻子，旅店不能没有前厅啊。”董锡赓为此专程找到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张静江。

没人知道当时董锡赓与张静江说了些什么，但这之后，张静江专门下达了批文，指示北山街改造“向外拐一点”，前厅就这么被保留了下来。

1929年，在张静江的促成下，杭州举办了首届“西湖博览会”。据说当时盛况空前，全国各地各行业代表、海外商人、华侨团体、各国记者、考察团等1000多人，纷纷前来参观、考察、洽谈业务，前后历时4个多月，参观人数总计达2000余万人，全部展品合计为14.76万件，共耗经费120余万元。

在那段“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的日子里，作为西博会总筹划的张静江一直坐镇新新旅馆，指挥展会的各种大小事宜。同时，新新旅馆还成为西湖博览会接待重要客人的迎宾馆。可以说，新新饭店是第一届西博会的见证人。后来为见证那段历史所修建的杭州西博会博物馆，也在新新饭店附近。

晚年的张静江避居杭州，他最流连的还是西湖山水，最钟情的还是新新旅馆。

见证浪漫爱情的“新新”

史量才，20世纪30年代中国报业巨子，江苏江宁人，清末曾任上海《时报》主笔，1913年接办《申报》，素以“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为立身之本。1925年，史量才在靠近新新旅馆的地方兴建了一幢别墅供夫人沈秋水居住，并以爱妻的名字命名为“秋水山庄”。这是他的一个“永久的纪念物”，见证了两人的爱情。

秋水山庄仿照《红楼梦》中“怡红院”的格局，内有小溪、长廊、假山，四面有庭院，沿着北山路有围墙和铁门。那时，沈秋水就在山庄内弹琴学艺，史量才也在闲暇之余与沈秋水双栖于此，日子好不惬意。

解放后，秋水山庄收归国有，成了新新饭店的分部，并一度改名为“西子楼”，1990年复名“秋水山庄”。如今秋水山庄的主楼和楼后花园都经过了修缮，庶几与原貌相近；尤其是青砖砌的围墙和石雕的花窗，仿佛旧时的风采依然在湖光山色之间时隐时现，令人以为是回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斯人已逝，秋水依依，韶华会渐渐被冲刷逝去，光鲜亮丽也将日渐斑驳，只是秋水依旧，爱情不老。

除了史量才和沈秋水的故事之外，新新饭店还见证了胡适和曹诚英的感情。

聪明美丽的曹诚英是胡适三嫂的妹妹，小胡适11岁。作为五四新女性的代表人物之一，曹诚英反抗包办婚姻，积极求知。1917年胡适回乡成亲与曹诚英相识后，两人一直通信往返，互有好感。1923年4月29日，胡适利用在上海参加会议的休会时间，来到杭州，下榻新新旅馆，与在杭州读书的曹诚英久别重逢，并写下诗句：“这回来了，只觉得伊更可爱，因而不舍得匆匆就离别了。”1923年6月8日和10月19日，胡适先后两次重回新新旅馆，并盘桓半月之久。10月3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日离去杭州，重来不知何日，未免有离别之感。”

1935年2月24日，奥地利姑娘格德鲁特·瓦格纳与浙江东阳籍中国警察杜承荣在新新旅馆举行婚宴，结为伉俪。

1995年3月25目，在东阳居住达60年之久的奥地利女士瓦格纳在子女的陪同下重游新婚之地新新饭店，其中国夫婿杜承荣已于1990年逝世。他们牵手一生，谱写了一曲异国恋的传奇。

文人逸趣的遗存

1918年11月，日本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入住新新旅馆，并写成《西湖之月》，对旅馆的住宿饮食等描写甚详。1921年5月，日本文学一代宗师芥川龙之介以日本大阪新闻社海外特派员身份访华来杭，慕名下榻新新旅馆。5月4日，他在给友人的信函中写道：“来到杭州，眼下在新新旅馆一室豪饮特产老酒。窗外是暗无星月的西湖，可见熠熠萤火。乡愁油然而生。”回国后，他写出了《中国游记》和《江南游记》，其中对新新旅馆有详尽叙述。

1923年10月19目，诗人徐志摩来杭游湖，与胡适等同住新新旅馆。徐志摩离开新新旅馆后，留下了文情并茂的《西湖记》。“一身诗意”的他悄悄地走了，却把诗的意韵留给了“新新”。

1926年，李叔同先生入住后来被划入新新饭店的招贤寺，丰子恺等人前往招贤寺探望。李叔同在他的《西湖夜游记》里这样写道：“残暑未歇，庭树肇秋，高楼当风，竟夕寂坐。”大师的墨宝，也为“新新”的历史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另外，新新饭店还曾留下艾青、巴金、黄裳、萧军、曾卓等等文人名士的身影。“新新”人都骄傲地说：“沙孟海先生为我们题写店名，启功先生为我们题诗，国内很少有同行酒店享受得到这种待遇了。”

现在，新新饭店已成为北山路历史文化街区的一部分。饭店于2004年对历史建筑重新整修和改造，与其他饭店整修不同的是，新新饭店严格遵循了修旧如旧的原则，把饭店的文化软件充分运用到每个建筑的细节当中，这在全国饭店行业中是史无前例的。2005年3月16日，新新饭店中楼、西楼又被列为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新新饭店深厚的文化底蕴再一次得到肯定，并赢得了“文物饭店”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