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永　马桂芝

摘 要：《中国长城建造时》是卡夫卡涉及中国的作品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篇短篇小说，在卡夫卡生活的晚期创作而成。这篇小说选取了具有象征意义的中国长城这一意象来阐释他的生命体验。他采用西方视角来审视中国，在这种审视中他找到了自己切肤的西方体验。对“长城”意象的选择，对长城建造的描述，切合了他的独特精神实质和真实生存感受。

关键词：卡夫卡 西方视角 “长城”意象 生存体验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作家把目光投向了古老神秘的东方中国，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度里寻找他们的创作灵感，把中国古老的意象作为他们的表现对象，并创作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比如，博尔赫斯、杜拉斯等。卡夫卡也是其中的一位。

卡夫卡的《中国长城建造时》是在他涉及中国的作品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篇短篇小说，在卡夫卡生命的晚期创作而成。在解读作品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分析一下卡夫卡选取中国意象所采取的视角，因为这决定了中国在他的眼中出现的面目，也决定了他如何把自己的思想融入到中国古老的意象当中。美国学者乔纳·史彭斯（中文名为史景迁）认为卡夫卡在文中表现出对中国的感受“有两点内容，既悠久性和无常性”。[1]（P110）其实，卡夫卡对中国的无常性感觉更为强烈。我们可以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在西方视野中，中国是处在一种与己不同的“他者”的地位，他们把中国作为一种“异己”的“非我”存在来看待，正如赛义德在《东方主义的再思考》中所言：“东方不是欧洲的对话者，而是沉默的他者（silent other）。”[2]（P144）这种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看待中国的视角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十八十九世纪欧洲最具影响力之一的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中国还处于人类意识和精神发展进程之前，并且一直处于这个过程。所以，在黑格尔庞大的哲学体系中，中国被置于历史之外。随着他哲学思想影响的扩大，他对中国的这一认识也被广大的欧洲人所熟识和接受；到了19世纪中叶，在美国出现了一种“中国城小说”，在这种小说中，出现的中国人几乎全部都是反面人物形象；在卡夫卡写这篇小说的20世纪初期，韦伯和斯宾格勒分别写出了《中国宗教——儒家和道家》和《欧洲的衰弱》两本书。前者从宗教、文化、知识分子等方面来考察中国三千年腐朽统治得以延续的原因，后者指出当时的中国文化正处于自己的衰落阶段。这些分析和论断带给人们更多的是对中国的否定性认识。在卡夫卡所处的时代，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负面印象为多，尤其是当时中国的贫穷落后、腐败无能更为西方人所不齿。而卡夫卡本人并没有到过中国，对中国也不了解，文中有几处表明了他对中国的无知，比如，他让西方的牧师成了建造长城时代的中国普通家庭的座上宾。因为卡夫卡没有切身的体验，他对中国的印象只是来源于西方的文本介绍或传统认知，所以他没有也不可能跳出这种大的西方视野。在《中国长城建造时》中我们就可看出一些迹象。在卡夫卡的眼中，中国是一个混沌的世界，“最含混不清的机构莫过于帝国本身了”[3]（P382），这正如博尔赫斯眼中的迷宫似的中国。而作为世界中心的帝都却是“垃圾已堆积如山”；中国人的思想状况是：“半文明的教育把多少世代以来深深打进人们头脑的信条奉为崇山，高高地围绕着它们起伏波动，这些信条虽然没有失去其永恒的真理，但在这种烟幕弥漫中，它们也是永远模糊不清的。”[4]P382他们是盲目顺从、近乎于无意识的群体。如果在这里我们对他这种西方意识感受的不是很强烈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卡夫卡涉及中国的另一篇小说《中国人来访》。来访者是一个“又瘦又小”的中国学者。当女佣人禀告有人来访时是这样写的：“‘一个中国人。姑娘说，并且痉挛般地竭力把她的笑声压下去，以免给门外的客人听到。”[5]P519当文中的“我”去迎接这个中国人时，他却因为我身躯的巨大而“一见到我，就赶紧往外溜”。这是怎样的一个中国人的形象！在西方人的佣人眼里就是可笑的角色，那在主人的眼里呢？或许卡夫卡如很多人所说的那样对中国有浓厚的兴趣，渴望了解神秘的东方古国，但是不可否认他这种了解的渴望所采取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

虽然卡夫卡用他的西方视角来俯视中国，但他还是情不自禁地选择了中国，并且以中国的长城来作为他的叙述客体，并把他的生命体验浸入他所选择的对象中。其中缘由，要从他本人和他选取的中国意象两个方面来考察。

他之所以选择中国长城作为叙述对象是有深意的，因为他在中国长城的象征意义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长城”是一个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意象，它所体现的是一种对外来事物的拒斥态度，是一种沉淀在骨子里的防御意识。这不但与中华民族的精神实质相吻合，也在一定程度上让卡夫卡找到了一个心灵自我描述的对象。因为卡夫卡是一个没有归属感的人：“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在捷克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波西米亚人，他也不完全是奥地利人；作为劳工工伤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阶级；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它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个作家；而就作家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精力常常花在家庭方面；但是在自己家里，他比陌生人还要陌生。”[4]P343在这样一种充满痛苦的生存状态中，卡夫卡找到了一个慰藉精神的途径：写作。虽然写作的代价是巨大的：“他把生命价值的一半交给了魔鬼，以成全他另一半的成功。也可以说，他为了‘灵的完美，作出了‘肉的牺牲。”[3]P19但这是他唯一能够接受，也是唯一适合他的生存方式。他把生命与写作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了一起。因此，当他的生命即将结束时，他立下遗嘱要把自己的全部作品销毁和自己同归于尽，生命没有了，作品也对他失去了意义。庆幸的是遗嘱没有被死板地执行。

在卡夫卡的精神世界里，除了写作之外，他对其他的一切都采取了逃避和拒绝的态度，他为自己的精神世界建构了一条无形但却实实在在存在的长城：“我经常想，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掩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里，饭有人送来，饭放在离我这间地窖很远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惟一的散步……”[6]P343在他的一篇名为《地洞》的小说里，他为自己造了一个地洞，然后“走下地洞，永远不会到外面去了，外界的事情听其自然吧，不再做无用的观察来阻止他们了”[3]P481。在卡夫卡的意识中，无论是地窖还是地洞，它们与长城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用来抵御外在的生命所不愿意面对和承受的一切。卡夫卡在一则日记中谈到他的名字时说：“我的名字叫卡夫卡Kafka，这是希伯莱语，它的意思是穴鸟。”[6]P14所以有的学者称他为“地窖中的穴鸟”。他在地窖的黑暗中苦心地经营着他用长城守护起来的“写作”，这是一种用心良苦的惨淡经营：“在我的身上最容易看得出一种朝着写作的集中。当我的肌体中清醒地显示出写作是本质中最有效的方向时，一切都朝他涌去，撇下了获得性生活、吃、喝、哲学思考，尤其是音乐的快乐的一切能力。我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萎缩了。”[7]P28“我的身上的一切都是用于写作的，丝毫没有多余的东西，即使就其褒义而言也没有丝毫多余的东西。”[7]P189卡夫卡为了写作拒绝了友情、爱情、婚姻和家庭，拒绝了一切美好的世俗生活，他就这样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他所惧怕的那份孤独，用精神上的长城围筑起来的孤独，正如他自己所言：“为了我的写作我需要孤独，不是‘像一个隐居者，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而是像一个死人。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更酣的睡眠，即死亡，正如人们不会也不能够把死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一样，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9]P93

正因为卡夫卡的写作与生命是水乳交融的，他作品的意蕴就是他的生命体验，就像作家徐星所说的：“卡夫卡活着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写什么样的作品是生活方式决定的，是命中注定的。”[10]我们阅读他的作品就是在阅读他的灵魂。阅读《中国长城建造时》也是如此。卡夫卡西方意识中的中国和中国人，恰好为他的生存体验的表达提供了载体。中国长城的建造采用的是分段修建的方法，以“五百米”为一个建筑单位，然后把许多个“五百米”连接起来。修建一个“五百米”需要五年时间，这是一个可以忍受的时间长度。在这五年内，民工们时时都会看到完工的希望。但是“当他们还沉浸在庆祝一千米长城会合的兴奋之中时，就已经被派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了”[3]P377，下一个五百米，下一个五年又接踵而至。于是又一次“像永远怀着希望的孩子，他们告别了家乡，重返岗位”[3]P378。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民工们要面对多少个“五百米”和“五年”，长城究竟能否最终建成。卡夫卡告诉我们：不能！因为“一切人类的目标和成功都以相反的方向运转”[3]P379，即使长城完工了，还有上面的通天塔，那是人类永远无法完成的工程。于是，民工们的劳作成了没有止境的、毫无意义的充满悲剧性的西绪福斯神话的又一种演绎。这与《城堡》中土地测量员的处境是一样的，永远存在希望，结果却是绝望，在希望中迎接绝望甚至死亡。

卡夫卡又从永远处在进行时态的无意义的修长城转到了这场悲剧的制造者帝国和皇帝身上。他眼中的中国地域辽阔且又专制混乱，统治者的神秘莫测、不可理解所造成的感觉恰好与他情有独钟的荒诞感、陌生感不谋而合。“一个孔武有力、不知疲倦”，身藏皇帝谕令的使者竟永远也无法走出皇帝所在的宫殿：“几千年也走不完，就是最后冲出最外边的大门——但这是决计不会发生的事情。”[3]P384在这里皇帝的宫殿和卡夫卡钟情的城堡是一样的不可逾越、难以把握，使者也和K是一样的徒劳无功、荒诞存在。身处南方的老百姓“不知道哪个皇帝在当朝，甚至对于朝代的名称都还存在着疑问”[3]P384，“在我们的各个村子里，早已死去的皇帝，大家以为他还坐在龙位上”[3]P384。北方的皇帝与南方的百姓之间已经陌生化了，在时间上也已脱节。北方的皇帝对于南方的百姓来说是遥不可及、无法理解也是与己无关的，最终势必导致南方的臣民“让帝国在他们的胸前消失”，这是一种极端陌生化下产生的彻底的精神上的抗拒，尽管有被动与无意识的成分。这种种体验都深入到了卡夫卡的血液之中。《中国长城建造时》是卡夫卡用第一人称写的最长的小说，这是否也在提醒我们：在古老的中国意象中，是作者自己的切身感受在陈述。

尽管古老的东方意象在卡夫卡的视野中是残缺的，非完美的，但他的极端自我封闭的精神实质在中国意象和精神中找到了一种认同与不谋而合，他的预言性的生存体验也在其中找到了微妙的契合点。他的西方视角注定了对中国意象的独特选择，而这种选择成全了他自我精神的完美再现。

注释：

[1][美]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廖世奇，彭小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转引自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编撰：《后殖民主义批评》，杨乃乔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奥]弗兰茨·卡夫卡：《卡夫卡全集（第一卷）》，叶廷芳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4]曾繁仁主编：《20世纪欧美文学热点问题》，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5]斯默言编注：《卡夫卡传》，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转引自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7][8]叶廷芳，黎奇等译：《卡夫卡书信日记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9]转引自汪剑钊主编：《大师经典（二）—诺贝尔文学奖错失的20位文学大师》，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

[10]转引自谭湘：《文学：用心灵去拥抱的事业——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拾零》，《文学评论》，1987年，第3期。

（刘永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外国文学教研室 273165；马桂芝 山东省邹平县第一中学 256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