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艳兵

今天，弗兰茨·卡夫卡的卡夫卡式的作品已经成为现代文学中拥有读者最多、争议也最多、影响也最大的作品。换句话说，卡夫卡是一个被人们广泛阅读，同时又经常被人误读、误解、误释的作家，有关卡夫卡的话题层出不穷、经久不衰。卡夫卡生前几乎默默无名，但是，在欧洲和全世界经历了一系列的灾变之后，卡夫卡一夜成名。套用卡夫卡在《变形记》中的那个著名的开头，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表述：“一天早晨，弗兰茨·卡夫卡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个伟大的作家。”

然而，事实上，卡夫卡生前并非完全默默无闻，他在世的时候已经引起了某些作家、评论家的关注和评价，因此，有关他的学术研究史应该从那个时候算起。今天看来，屈指一数，恰好百年。1907年卡夫卡的朋友布罗德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评价卡夫卡，然而此时卡夫卡还从未公开发表过自己的作品，因此以此作为卡夫卡学术研究史之发端似乎为时尚早。1915年德国的冯塔纳奖颁赠给了斯特恩海姆（Sternheim），但鉴于斯特恩海姆是一名富翁，于是决定将800马克奖金颁赠给卡夫卡。卡夫卡虽然一开始对这笔奖金还颇有抵触，但最后还是接受了这笔奖金，据说他用这笔钱买了战争债券，当然也就有去无回。不过这件事足以说明卡夫卡在当时德语文坛已经不再是无名之辈了。由此看来，卡夫卡生前也算是一个多少有些名气的作家，当然，这种名气主要只是在布拉格的德语文学圈内传播。尽管如此，我认为，对于卡夫卡及其作品的解读和研究并非只是在卡夫卡去世以后才开始，因此，有關卡夫卡研究的学术史还得从卡夫卡生前说起。

卡夫卡从一个作家变成了一个研究对象，随着研究成果越来越多，所有的研究成果又成为新的研究对象，“学术的卡夫卡”终于变成了“卡夫卡的学术”，“卡学”随之也变成了“对于卡学的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看到浙江师范大学赵山奎教授的新著《卡夫卡与卡夫卡学术》时，便不由得感佩作家的学术敏锐与学术眼光了。

赵山奎是我的学生，往事可追忆到二十多年以前。那时我在青岛大学中文系教授外国文学，他就是我所教的班里的一个普通学生。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对他并没有多少特别的印象，直到有一天他向我提交了本科论文《抵抗与消解———卡夫卡〈城堡〉解读》，我眼前一亮，感觉有些非同寻常，因为他的论文已经大大超出了其他同学论文的水平。在我的指导下，论文经过多次修改，最后我们联名发表在《国外文学》2000年第3期上。一位本科学生的论文，发表在如此权威的专业学术杂志上，这对我而言一直是一件感到欣慰和自豪的事情。对于山奎而言甚至影响了他的人生道路与事业追求。

赵山奎硕士毕业后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记得他的博士论文做的是传记研究，其实他暗中一直是希望继续做卡夫卡研究的，但因为不懂德语一开始就被老师，南京大学的杨正润教授叫停了。但我料想他心中的卡夫卡情结非但没有消逝，反倒在压抑中疯狂地增长、积蓄力量，以致一有机会就会呈现出来，甚至以一种爆炸的方式扑面而来。于是，我看到了他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有关卡夫卡的研究文章，还有就是眼前这部厚重的专著———《卡夫卡与卡夫卡学术》（以下简称《卡夫卡》）。

有关卡夫卡的学术史应该从百年前说起。1915年11月10日，作家弗兰茨·魏费尔在给卡夫卡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卡夫卡，您是如此纯粹、新颖、独立，而且完整，这使得人们最终必须要结交您，仿佛您已经往生或者永生一样。这种感觉是在任何活着的人身上找不到的。您在最近的作品中所取得的成就，确确实实在此前的作品中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您通过一个完全特别的、几乎是真实的故事，既有一定的普遍性，又有一定象征性地展现了完整的人类的悲剧。我这样说显得非常愚蠢。所有的人，尽管他们与您生活在一起，但是，都一定知道不能将您当一般的同时代的人来对待，他们也会这么做的。”[1]这种评价即便是今天看来也是准确深刻的。1915年卡夫卡的《变形记》出版，弗兰茨·魏费尔一直在夸赞卡夫卡的《变形记》。因此，将卡夫卡学术史的开端设定在1915年或许较为准确合适。这样也就大体吻合了此前提及的“卡夫卡百年学术史”的说法了。

1920年冬天，技艺精湛的朗诵大师路德维希·哈特在德国意外地发现了那时还几乎完全没有名气的卡夫卡小说集《乡村医生》。他仔细阅读了其中的几篇小说。1921年3月9日他在柏林朗读了卡夫卡的作品。“人们是从路德维希·哈特的讲堂中第一次听到弗兰茨·卡夫卡这个名字的。在很多报纸上，弗兰茨·卡夫卡的名字是作为路德维希·哈特所朗诵的散文的作者而被提及的。”哈特后来又将《致科学院的报告》加入自己的节目单中。[1]334哈特在布拉格也朗读了卡夫卡的作品。

哈特的出现证实卡夫卡已经是一位有些名气的作家了。“大概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卡夫卡在布拉格的德语圈子里还只是个地方天才，而现在他成为当代的伟大文学家，他在惶恐中确认，现在读者也能够再次认出他来：当他出现在某个演出现场的时候，人们会窃窃私语他的名字，而且在这个冬天一再发生的是，当他在演出之后被朋友劝着走进爱迪生咖啡馆的时候，邻座的人会不加掩饰地观察他。”[1]340托马斯·曼在日记中写道，哈特在1921年8月1日为他朗读了卡夫卡的散文，这是他第一次注意到这位作家。在9月22日的日记中曼又写道：“我对朗诵家哈特推荐给我的弗兰茨·卡夫卡的作品非常感兴趣。”曼还在《布拉格日报》上撰文公开推荐人们去阅读“最值得关注的”《审判》。

当然，在卡夫卡生前，人们对于他的作品的关注和研究远远不止以上零星记录，这些在赵山奎的《卡夫卡》中均有更为详尽的阐述和分析，这里无须赘言。卡夫卡去世后其影响和地位与日俱增，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一场噩梦的欧洲终于发现了卡夫卡的价值和意义。卡夫卡开始越出国界，在欧洲和美国走红，其影响迅速扩展了拉丁美洲、亚洲、非洲等世界各地。一股“卡夫卡热”很快遍及西方文坛，至今热度不减。随后，各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流派，如荒诞派、新小说派、存在主义文学、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都纷纷去卡夫卡那里寻找渊源和灵感。卡夫卡渐渐成了世界上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卡夫卡完全可以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等相提并论。”[2]“卡夫卡是当代欧洲几乎所有作家的先行者，”“这些作家意识到了也好，没有意识到也好，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3]“今天人们打开每一期德国的、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或意大利的杂志，差不多都会碰到这个名字。”[4]卡夫卡研究随即也就变成了西方乃至世界的一门“显学”。如今至少每两年有一次专门的卡夫卡国际学术讨论会，研究他著作的不计其数，产生了一大批研究专家和一些国际学术团体。卡夫卡研究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然而，我们对于如此丰富的卡夫卡研究成果却缺乏足够的重视与研究。卡夫卡的百年研究史究竟有着怎样的启示和困惑、价值和意义？于是，我们又回到了赵山奎教授的这部《卡夫卡与卡夫卡学术》：“百年卡夫卡学术陆续构建出了诸多矛盾和彼此矛盾的卡夫卡形象，卡夫卡学术本身很早也已成为卡夫卡学者所面临的‘卡夫卡式境遇。本书主要关乎卡夫卡学术，但很难想象一本关于卡夫卡学术的书，会不同时是一本关于卡夫卡与卡夫卡作品的书。同样很难想象，一个关于卡夫卡、卡夫卡作品与卡夫卡学术的书的作者，会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卡夫卡式的卡夫卡学者，以及，一个卡夫卡学者，会没有一个‘信使梦。但一个卡夫卡学者最大的噩梦，恐怕就是‘卡夫卡学术。”一段卡夫卡式的表述，拉开了卡夫卡学术史研究的序幕。

由于“整个卡夫卡学术充满了这样既遮掩又敞开、欲言又止、欲说还休、虚虚实实的花边文字”，因此，确实有那么几个瞬间，赵山奎觉得卡夫卡学术就是一个庞大的谣言：“一定有人说了卡夫卡的坏话，因为他没做什么坏事，却在20和21世纪成为一门学问的主人公。”因为第一个说卡夫卡“坏话”的就是马克斯·布罗德，他所制造的最大谣言就是从中产生了“卡夫卡学术”的那个谣言：卡夫卡其实并不想他的作品被他最好的朋友马克斯·布罗德烧毁，卡夫卡想要被人们“研究”。卡夫卡的遗嘱我们当然并不陌生，但将卡夫卡遗嘱放置在卡夫卡学术史语境中来考察，我们却前所未闻，由此可见本书作者的学术敏锐和巧思了。近些年来，我常听到这样的抱怨：“卡夫卡研究已经取得了如此丰硕的成果，卡夫卡的选题已经被前辈学者掏尽做绝，再也不剩下什么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只需略略翻看一下赵山奎教授的书便可了然。

卡夫卡所有的文字大体上可以分为三部分：日记、书信和作品。日记是和自己的交流；书信是和社会交流；作品则是内在与外在世界的统一。其实，卡夫卡的日记是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读的，正如他的作品可以当作他的日记来读一样。“他的日记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即使将生活的材料转化为思想，还需要用另一种故事讲述。也就是说，生活中真实的故事必须转换为一个能够更好地体现其思想的故事，才能获得讲述的有效性。他或许认为，这是一种更有效率的方式，也更具有对生活的穿透力。卡夫卡的这些特点在其日记中无处不在，与其说他的日记是为了记叙生活的，是为了抵抗遗忘，毋宁说他是为了牢记自己每一天的所思所想和对生活的独特感受。一个人的一生，在卡夫卡看来，应该从自己的思想中穿过，而不应该从简单的材料中走过。”[5]的确，卡夫卡的日记就是进入“令人困惑不解并且是复杂”的卡夫卡及其“文学空间”的重要路标。

赵山奎认为，卡夫卡那封著名的致父亲的信，与其说是写给父亲的，不如说是通过父亲给自己立传。“《致父亲》是一部很独特的作品。首先，这一作品很难归类，它是书信，但这封信却没有到达收信人的手中，它也是自传，但这一作品中的‘自我却是‘寄生性的；其次，无论是书信还是自传，一般都归为非虚构类作品，但这一封信却很有文学想象力、感染力以及修辞技巧，充满了生动的细节、戏剧性的场景描绘以及丰富的象征意象。但也不能说它是小说，因为它并非无中生有地创建‘另一个世界，作品中的‘父亲首先就应该理解为赫尔曼·卡夫卡。”[6]与卡夫卡日记一样，卡夫卡写给他人的信中也以另一种方式在呈现自己。

总之，赵山奎的《卡夫卡》总能在别人不易发现问题的地方找到问题，然后又在别人往往一筹莫展的地方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得出人们意想不到的结论。这些当然应该归功于他的独具慧眼，而慧眼则源自慧心，说到底，这就是一颗热爱学术、执着追求、心无旁骛、锲而不舍的心。

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布朗肖写了本书，书名有些意思：《从卡夫卡到卡夫卡》。这里的“卡夫卡”始终是同一個卡夫卡吗？“如果是的话，卡夫卡只能是空无（唯一加倍却不使内容增加的）；如果是的话，‘从与‘到的字义将无法动弹地彼此抵消，失效地陷入全然内在，导致被此两者所连接的‘卡夫卡彻底瘫痪。反之，如果不是的话，两个卡夫卡本身的意义则产生变异的必然相斥，矛盾地潜入双重无法重复的差异匿名；如果不是的话，‘从与‘到的字义成为彼此穿接的迷宫而永恒地处于外部之中，失去潜入内在解说名词的可能性，这使得辨识卡夫卡同样是不可能的。”[7]解释卡夫卡既非重复卡夫卡，也非无关于卡夫卡，而总是差异地书写卡夫卡。一旦重复且增加就必然是差异的重复，因而前一个卡夫卡一定不同于后一个卡夫卡。有一个卡夫卡，是否还有一个非卡夫卡的卡夫卡？对于卡夫卡研究如此，对于卡夫卡的学术史的研究恐怕也是如此。山奎写了一部研究卡夫卡学术史的书，最后这部书也将成为卡夫卡学术的一部分。卡夫卡学术在经过学术卡夫卡后，最终还是回到卡夫卡学术，这是不是颇有些卡夫卡的意味呢？

记得卡夫卡去世后，作家、记者约翰尼斯·乌茨迪尔（Johannes Urzidil）说过：“如果在什么地方存在着完全始终如一的人生和艺术家本性，那就是在弗兰茨·卡夫卡那里。”所有的人都在寻找通向卡夫卡大门的钥匙，但最终徒劳无功。“他们充其量可以解释，卡夫卡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然后，人们可以赞同他们的阐释，或者提出自己的一些反对意见。但是，他们当中却完全没有人能够解释，卡夫卡为什么会说他所说的那些，他为什么会用所说的方式说出那些，为什么人们与他所说的，以及与他本人从来没有产生直接的冲突。”[1]475-476卡夫卡是说不尽的，如今对于这“说不尽”我们也得说说了，当然，最终恐怕还是说不尽。

注释

[1]莱纳·史塔赫.领悟年代：卡夫卡的一生[M].董璐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7：31.

[2]叶廷芳编.论卡夫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678.

[3]娜塔丽·萨洛特.从陀斯妥耶夫斯基到卡夫卡[A].柳鸣九.新小说派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11.

[4]布罗德.卡夫卡传[M].叶廷芳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218.

[5]张锐锋.卡夫卡谜题[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3：175.

[6]赵山奎.通过父亲写自传———卡夫卡《致父亲》解读[J].国外文学，2010（2）.

[7]莫里斯·布朗肖.从卡夫卡到卡夫卡·导论[M].潘怡帆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