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9-03-30

作者简介：李赛彬（1983—），女，湖南娄底人，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史专业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

摘 要：在造就忠良顺民、愚民的年代，鲁迅以他甘为人梯的精神、疗救社会的责任感以及犀利的笔锋发出了对社会教育的呐喊。他要“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他要“对于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他要救孩子，太多的社会责任迫使他把矛头直指封建陋习，讨伐不合理的社会教育，并吹响了社会儿童教育、科学教育、美育的号角，警醒前人也启迪后人。

关键词：讨伐；关注；鲁迅；社会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09)01-0133-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09.01.066本刊网址：www.hbxb.netお

鲁迅，是那个以笔为武器的硬朗的战士，他著书宣战，他为民请愿，对待敌人横眉冷对，对待民众却甘为孺子牛。所以人民敬重他，称他为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然而他还是一个教育家，他革命的一生把很大一部分时间都献给了教育事业，从1912年到1926年，先是在南京教育部任职，后进北京，为教育部部员，并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在任职教育部之前、期间、期后都于各学校任过教，有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他不仅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提出过许多真知灼见，还身体力行地做了很多行之有效的社会教育方面的工作，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

（一）“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以创作为武器，矛头直指封建陋习

有学者说：“中国的封建主义教育长期以来，不外历行两个职能：一个是养士，一个是愚民。”鲁迅曾精辟地指出“愚民的发生，是愚民政策的结果”。封建教育唯一想造就的就是忠良的顺民，孔夫子早就说过：“小人学道则易使。”为了“易使”，统治阶级千方百计地奴化、诱骗、麻痹人民，用所谓的“孝悌”、“忠诚”、“礼义廉耻”来钳制人民的思想。辛亥革命的胜利也没有给人们带来福音，它苦心经营的童话王国被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击得粉碎。刚有几个人想要睁眼向外看，保存国粹的主意又来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也便成了一腔烟雾。然而社会总得前进，不能因为几个狂人就后怕了，不能因为一群长衫者的胡搅蛮缠就固步自封了，有先见之明的英勇之士总会站出来主持公道的。鲁迅便是其中一个，他就是要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路来。面对当时的境况，开展社会教育，播布革命思想和革命文化势在必行。

可以说，鲁迅对社会教育的主意和思考都得意于他的创作，他认为文艺是可以“移转性情，改造社会”的。1918年5月，他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指斥了打着“仁义道德”的幌子，却到处招摇撞骗的“吃人”的封建礼教。从此他笔耕不辍，从1918年开始，涉及到教育的作品达七八十篇之多，如《十四年的“读经”》、《古书与白话》、《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习惯与改革》等等。同时还翻译了许多有益于教育的外国作品，如《艺术玩赏之教育》、《社会教育与趣味》、《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在众多作品中，他都以犀利的笔锋毫不客气地抨击封建礼教，如在《我之节烈观》、《<二十四孝图>》等文章中，他无情地揭露了“节”、“孝”等三纲五常的虚伪和残酷，认为它们蔑视了真的人情，“以不情为伦纪”，是“一味收拾弱者幼者的方法”。同时在作品中他还塑造一系列可悲可恨的人物，如狂人、阿Q、孔乙己等，他们愚蠢而自大，被人吃还吃人，并且有着深刻的国民劣根性。难道他们与生俱来就这样吗？显然不是，这都是封建礼教和封建奴化教育的产物，他们培养的是顺民，是“劳力者”，是忠实的奴隶。鲁迅很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哪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如此以往，不只教育不成教育了，人也将不人了。所以他想推翻这牢笼，“扫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他认为“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书和作品虽然没有扭转乾坤的力量，但它可以揭露现实，传播思想，教人奋进，进而引人深思，发起战斗，正如普希金所说的：“人的影响短暂而微弱，书的影响则广泛而深远。”可以说，鲁迅的作品不仅给腐朽的旧教育旧礼教当头一棒，也给沉睡中的世人敲响了警钟，以这种方式教给世人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是一份睿智和勇气。

（二）“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注重社会民众的教育

人民群众向来都是社会历史的弄潮儿，一个满地都是愚民的国度要想击退这“可诅咒的时代”是万万不能的。鲁迅便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的进步。”所以他奔走呼告，致力于普通民众的教育。任社会教育司科长期间，利用职权之便做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工作。如加强京师图书馆、通俗图书馆的建设，因为它是一城一地的文化资讯中心，也是教育国民、陶冶群众的文化阵地，读者通过阅读，尚能增长知识、开阔眼界。至于读什么书、怎么读书，鲁迅也提出了非常精辟的见解，他根据叔本华的老话，指出：“读死书会变成书呆子，甚至于成为书橱，”毕竟“纸上得来终觉浅，要知此事需躬行”。他还指出读的同时要注重思考，要“由自己的思想得来真理”。主张不仅要“职业的读书”，还要“嗜好的读书”，要专而广，不要局限于狭小的圈子，即便是帝国主义的作品，也要拿来翻翻，正所谓“知己知彼”。但是当时的社会却是没有多少书是给普通大众看的，满纸都是没有标点的艰深的古文，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中指出：“中国虽然有文学，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思想，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只是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相互了解，正象一大盘散沙。”他同时申讨：“我们的劳苦大众历来只被最剧烈的压迫和榨取，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着宰割和灭亡。繁难的象形字，又使他们不能有自修的机会。”由此鲁迅极力主张使用白话文，他也喊出了“将文字交给大众”的响亮口号。他认为汉字必须改革，走拼音化的路线，这样才能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发展社会教育事业。他还积极参与了字母方案的意见统一工作，同朱希祖、许寿裳、马幼渔等一起创造了一套注音字母。以通俗惠及民众，视民众教育为己任，鲁迅以韧的战斗精神与脱离实际的空谈家们、伪教育家们苦心战斗着。社会事实就是这样，惟有普通民众都接受了教育，社会才能得到长足发展，未来才更有希望。就是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普及教育照样是重头戏，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注定是要被挨打的。

(三)“救救孩子”——注重社会儿童教育

自从那一声“救救孩子”的惊天霹雳般的呐喊后，鲁迅的一生注定要与儿童及儿童教育结下不解之缘。在乌烟瘴气的社会环境里，在腐朽的封建专制教育下，中国的孩子皆成了“成人的缩小”，他们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没有一丝生气。他看不惯这“吃人”的社会对儿童的压抑和残害，他要为解放儿童、为儿童争取一个光明的未来而不息奋斗。首先，他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告诫世人不要“占尽了少年的道路”，不要“吸尽了少年的空气”。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其次，他坚定地认为“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然而当时的中国却是“大人用的玩具多：姨太太，雅片枪，麻雀牌，《毛毛雨》，科学灵乩，金刚法会，还有别的，忙个不了，没有工夫想到孩子身上去了”。当外国孩子聚沙堆创造铁甲炮车时，中国的孩子却只能躲在大人身后羞怯而惊异地看着。孩子五彩斑斓的世界里居然只剩下了羞怯和惊异，鲁迅这一智慧的见解无疑为孩子干涸的心灵浇下了几滴琼浆玉液，也为无视孩子世界的自以为是的大人们提了个醒。再次，鲁迅对儿童读物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曾经因为自己获得了一本绘图的《山海经》而欣喜若狂，他认为“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可见孩子的心灵是充满幻想和需要色彩的，绝不是几句枯燥的经书就能够应付的。然而当时的儿童读物不是色彩很恶浊，就是画图很死板，内容更是陈旧晦涩了，“每看见儿童欢天喜地地看着一本粗拙的《儿童世界》之类，另想到别国的儿童的用书精美，自然要觉得中国的儿童的可怜”。所以他号召各界人士为儿童写作和翻译儿童喜闻乐见的“有益”和“有味”的新作品，“以挤掉一些陈腐的老什子。”他自己也身体力行，翻译和介绍了外国的一些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如《桃色的云》、《小约翰》、《表》、《俄罗斯的童话》等，他想要孩子以新的眼睛来观察整个动物、植物和人类世界，以此来启迪心灵，培养情操。鲁迅对孩童教育的主张也给今天社会提了个醒，当社会期望孩子拿高分、升学的同时，是否也可以让孩子放松压力，去过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童年。

（四）“对于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注重社会科学教育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迷信鬼神的国度，关起国门，信观音菩萨，信巫神，信邪教，就是没有信过自己。洋务派打着“自强”、“求富”的旗号，似乎想要学点外国的先进技术，造几只属于自己的轮船，可这一切也都是虚张声势而已。甲午战争的失败立即告吹了所有的幻想。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如果有人有点新想法，想“与传来的积习有若干抵触”，那“免不了标新立异的罪名”，更有甚者“竟成了大逆不道，为天地所不容”。贼喊抓贼，真是有意思极了。如此以来，“社会上毫无改革，学术上没有发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不过社会上总有些人是提倡改革、信仰科学的，鲁迅就因为曾经的《新潮》杂志每本里有一二篇纯粹的科学文而拍手称快，终于可以“对于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他说“现在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而仍发议论，庶几乎他们依然不得安稳。”他以“拿来主义”的实际行动奉劝世人，是好的东西，我们就要“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只有这样才能“获一斑之知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他的高瞻远瞩，令世人为之振奋，就是在科学发达的今天，我们同样要主动去学习别人的长处，博采众长，才能更丰富自己。科学毕竟是没有地域、国界之分的。

（五）“启发微妙幽玄的人生真理”——注重社会美育

罗丹早就说过：“世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在鲁迅生活的年代，温饱问题尚不能解决，又有几双疲惫的眼睛能去发现美？毕竟要穷人去种兰花的确是件比较奢侈的事情。然而文艺不仅仅是叫人去奢侈，它还能涵养性情，“启发微妙幽玄的人生真理”。于是鲁迅又开始行动起来了，早在1907年留学日本时就发表了《摩罗诗力说》这样一篇美学论文。1912年在教育部办的“暑期美术讲习会”讲授《美术略论》，宣传美育。1913年2月发表了《儗播布美术意见书》，反映了他当时的美育思想，被看做社会教育的纲领性文件。1913年5月和10月，先后翻译和发表了日本上野阳一的《艺术玩赏之教育》和《社会教育与趣味》两篇美文。他还认为艺术能使儿童“观察渐密，见解渐准，知识渐进，美感渐高”。同时他也提倡民间文艺，大概家乡的社戏给了他灵感。他甚至认为民间戏剧“比起希腊的伊索，俄国的梭罗古勃寓言来，这是毫不逊色的”。在这些作品里汇集了劳动人民的智慧，以此来愉情养性、教育群众再合适不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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