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栋

摘 要：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社会观并不具有实在意义，五四前后知识分子的社会观首先从现实及文化角度发出追问，进而转向寻求在某种信仰支撑之上的解决危机、塑造辉煌之路，这是五四前后知识分子社会观的总体表现与进程。

关键词：五四；知识分子；社会观；社会哲学

中图分类号:C91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09)01-0056-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09.01.028本刊网址：www.hbxb.netお

一

韦伯认为中国科层制机制的幼芽被秦王朝专制的非智性所掩埋。官僚机制成为了利益勾连的机制，规则化被血缘、家族架空。智性成份远离了科层制标准，而成为非智性内的附庸者。它的优点是，避免了民主内的平庸化与个人主义，即没有一个合法性权威之后的千篇一律的商业性格与龟缩于个人巢穴之中的犬儒主义。不足是，“圣君情结”掩盖了社会的存在和对社会的直接意识。二者都源自于家族的发展，社会被替换成了家族或家族的组合，国家被替换成了君主及其家族。

鸦片战争之后社会上的苦难深刻地揭示了一种历史的哲学。社会的生存不是一个或几个家族的内政，也不是封闭的或封闭的循环。圣君情结被历史戳穿。面对一套最基本的价值选择问题，社会逐渐浮出了水面。个人的生死荣辱、家族的生死荣辱、还有被唤醒的民族意识、华夏文明的生死荣辱共同激发出了对现实的巨大危机感。它直接转化为在历史中对现实的强烈关注。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并迅速取代了家族观念的支配地位，使其降至次级的观念。历史哲学与社会哲学在这种危机中的交汇直接转化成了具体的视野。

二

五四前后知识分子的社会观主要反映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和对现实危机的解决之上，二者被杂揉进同一个大问题。即中国文化与救国图强的关系与解决之法。他们首先从现实及文化角度发出追问，进而转向寻求在某种信仰支撑之上的解决危机、塑造辉煌之路。这是五四前后知识分子们总的社会观表现与进程。找到那个可靠的信仰是他们的共同追求，也正是在反思与寻找过程中，他们产生了分化，形成三种类型知识分子的社会观。

（一）迷茫气质型知识分子的社会观

五四前后王国维、辜鸿铭、严复和康有为等知识分子的社会观是该类型的主要代表。他们的起点一般是现实中的痛苦。包括社会中的动荡给人民大众带来的苦痛，更直接地指向他们内心中对社会病痛的无耐，对自己所主张的救国路线的屡受挫折的失望与无力。这促使他们更靠近纯文化的反思，而尽量避开现实社会。王国维自1917年三拒蔡元培之邀去北大讲学。辜鸿铭讽刺五四学生的冒失，教授们的草率。自筹安会之后，严复转向了无为，政治热情消退，倡导道德至上主义。康有为1917年参与“丁巳复辟“失败后，心恢意冷，沉迷于各地漫游，大修住宅别墅。消极的文化气质与遁世的逃避方式是一种迷茫。从某种角度而言，他们学贯中西的文化素养，并没有完成彻底除魅。王国维在1923年任名存实亡的末代皇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严格地奉行前清朝的宫廷礼仪。辜鸿铭则保留了长辫子。康有为和严复虽在仪式上挣脱了出来，但道德理想主义的幻想与复古情愫还挣扎在那种魅惑之中。康有为的大同世界的设计走的是自上而下的改造之路。他在《不忍》杂志上表现出的忧民的人道主义精神也要建立在“虚君共和”的兜售之上。严复的复古情愫虽然不再是圣君情结的延续，但却将他带入了冥想迷惘当中，使他游离于现实变革之外。所以严复坚定地反对五四学生运动，表达对苏联十月革命的痛恨。他们在历史中把握了苦难及其历程，可他们把价值的判断置入了封闭的历史之中。这种历史是他们自我构筑的，认为这就是历史，就是社会的前提。所以，康有为虽同情五四学生的爱国运动，却只在书面上要求日本归还国土，废止条约，寄希望于北洋军阀政府。作为历史片断的血泪史的启发与创造意义在那里仅仅被圈养起来，成为了一种简单的话语式的白描。假象便这样被营造出来。他们的这种历史与现实交织起来的假象把他们的视野与思维引入到矛盾之中。历史话语的功能被削弱了很多。因为它成了无创造力的白描，里面的价值含义变得封闭而有歧义。现实话语自然便产生了不自主的虚妄性。王国维在给罗振玉的信中拥护了张勋的复辟，称其为“进步”，乃大清三百年中的光彩。当历史与社会性以这种方式交汇时，话语及其价值虚妄就直接冲击了信仰。反之，以该信仰为出发点的话语总是孱弱的，并且在历史与现实中摇摇欲坠。这是一种崩塌的危机。然而话语的危机并不能改变其坚定性，也不能确证信仰的危机。所以，辜鸿铭坚决的肯定纳妾和妇女缠足。王国维的悲情气质直至自沉颐和园的昆明湖、康有为对大同社会的执着都有力地证明了他们同样具有某种坚韧的精神。这是个人气质的内容，虽与社会事件相关，但并不是沟通历史哲学与社会哲学的那座桥梁。问题是，他们社会观的基础已经成为了虚妄，信仰的魅力与方向在其中越来越模糊，所以康有为晚年重操教育事业，但方针却是唯物唯心杂揉，人神同在，反映了他思想观念的混乱和精神的颓唐。信仰的精神动力在削减，可靠性也便无从谈起。

（二）浪漫气质型知识分子的社会观

五四前后梁启超、胡适、梁漱溟等知识分子的社会观是该类型的主要代表。浪漫气质型社会观一般都有纵深的历史意识，主要体现在他们对文化的分析中。尤其是胡适对白化文学的推动及他提出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新文化研究的四步骤。二者具有深厚的历史蕴涵。从长远看，这种历史价值的选择在历史的进程中得到了肯定。白话文学具有历史选择性，并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新文化的研究自然不能摆脱历史的纵向性，同时也要有必要的开放性。胡适的四步骤确实具有了这种艺术明晰性。而对二梁而言，这同样是成立的。欧游后的梁启超反思了庸俗的社会进化论，反对科学技术与物质生活的绝对凌驾地位。梁漱溟肯定西方科学，发掘其哲学的内质，形成了自己的历史反思。但它并不直接揭示逻辑的内在意义。艺术性的强化产生了价值的易位。胡适的学理输入只指向杜威的实验主义，整理国故虽在方法上有所创新，却沿习了清末的考据之风。用韦伯的价值理性进行界定，那么在这样的社会行动中，他们的信念伦理的彼岸性主体被转换成了再造出来的文明自身。自己选择的后果由它产生的文明支配，而不是历史逻辑意义上的文明。

这种历史意识是如此强大，对社会的认知几乎被全部吸纳了进去。现实的独立性并不真实存在，因为它只能以历史去实现、去体现。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虽然对纯粹历史浪漫主义产生了超越，但却是历史浪漫主义的自然产物之一。它源于浪漫主义的内在逻辑。历史的过程性揭示了它的真实逻辑：从愚昧到开化再到文明的纵深发展，而不是反方向。主观地赋予历史进程中仍处于极为落后状态的乡村以历史的轴心地位则是反方向的设计。在组织与统治存在的前提下，韦伯的三种统治类型是极为有益的分析。如果有处于这种历史之中，那么就无法跳出权力的存在与作用，这是历史过程主体所必备的。脱离社会，甚至抛弃历史而无视该权力，恶化了作为人的最基本的权利意识。而若以乡村为主体考虑，托克维尔早就警觉地提出，若主观地赋予农民以德性、单纯和勇气，这种理想化的想象会侵蚀整个社会。就如同智识从历史中被剥离出去，而以假想的道德为基础去实现历史一样。缺少了社会哲学中的问题意识，责任伦理不自由地缺失了，被淹没在信念伦理易位的历史哲学之中。浪漫气质型社会观不做自我社会责任承担的反醒。

浪漫气质型观念认为社会只需运用文化与理论，因为现实就嵌在历史之中，它们本身不具备独立性，不构成自身的问题。对浪漫型观念来说这不是逃避，而是坚定不移的信仰，在这种信仰的支撑下，他们始终在努力探索。而以被历史意识“殖民”的社会为基础产生的路径是无法真正解决一系列问题的。

（三）坚定气质型知识分子的社会观

五四前后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知识分子的社会观是该类型的主要代表。强烈的社会现实感是他们共同的特征，也是形成坚定气质的前提。它转化成的是责任伦理意识，所以大大减小了幻想气质。陈独秀把矛头直指封建社会的腐朽，扬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李大钊逐渐把阶级斗争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相统一。鲁迅则大量关注了儿童与青少年问题。现实与理论的结合不可或缺对历史遗留的处理，它表现为历史的文化印迹。坚定气质型社会观在对文化糟粕进行批判时，取得了社会哲学上的突破。鲁迅杂文中的辛辣、反复、无休止的纠缠于封建社会与腐朽文化的黑暗之处。他意在暴露后的彻底纠正。他写道：“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李大钊批判了四类历史观。复古主义者们玩弄所谓国粹是循环的历史观，神权的和英雄的历史观则产生于圣君情结，遵循于道德听于天命是精神的历史观。它们都受唯心历史观的支配。陈独秀则把反孔提高到反对整个封建旧制度旧思想的高度。“掀起了追求真理和追求新知识新思想的热潮。这样就为中国先进分子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思想上的条件。”通过文化的批判与反省，实现了对历史与社会中的形而上学的反思。潜规则被暴露在现实社会之中，历史的理性与艺术感则要受到现实的审视，重新进行价值定位与选择。这是信念伦理潜流得以演进的前提。正值在这种破旧立新的关键时刻，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现实之中，历史意识与社会意识在交汇。伴随着真实的责任意识，信念伦理得以显现。作为终极价值，它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它受力于历史，又凭借于现实，所以它是一个被选择者。另一方面，它作用于现实，产生新的历史推动力，所以它又是施动者。李大钊强烈回击了张东荪、梁启超的伪社会主义道路和黄凌霜、区声白等的无政府主义道路。鲁迅的刚直不阿、直面人生、俯首甘为儒子牛的精神都深深嵌入了这双重的身份。该信仰的双重身份也是坚定气质型社会观的基石。

参考文献:

[1]曾乐山.五四时期陈独秀思想研究[M]. 厦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2]许纪霖. 中国知识分子十论[M]. 北京:复旦大學出版社,2003.

[3]张岱年. 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4]余英时. 中国知识分子论[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5]中央编译局.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