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建新

长期以来，评论家已经使用各种不同的批评理论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了阐释。那么，是否还有其它批评方式能提升对作品的理解呢？

自1957年第一部探讨电影改编的著作、乔治·布鲁斯东的《从小说到电影》问世以来，电影改编研究已走过了52个年头。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中，电影改编是否忠实于原著成了评判改编成功与否最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衡量标准，这严重阻碍了电影改编研究的发展。进入90年代后，研究学者认为，经典文学作品的“永恒”价值在于它能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语境下一再被重读和阐释。改编的价值不仅在于重现原著自身的审美和社会意义，还在于影片本身向观众传达的不同审美趣味和社会内涵。蒂莫西·克里根曾总结性地提出了电影改编的四种研究方式：即研究改编的历史语境化、文学与电影的平等化、具体改编过程和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最新的代表性成果是琳达·哈切恩撰写的《一种改编原理》，她将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歌剧、音乐剧、交响乐、电子游戏等作为研究对象，指出文学作品像基因一样，通过“变种”以适应新的物质和文化环境。

改编研究者还重点论述了电影的阐释作用。达德利·安德鲁将电影改编分成借用、交叉和转化三种，使“原著中的独特物质”经过电影的“折射”，更光彩夺目并被注入新的生机。博亚姆在总结哈罗德·品特创作的电影剧本时说：“最优秀的电影改编就是对原作最仔细的阅读，因此它不仅仅是艺术，而且也是有意义的评论。”尼尔·辛亚德更直截了当地提出：“有些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往往是一种文学评论……电影改编选取小说的某些部分，对其中的细节扩展或压缩，进而创造性地改写人物形象。”

亨利·詹姆斯发表于1880年的《华盛顿广场》并未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其主要原因是作者本人称其是 “故事单薄”、“内容乏味”。但这部作品却成了电影人的宠儿。它不仅是最早被搬上银幕的詹姆斯小说之一，而且是第一部赢得广泛关注的改编自詹姆斯作品的电影。从上世纪40年代起，它已被13次搬上银幕。虽然詹姆斯在写作生涯中创造了众多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但女权主义评论家却极少将《华盛顿广场》中的女主人公凯瑟琳纳入批评视野。1997年由波兰裔女导演艾格尼依斯卡·霍兰执导的、根据《华盛顿广场》改编的同名龟影创造性地运用了女权主义的批评手段，解读了女主人公凯瑟琳的个人成长历程，揭露了男性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利用，成功地挖掘出了原著中被许多文学评论家忽略的强烈的女性意识。由此证明，电影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不仅能够丰富文学批评的手段，而且还能填补文学批评对文学作品分析的缺憾或空白。

霍兰从影片一开始就解构和颠覆了原著中观察凯瑟琳的男性视点，将叙事的角度掌握在自己手中。霍兰以一组客观镜头不动声色地展现了凯瑟琳的出生、难产而死的母亲、拒绝拥抱女儿的父亲以及女婴脸上呈现出的失落和孤独，为整部电影奠定了基调。电影将父亲和女儿同时置于摄影机前，导演俨然变成了小说里无处不在叙述者，用镜头对发生的一切进行分析。

97版《华盛顿广场》还有意识地利用女性“凝视”来展现女主人公逐渐摆脱男性目光的束缚和影响，形成自我主体认同的过程。女性主义认为女性经常以消极被动的方式迎合男性的目光，将男人的凝视内在化，时时体会到男性凝视所带来的权力和压力，并将内在观者的价值判断进行自我物化。影片中凯瑟琳也经历了类似的体验。为了强调这一过程，影片加入了小说中没有的情节：少女时代的凯瑟琳肥胖、做事笨拙，想讨父亲的喜欢却总以失败告终。成人后的凯瑟琳继续以丧失自我的方式去取悦他人-男人-父亲。但压抑的环境并没有使凯瑟琳停止对未来的向往。影片三次出现她坐在窗前俯视华盛顿广场的镜头，巧妙传递出女主人公内心的幻想和期待。当她第一次见到莫里斯·汤森时，导演一改先前凯瑟琳被男性凝视、审查的地位，将莫里斯置于凯瑟琳的“凝视”里。莫里斯对凯瑟琳表示出的宽容，赞美和爱慕(虽然有虚情假意之嫌)，引发了她的自我觉醒。凯瑟琳逐渐成长为具有自我意识、掌握主动的观看者。

改编过程中，霍兰十分巧妙地将原著的古老情节与现代女性观众审美趋向相结合。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影片对莫里斯·汤森的处理。莫里斯追求凯瑟琳是基于爱情，还是只看中财产？事实上，这种模糊性来源于霍兰对传统性别构想的颠覆。它打破了男性主宰婚姻市场的绝对神话，即妇女在男性市场上以美貌换取稳定的生活。相反，电影中强化了原著莫里斯将自己的英俊和魅力看作商品的情节。显然，这种婚姻交易的处理只有在20世纪末期才会成为可能，这种将男性商品化的改编无疑给电影增添了现代感。

不过，影片中最具有现代色彩的部分要属结尾。被剥夺财产继承权的凯瑟琳用母亲留下的遗产开办了日托所，拒绝了莫里斯重新开始的请求，决心将所有精力奉献给孩子。这样的结尾似乎为身处两难困境中的现代女性营造了一个理想世界：有家但没有父亲／丈夫的束缚，有孩子但能免于分娩的痛苦，有工作和收入却不用出门上班。

对文学作品进行的电影改编固然有其本身的艺术价值，但它同时也能成为一种文学批评的方式。霍兰对《华盛顿广场》的改编成功地“提取出”小说中的女性主义因素，生动地反映了社会文化变化对艺术创作的影响。这种尝试不仅丰富了文学批评的手段，而且积极回应了电影改编研究中重视电影阐释作用的新变化，同时开启了文学作品阐释的无限性。影片通过重新阐释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品，表达了20世纪末女性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反映了对女性超越环境约束能力的乐观评价，体现了女性解放运动给当代社会文化生活带来的积极变化和20世纪末女性观众的观赏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