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玫

不曾想过，要为父亲赵大民的戏剧创作写点什么。总觉得父亲的作品在我们中间就那样天经地义地存在着，浸润并环绕着，就如同生活本身。还或者因为父亲就在近旁，所以感觉中游走的，大都是些日常的琐细，反而疏淡了父亲对艺术的那年深日久锲而不舍的探求与追索。于是到了今天，我和父亲所享受的，就只是对方的成果了：我每每走进剧场满怀期望地去看他的戏剧，而父亲得到我写的每一本书。

倒是那些在父母身边度过的成长岁月日久而弥新。那岁月始终和剧院和舞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因为父亲对戏剧的近乎痴迷的追求，而使我们的家庭也一如生活在戏剧之中。自儿时起，印象中父亲永远坐在书桌前。在他的书桌上有茶杯，有稿纸，然后就有了从笔尖流淌的人物和对话。转而坐在桌前的父亲，又倏忽间满怀激情地走进了排演场。于是曾行走于笔端的万般景象，又在父亲的导演中活动了起来。一个多么神奇的过程。在做文与做戏之间，数十载岁月过去，父亲转换出了他的戏剧人生。

很多年来，总是“现在时”地领会着父亲，却不曾回望父亲是怎样从那辽远的乡村土地中走出。在满院的杏树下，一个日渐式微的满族家族。父亲说给了他人生重要起步的，是乡下家中存有的那些可供他无限遐想的古书。而我的文学的启蒙，竟然也像父亲当年那样，得益于他亲手置造的那满堂书香。于是想一个爱书的家庭，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在一个求知的孩子的心目中，书中的世界，必定会给他带来别样春秋。

以为给了父亲戏剧人生的，还有我的祖母。这些是在我见到了祖母后，才谙知了这位生活于乡下的小脚女人，有着怎样非凡的智慧。她尽管生活贫乏，却永远有讲不完的充满幻象的故事。她尽管目不识丁，却虔诚地信奉着耶稣基督。她尽管看不懂《圣经》的教义，却能歌一般地唱诵“爱是永恒的忍耐”。便是这瘦小单薄的女人，在那个视土地为命的乡下，竟作出了哪怕卖地，也要送父亲上学的决断。于是父亲考进昌黎的汇文中学，在这所教会学校里，得以遇到了教育家张汝贤，得以遍学新知与旧学。也是在这里，他结识并爱上了那神圣的将附丽于他毕生的诗一般的戏剧。

凭靠着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父亲毅然中断学子生涯，于1944年加入到革命文艺的行列中。伴随着解放的号角，父亲的文工团进入城市。1953年，父母又双双调来天津，从此与这座城市共同着命运，如今已逾半个世纪。

父亲以他对艺术的执著而安身立命。对他来说，从乡村到城市是一个命定的过程。他只是怀着一腔青春的热血。听任革命洪流将他带到任何地方。无疑大城市给了父亲更大的舞台。而他作为乡村知识分子的与众不同处，在于少年时远离都市的乡野生活，让父亲拥有了一份与生俱来的与大自然共生的诗意。

就这样父亲从乡村知识分子成为了都市艺术家。在蓬勃的城市生活中，以为从此将永远和艺术在一起。是的，当年如歌般的天津人民艺术剧院。那是记忆中永远不会磨灭的景象。剧院坐落在市郊的水塘边，就仿佛建造在水中的一座艺术的城堡。园中藤萝绽放，白鸽起舞。还有栏舍里的鸡鸭，树丛间的蜻蜓。剧院是父母工作的地方，也是我成长的重要部分。我们从小听到看到的，是惟有剧院那种地方才会有的声音和景象，那弥漫在空气之中的艺术的气息。

因为剧院，我成为了剧院最长久也最忠实的观众。漫远的几十年来，从连排，到彩排，又到剧场中的正式公演。不记得曾有过多少次坐在剧院的舞台下。我喜欢那种坐在台下黑暗中的感觉。屏神静气，兴奋而又紧张地等待着。父亲或者就在剧场中某个我看不见的角落。然后大幕开启，灯光明暗，布景翻转，那充满了激情的故事和表演……

德才里28号是舞台之外的另一个舞台。剧院中几乎所有的主创人员都住在这里。出出进进看到的都是从舞台上走下来的叔叔和阿姨。于是舞台在这里被延伸了。记得他们无论在走廊上，还是在公用厨房里，甚至洗脸刷牙时遇到，所谈所议亦是正在排练或已经公演的那些戏剧。所以28号有时候并不像是一幢宿舍楼，而是一个研讨表演的艺术室。如此地让工作与生活都纠缠在戏剧中，这在今天看来已经实在是奢侈了。那时候因为父亲翻排郭沫若的《蔡文姬》，郭老亲手题写的“天津人民艺术剧院”赫然悬挂在剧院门口。而那时的人艺也因为艺术家的阵容和表演的精湛，而名列全国八大剧院之一。

是的，那时候父亲对艺术的未来一定怀抱了很崇高的期冀，对自己的创作实践也充满了自信。而他任编剧或导演的剧目也确实到处公演，屡获好评，他怎么会想到人生中最激情四射的年华会突然被剥夺，他所为之奋斗的艺术之路在顷刻间倒塌。

当父母因为“四清”而远离我和弟弟长达一年之后，有一天，父亲突然回家，又突然地，不再回家。后来知道他被关进“牛棚”接受审查，自此揭开了我们这个家庭在十年浩劫中的艰辛与苦难。在遭遇抄家、批斗以及关押之后，我们就再也不能亲近父亲了。其实父亲就被关押在剧院。但是在那样的情势下，我们怎么敢去看父亲？偶然与父亲远远地不期而遇，却也只能赶紧离开。

不知道“牛棚”里的父亲是怎样生活的。他那么热爱的艺术自然是不会有了，那么他的生命中还能有什么？后来知道父亲即或被羁押，却依旧固执地在心里构思着他的古体诗词。那或者是他继续艺术生涯的惟一的方式了。

“文革”不仅破碎了父亲为之奋斗的艺术的梦想，后来干脆被摒弃于这个他一直置身其中的艺术团体，下放郊区劳动改造。但离家时却看不出父亲怎样的沮丧，他只是把这当作又回到了乡下。后来几次听父亲说起，人要能上能下的道理。他的比喻生动又些许无奈。他说人应该做到，就是被扔进石头缝里，也要坚韧地存活下来。这或者是父亲几十年人生经历的体验。他每每被踩进泥里，又每每不甘，每每自强不息。父亲便是凭靠着这样的意志生活在乡下的。偶尔回家，父亲让我们看到的，已经是他对农村生活所生出的那一份自在的恬静与喜悦了。

父亲的一生是他所经历的时代的缩影，是他追求真善美的漫长的旅程。在不同的背景下，父亲创作过不同的作品。不论在哪一次创作中，他都会满怀着热忱与真诚，倾其全力地将他的艺术理念贯穿其中。无论是上世纪50年代的《红色工会》《把一切献给党》，还是60年代的《红岩》《飞雪迎春》，抑或历史剧《钗头凤》和《蔡文姬》，父亲总是把他对戏剧艺术本身的追求放在第一位。于是“文革”中父亲才有了“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那样的头衔，让他在十年浩劫中吃尽苦头。

改革开放给父亲带来巨大喜悦的，就是心灵的自由。从此父亲不再固守“遵命文学”的套路，而是决意去写那些真正想写的东西。但父亲却也没有跟风般地，将自己的创作陷于盲目之境，而是继续坚守着他生命中精神的和艺术的神圣领地。或者他觉得那是他对历史的一份责任，亦是他对革命的一重使命。他用诗笔写剧，用剧笔写诗，他的剧才能每每充满华辞丽藻，诗情画意；他的诗亦每每跳动着鲜活、浪漫的音符。于是，向革命先烈李大钊致敬的《晨钟》，为纪念总理周恩来的《觉悟》，都浸满了父亲由衷的心血。而后，千古绝唱的《唐明皇与杨贵妃》、芳草碧连天的《李叔同》、及至讴歌民族英雄苏武的《茂陵封侯》，更是将父亲的艺术世界完美地展现了出来。让他在寄言于戏剧的同时，也完成了他对自身的历练。

是的，不论在怎样的情境下，不变的惟有父亲对艺术的追求。那或者就是屈原的精忠报国式的属于士大夫的不朽精神。任凭路漫漫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而这求索又是虽九死而未悔的，更是生命不息、思绪不止的。这样听起来有点壮怀激烈，而其实所有艺术家的激情跋涉，都是英雄般的壮丽人生。

父亲行进中的令人敬佩之处，还在于他从来不曾终止过学习。幼时的咿呀背诗，少年的四书五经，青年的西洋新学，长年的学而不倦。到了老年，仍是手不释卷，博古通今，以八旬高龄，却始终不曾落在时代的后面。学习不仅改变了父亲的命运，也让他和生活永远切合着节拍。父亲喜欢读书，无论古今中外。这是他骨子里的嗜好，是想要舍弃也舍弃不了的。

作为女儿，一直觉得我是父亲的影子。也一直在想，几十年来，父亲所遗传给我的究竟是什么。外在的相貌？抑或血液中的一份传承？我和父亲类似的东西很多，譬如我们都喜欢整洁，喜欢生活中充满秩序。我们还都喜欢读书，喜欢长久地坐在桌前。我们也都敏感脆弱，遭遇过诸多挫折甚而失败。但共同的是我们都不曾舍弃，在逆境中坚持着一种刚毅。还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在物质而浮躁的社会中，我们都能寂寞地固守着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个纯净的精神家园。

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秋色悄然，而父亲依旧在排演场。以八旬高龄导演他的诗剧《茂陵封侯》，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行为了，近乎于运动员向极限的挑战与冲刺。父亲说他尽管雄心勃勃，却还是感到了年龄的疲累。可我们依然看得出那深藏于心的，事实上依旧是艺术带给父亲的巨大喜悦。一种人生得以完美的实现，还能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欢愉的呢？

于是再度期待着走进剧场。我知道那将是最享受的时刻。像小时候那样去看父亲的戏剧。想像着剧场里的灯光慢慢熄灭，舞台上的大幕缓缓拉开……

最后的一句话是给母亲的。很多年来，母亲为父亲的艺术可谓竭尽心力。她不仅参与父亲的创作，还承担着照顾父亲的艰辛角色。在他们同甘共苦的漫漫岁月中，因为有了母亲，父亲才能愈加地君子模样，风雅而洒脱地君子远庖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