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佳妮

摘 要：“三言”是明人冯梦龙在广泛收集宋元话本和明代拟话本的基础上加工编纂而成的，不仅全面展现了冯梦龙的人生观和文学观，而且折射出了晚明社会的各个横截面。本文试图通过对“三言”中“烟花”形象的分析来挖掘形象背后的审美内涵、剖析冯梦龙的文学观念，从而进一步管窥晚明的社会背景和文艺思潮。

关键词：妓女形象 审美内涵 社会背景 文艺思潮

一、“三言”的历史背景与创作理念

晚明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新兴市民阶级应运而生，面对着时代的转折和巨变，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道德观也烙上了这一历史的痕迹，人们逐渐开始肯定对尘世利益和尘世享乐的追求。思想界的进步不可能不影响到文学界，于是出现了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尊情”文学观的代表汤显祖，他在塑造杜丽娘的情感世界时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1]“尊情”文学观使人的生死皆可以随“情”而变，把“情”理想化，甚至把“情”看作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本质，极大地夸张了“情”的力量。

在这种“尊情重性”的思想文化影响下，冯梦龙更是将“情”作为思想的核心，发展了李梦阳的“情真”说，“子犹诸曲，绝无文采，然有一字过人，曰真。”[2]这不仅是他对散曲集《太霞新奏》的评价，也是他对文学作品提出了自己的审美要求。“情”是万物之始由，“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散钱就索穿，天涯成眷属”（《情史序》）。而所谓“真”亦并非完全是生活的实录，而重在符合情理，“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其真者可以补金匮石室之遗，而赝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感慨之意。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3]“真”所要达到的，就是“触性性通，导情情出”的“情真”境界。

“三言”出现的另一个历史背景就是晚明时期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的兴起及其内容的转变，“宋人说话之影响于后来者，最大莫如讲史，著作迭出。明之说话人亦大率以讲史事得名，间亦说经诨经，而讲小说者殊稀有。惟至明末，则宋市人小说之流复起，或存旧文，或出新制，顿又广行世间，但旧名湮昧，不复称宋人小说也。”[4]小说之初是以稗官野史形式出现的，甚受正统文人的鄙视，直至明代嘉靖以后，随着通俗小说的繁荣和小说理论的兴起，小说的文学地位和社会作用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冯梦龙便在《古今小说序》中以简略的语言梳理了小说的历史发展情况，并从时代变迁的角度来论证小说发展的必然性，认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应有一个时代的特色，“以唐说律宋，将又以汉说律唐，以春秋、战国说律汉”是“食桃费杏”的做法，不足为取。冯梦龙极其重视小说的社会教育意义，这从《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三部书名即可看出，“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5]正是在这种正确的小说理论的指导下，冯梦龙编纂了堪称是中国古代短篇白话小说高峰的“三言”，它既是晚明社会的全面反映，更折射出冯梦龙进步的思想观念和文学理念的光辉。

二、“烟花”形象入小说的历程

妓女的爱情生活故事是中国古典小说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母题，多以曲折的故事情节、真挚的情感交流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而备受世人的关注。从唐传奇中的妓女故事开始，此母题一直在历史延续过程中发展与变化着。

妓女这一群体在先秦时就已经出现，到了唐代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社会特征与基本形态。在那个浪漫的诗的国度，李白、白居易、元稹等人都为才貌双全的风尘烟花吟咏出了千古佳句，最典型的应属白居易的《与牛家妓女雨夜合宴》：“玉管清弦声旖旎，翠钗红袖坐参差。两家合奏洞房夜，八月连阴秋雨时。歌脸有情凝睇久，舞腰无力转裙迟。人间欢乐无过此，上界西方即不如。”诗中体现的不仅是宜情宜性的快乐，更有一种超越极乐世界的精神相知的慰藉。唐代小说中妓女与士子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便是这种慰藉散文化、形象化的延伸，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李娃传》和《霍小玉传》。长安名妓李娃心地善良的品质和坚贞不渝的爱情观令世人嗟叹敬佩，而她从良后治家严整、四子皆官的作为更是寄予了作者对身陷苦海的妓女们的理解和同情，成为了后代妓女小说创作模式的理想范本。霍小玉为所爱之人抛弃后，“日夜泣涕，都忘寝食……怨愤益深，委顿床枕……乃引左手握其臂，掷杯于地，长恸哭号数声而绝”，这种坚贞不屈、视爱情为生命的美好形象与追求爱情幸福而终未能得并因此付出生命代价的悲剧性结局形成鲜明对比，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并起到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与唐代文人的狂放张扬、豁达自信相比，宋代文人的心态更趋于内敛。加之宋代理学盛行，“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追求束缚着士大夫的思想。于是，宋代文人与妓女交往则是在无奈之中对自娱自乐的生活方式的追求，正如柳永在《鹤冲天》词中所言：“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宋代文人与妓女交往更多地是为了寻找一种忘掉痛苦、抚慰心灵的精神慰藉。宋代妓女题材小说一方面沿袭唐传奇的艺术风格与创作特征，另一方面又有所变化和发展，塑造了更为多样的妓女类型，拓宽了这一题材的表现领域。其中有《李师师外传》中富于民族节气、大义凛然的一代名妓李师师；有《苏长公章台柳传》中才气冲天，不让须眉的绝世才女章台柳；也有《曹伯明错勘赃记》中不择手段、陷害他人的烟花泼妇谢小桃……宋元小说不再是对唐传奇中浪漫爱情故事的复述，而是更多地反映出了市民意识、社会矛盾、人格魅力、人文精神和理学色彩。正如宫崎市定等日本汉学家所指出的，宋代是中国近世社会的开端，宋元小说中体现的人文精神和市井意识无疑是明代思想的渊源，“三言”小说中为数不少的妓女形象就是直接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

进入明代之后，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在腐朽的封建母体中孕育，封建礼教和传统伦理道德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抨击和挑战，出现了康海、屠隆、唐寅等浪迹娼家、不拘礼节、放浪形骸的名士。明代文人不再以功名利禄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而是积极地追求自由放浪、适情适性的生活方式。由唐代至明中叶期间，妓女题材的小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拓宽内容的表现领域、丰富人物的性格特征，并且在细节描写、气氛营造和心理刻画等写作技巧方面渐趋成熟。冯梦龙无疑是吸收了这一历史进程中积淀的养分，在“三言”中塑造出了杜十娘、玉堂春等相当完美的妓女形象。

三、一曲女性意识觉醒的赞歌

妇女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孔子就非常蔑视妇女，在《论语·阳货》中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汉代大儒董仲舒更是以“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规范来限制妇女的精神世界和日常行为。

妓女又是妇女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为世人所不齿，处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地位。正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莘瑶琴所言：“但知买笑追欢的乐意，哪有怜玉惜香的真心”，她们生活在毫无感情的严酷环境之中，写下了血泪辛酸的人生悲歌。正是这样一种极其悲惨的遭遇激发了她们追求幸福生活、渴望获得真情和人格独立的反抗压迫的精神，为她们女性意识的觉醒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仅仅有反抗精神还远远不够，千百年来为男性中心话语所控制、为封建礼教思想所束缚的妇女们想要获得自我意识的觉醒，还必须以一定的受教育水平为前提。与一般妇女受教育较少的情况相反，妓女们则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她们与多种艺术形式的关系非常密切，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词的传播与发展，龚斌说：“词的起源及兴盛与青楼传唱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可以这样说，没有歌妓的传唱，就没有词，更谈不上词的兴盛。”[6]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文人士大夫观赏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妓女的要求也在不断地提高，成为名妓不仅要有超群的美色，还要拥有出众的才华。李昉《赠襄阳妓》诗：“岘山亭畔红妆女，小笔香笺善赋诗。颜貌共推倾国色，篇章皆是断肠辞。”这首诗充分道出了封建士大夫品评妓女的标准。于是在这种文化氛围和共同的审美趋向的影响之下，乐籍中专业的艺术训练对于行户人家来说就显得非常重要，因此在封建社会的妇女群体中，妓女受教育的水平是相对较高的，妓女大多拥有一定的艺术才能是不争的事实，这使她们更能理性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生活处境，使她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先于社会一般妇女成为了可能。

由晚明数量十分可观的反映妓院兴隆和妓女命运的作品可知，这一时期的妓业十分发达，与之相关联的，是妓女们交往面的日益扩大，在与文人的交往过程中，妓女们不可避免地会接受到晚明思想解放运动浪潮的影响。于是，肯定人性与人欲、张扬个性的近代先进人文思想与妓女们的现实人生遭遇、已有的受教育水平相融合，唤醒了她们内心深处沉寂已久的女性意识，许多才艺双全而又不满于生活现状的妓女们开始了展示才华、追求爱情与独立人格尊严的奋斗历程。

冯梦龙无疑是认识到了这一点的，他以“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的文学主张，用极为细腻生动的笔触刻画出来的妓女人物形象，美丽而又动人、聪明而又情深，杜十娘、玉堂春、赵春儿……几百年来光彩依然，以其独有的审美内涵，谱写出了一曲女性觉醒的赞歌。

冯梦龙在《情狭类》总评中说：“豪杰憔悴风尘之中，须眉男子不能识，而女子能识之；其或窘迫急难之时，富贵有力者不能急，而女子能急之；至于名节关系之际，平昔圣贤自命者不能周全，而女子能周全之。岂谢希梦所云‘光岳气分，磊落英伟，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者耶？”[7]冯梦龙对女性的赞美体现在“三言”妓女人物的塑造上，首先是赋予了她们女神般的外貌，使读者深刻感受到一种“天地灵气所钟”的韵致。冯梦龙以饱蘸的激情、如花之妙笔，竭力铺叙她们的妍媚艳丽、容色鲜润、体态娇美、光亮夺目。

王景隆公子眼中的玉堂春“鬓挽乌云、眉弯新月；肌凝瑞雪，脸衬朝霞。袖中玉笋尖尖，裙下金莲窄窄。雅淡梳妆偏有韵，不施脂粉自多姿。便数尽满院名姝，总输她十分春色”；北京名姬杜十娘亦是“生得浑身雅艳，遍体娇香。两弯眉画远山清，一对眼明秋水润。脸如莲萼，分明卓氏文君；唇似樱桃，何减白家樊素。可怜一片无暇玉，误落风尘花柳中”。作者在描绘心目中的女性形象时，避开了前人所竭力铺陈的女性轻盈娇弱的体态、珍贵华丽的穿戴装饰的描写，突出的是对女性自然之美的刻画，是真实之美与艺术之美的交融。

冯梦龙在刻画笔下妓女形象的外貌的同时，也极力展示了她们出众的才学和智慧，在其作品中多次提到了“有智妇人，胜过男子”。莘瑶琴堪称一代才女，“自小生得清秀，更且资性聪明。七岁上，送在村学中读书，日诵千言。十岁时，便能吟诗作赋，曾有《闺情》一绝，为人传诵”，“到十二岁，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使人感叹“此乃天生伶俐，非教习所能也”。赵春儿则是从长计议、胸有大志的典型形象，作者多次在文中感慨赞叹她不让须眉的胸襟、才干与智慧，“原来春儿见可成浪费，预先埋下，悄地埋藏了这许多东西，终日在上面坐着绩麻，一十五年并不露半字，真女中丈夫也”，“这虽是可成改过之善，却都亏赵春儿赞助之力也。”曹可成败家之甚，把偌大一个家产都浪费掉了，春儿依然嫁给了他，布衣蔬食毫无怨言，直到发现丈夫真的改过自新的时候，她才拿出藏下的千金，以助丈夫之成。她胸中有沟壑，深谙仕宦之道，在曹可成任职期间“帮他做官”，使他“宦声大振”。同时也十分了解仕途中的险恶，劝曹可成急流勇退、辞官回家，利用三任宦资，“赎取旧日田产房屋，重在曹家庄兴旺，为宦门巨室”，赵春儿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中凭着自己的才干和能力，表现出女子不凡的气度。

女性意识的觉醒最明显的就是对平等爱情和独立人格尊严的追求，正是这种追求使“三言”中的妓女成为了女性意识的先觉者，成为了对抗封建礼教观念和门第观念、争取自我权利的先行者，成为了人性解放中的一道曙光。

中国古代社会妇女的婚姻绝大多数是由家长决定。而结婚以后又有各种社会道德的约束，要求她们爱自己的丈夫并且从一而终。尽管有人不顾社会对婚姻的限制，大胆地进行自由恋爱，但是想要按照爱情的需要而发展感情，则是根本不可能的。“在整个中世纪，人性一直是受到残酷的禁锢和压抑的，男女婚姻几乎很少有爱情可言，封建婚姻中‘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真正的爱情似乎只在两种情况下出现——女子偷情，男人嫖妓。”[8]沿着这条思路，很多学者认为，妓女的恋爱和近代的恋爱比较接近，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她们的身体可以被人当作一种商品来买卖，但她们的感情却是自由的。封建礼教可以逼迫一个妻子必须无条件地爱并顺从她的丈夫，但却没有力量逼迫一个妓女真心爱某一个男人。她们的爱情必须凭感情本身的力量去获得，中间有感情滋长的过程，往往是通过自己的选择，达到婚姻的结合。这种关于妓女爱情的观点是不够全面的，它强调了妓女爱情的自由选择，却忽视了妓女爱情大部分是悲剧性结局的现实。实际上妓女选择爱情的自由虽然很大，但要找到情人并成为其妻，即“通过自己的选择，达到婚姻的结合”，则是这种自由所无法达到的。这是因为她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是社会的下层，不受任何保护；一方面她们又结交公子王孙，生活是奢侈的，这决定了她们获得真正爱情和美满姻缘的艰难。王孙公子除了玩弄她们，一般并不会娶她们为妻，平民小户往往又娶不起她们，封建势力和市侩势力（鸨母）合为一流，使她们通往幸福之路的过程是充满曲折和艰辛的。

冯梦龙在“三言”中的妓女爱情塑造得高于以往小说，也是其时代特征所在之处，就在于他在其中灌输了带有民主平等色彩的近代爱情观念，在渲染缠绵悱恻的海誓山盟与坚贞不屈的反抗精神的同时，指出了道德的两性结合应该建立在真正爱情的基础上，而真正的爱情又必须是以尊重对方的人格尊严为前提。

《玉堂春落难逢夫》中圆满的爱情结局，无疑是用玉堂春的血泪换来的。在“三言”妓女的爱情故事中，玉堂春的故事虽然并不是最有深度的，但是却是将为了获得幸福爱情的斗争写得最为艰苦卓绝的，通过离奇曲折的故事写尽了黑暗的社会现实与残酷不幸的命运对以玉堂春为代表的妓女们的压迫。玉堂春十分珍视她与王景隆之间的这份真挚的爱情，从始至终都没有将他们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一种赤裸裸的金钱交易。王三官痴迷于妓院，花银子犹如粪土，只要鸨儿科派，无所不依，件件相许。玉堂春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她洞明世事地苦劝糊涂至极的王三官说“人无千日好，花无几时红。你一日无钱，他翻了脸来，就不认得你”，可见她与三官交往并非是为了金钱，而是真心实意的爱情。当王景隆没钱受到老鸨奚落的时候，玉姐对他依然是一往情深，“玉姐说：‘哥哥，打不打你休管他，我与你是从小的儿女夫妻，你岂可一旦别了我！三官在无奈之下说：‘不如我去罢！再接有钱的客官，省你受气。玉姐却坚定地说：‘哥哥，那王八、淫妇，任他打我，你好歹休要起身。哥哥在时，奴命在，你真个要去，我只一个死。”王三官被赶出一秤金家门后，玉堂春日日夜夜想着他，寝食俱废，拒不接客。之后，山西有数万本钱的马贩沈洪，闻玉堂春大名，特来相访，却丝毫未能动摇玉堂春等待王景隆的决心，显然这与她同王三官建立了矢志不渝的爱情有关。爱情，使她的人格尽善尽美；爱情，又使她产生出金石之坚的反抗力量并最终获得幸福。

但是，更为深入的对爱情的思考却是体现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与《卖油郎独占花魁》之中。杜十娘可以说是一个纯粹的悲剧形象：她努力追求人生自由，但正是这千辛万苦换来的人生自由把她推向绝望的深渊；被她珍视如生命的爱情，在金钱面前烟消云散；她一心憧憬夫妻双双把家还，却在中道被自己最爱的人出卖；她处处维护自身的人格尊严，争取实现自身的价值，但始终无法摆脱任人买卖的悲惨现状。当李甲为了一千两黄金将杜十娘卖于孙福时，李甲是仅仅把她作为一件商品而全然无视她独立的人格尊严，这种不平等的意识使他们的爱情不可能牢固而持久，杜十娘的投江而死是对自己的爱情与尊严的维护，是对黑暗社会和封建势力的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