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炜

秦观是北宋乃至整个词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作家，他的词有很高的成就，在词史上有承前肩后的重要作用。传播是秦词走向读者从而实现其艺术生命的一个重要环节，秦观的词史地位也主要是在传播的历史进程中逐步确立和凝定的。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学思潮下，秦观的历史地位被文学史著作评价不尽相同。

20世纪30年代有几本文学史比较有影响，曾毅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出版于1931年，将宋词分为南北二派，重点评述欧阳修词，对柳永也有较高的评价，对秦观的评论则是一笔带过，只是说：“时人多以秦七词情韵兼胜，清运婉约为工。”刘大杰所编的《中国文学史》出版于1934年，认为秦观的词，“博观取约，自成一家。”肯定秦观词的艺术特色：“善于用艺术形象的语言，表达深细的情感，笔力细致，音律和美。颇有情韵兼胜之妙。”肯定了秦观的艺术成就，在北宋有很高的声誉。同时也指出了秦观词的缺点：缺少创造性，词的内容狭窄贫弱。和曾毅版的《中国文学史》比较而言，对秦观投入了更多的关注，评价也比较全面。刘应麟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将北宋词分为南北二派，南派婉约，以柳永、周邦彦、李易安、姜夔、吴文英为主。我们从30年代的3种文学史著作中不难看出，秦观的地位并没有得到评论家的广泛认可，多数评论家并不认可秦观“大家”的地位，甚至关注程度也不高。

郑振铎先生编写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成书于20世纪30年代，认为柳永的影响笼罩了一切，连苏门的“秦七、黄九”也脱不可了的圈套。说明郑先生认为柳永的地位是高于秦观的，对柳永评价甚高，认为那是“柳永的时代”，秦观是生活在柳永的阴影之下的，是柳永的跟从者。认为秦观词“气魄没有耆卿大”，“韵格没有子瞻高”，“能力也没有鲁直那么雄厚”，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作者，是一个深刻尖峻的诗人。。

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写于文革前，主要运用阶级分析法解释文学史，对秦观的重视程度并不高，从编写体例来看，与贺铸、周邦彦等人合编于一节之中，远不如苏轼那样有地位，被列出单章进行评述。其中列举了《满庭芳》(山抹微云)、《鹊桥仙》(纤云弄巧)、《千秋岁》(水边沙外)、《踏莎行》(雾失楼台)四首词进行分析，对于秦观的评论也只是和妇女联系起来，并没有太高的评价。

1979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整体上对秦观的评价较高，认为秦观是一位杰出的词人，虽然题材仅仅局限于“情”与“愁”，但是秦观词中创造了许多优美的艺术形象；秦观的思想没有过人之处，艺术上却有很高的成就。并认为秦观词描绘了与歌妓真挚的感情，这与十三所高等院校版的文学史观点截然相反。此书充分肯定了秦观描写歌妓生活的词作，认为秦观发现了歌妓灵魂中可贵的东西，在思想上高出其他词人。这是文学史著作中对秦观有关歌妓题材的词的最高评价。

郭预衡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成书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是高校的文科教材。与游本文学史一样，秦观也没有被单章评述，仍是和贺铸、周邦彦共为一节。书中对《鹊桥仙》(纤云弄巧)、《减字木兰花》(天涯旧恨)和《踏莎行》(雾失楼台)等词的艺术特色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对他作品的内容作了分类，承认秦观婉约正宗的地位，并列举了历代词论家对秦观的评论，明确了秦观在词史中承前启后的作用，也引用了前人评论批评秦词格力太弱。总的来说，郭本文学史对秦观的评论观点比较客观，也比较全面。

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是现在高校使用最为广泛、影响最大也最具权威的文学史。秦观被立为一小节进行论述，比先前的地位有所提高。袁本文学史将淮海词分为长调和小令进行评述，对秦观的评论则围绕淮海词的辞情兼胜，认为秦词卓然一家，和婉醇正，典型地体现出婉约词的艺术特征。学习柳永而又善于变化，词风清丽淡雅，对后来的周邦彦和李清照有着深刻的影响。

总体看来，20世纪的文学史对秦观的评价经历了一个先抑后扬的过程。早期对秦观的评价都不高，直到80年代才开始认可秦观词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最新的词史研究专著《北宋词史》，更是称秦观为“婉约之宗”，并用一节进行详细论述，说明秦观的词史地位不断在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