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默等

注意9000亿元新增贷款背后的问题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左晓蕾

银行新增贷款，哪怕今年创纪录地突破5万亿元，甚至更高，也不能说经济增长就能得到保证。这里，有三个问题不能不注意。

第一，新增贷款是否有乘数效应？如果这只是一个静态数字，只是一个“存量”概念，资金周转不很活跃，无法产生乘数效应，那就说明经济还没有恢复活力。

第二，是否拉动了民间投资？如果银行贷款把有收益的投资机会都抢占了，势必对民间资本产生排斥作用，无法拉动民间投资，这对恢复经济的活力，对保8%的增长率，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要确保8%的增长，总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至少要达到15万亿元左右。而仅靠银行信贷，显然不可能达到这么大的投资规模。但是在经济下滑期间，企业利润下降，民间投资非常审慎，政策需要采取“不与民争利”措施。比如，采取诸如贴息，补助等方式，包括让民间资本参与有利可图的项目，引导民间投资达到10亿元以上规模。否则，若是空前规模的银行新增贷款“孤军作战”，对经济拉动无疑“杯水车薪”。

第三，新增贷款有多少给了中小企业？在没有详细信息和资料披露之前，我们只能从规模上去判断。1月前20天之内发放9000亿元新增贷款，相信不会主要针对中小企业。而为了保增长、保就业，扶植中小企业是这一轮恢复经济所依靠的关键部分。因此希望在前半年的银行新增贷款的快速增长中，特别注意增加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比例。

另外，要关注如此大的信贷投资规模，究竟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这一点是银行信贷规模增长，是否是经济复苏信号的一个主要指标。如果投资创造就业，投资增长就可以通过工资传导到最终消费，投资需求就可以再增长，就能产生良性循环。如果没有创造就业，投资可能形成新的产能过剩，进一步拖累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

制度贪婪更可怕

美国纽约理工大学商学院院长 刘贤方

深究这场危机的实质，可以说源自美国人对自由市场的迷信崇拜。被“保佑的制度”蒙蔽住了美国人双眼，盲目自信市场调节，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释放出贪婪的魔鬼。

布什政府认为贷款证券化可以把利率风险从银行转移到了市场，银行从而不再承担长期利率的风险，撩拨起了商业银行和投行间的竞争；而投资人可以投资在不同种类、不同期限的债券，以达到分散风险的效果。

人们以为合理，但百密一疏，经济学假定自私逐利的理论根基使得人类难以做出最佳和全理性的决策。

在贷款证券化体系下，贷款是通过银行向大众发放，再由承销商和投资人买进。他们当然无法充分了解这些贷款的质量，只能是依赖于银行家的敬业谨慎和职业道德。然而，银行业务已发生了质的变化。现在他们不再行使真正意义上的银行职能，而是个中间商，先把钱借出去，再通过证券化把债权转移到投资人，然后再循环。

因为他们不持有债权，也就不必考虑还款拖欠的风险，他们只需保证贷款——融资这个链条不断裂就可以赚钱。

次贷危机的起因有很多，但是催生贪婪的游戏规则，恐怕才是这场生存危局的根本原因。

企业裁员就能度过危机吗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姚 凯

企业裁员的原因、形式和内容可以多种多样，但就裁员对企业和员工的影响而言，“裁员效益悖论”和“成本控制陷阱”现象值得引起企业经营者的关注。

人们通常以为，通过裁员计划可以提高组织绩效，但大量调查研究表明，企业只是在裁员后的初期与其他没有裁员的企业相比收到一定的成效，中长期来看却会出现绩效滑坡现象，类似现象甚至在有些企业裁员的初期就已经显现。

这一“裁员效益悖论”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有：1.部分被裁员工带走了企业的核心技术、客户和重要商业机密，致使企业资源严重流失；2.裁员后的留职员工产生“幸存者综合征”，工作压力过大，消极情绪抬头，工作效率下降，部分核心员工甚至主动辞职；3.人力资源及其管理问题不是企业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裁员因此并不能对企业绩效的扭转发挥实质性作用。

此外，“成本控制陷阱”也是企业裁员面临的普遍现象。大多数经营者往往只看到裁员带来的成本降低和预期效益，却容易忽视因裁员而产生的风险和对企业可能造成的损失。

据统计，裁员成本一般是预算的两倍，代价高昂。同时，人们往往只看到有形会计成本的控制，却忽视了最为重要的无形成本。实际上，如何留住核心员工和技术，如何通过社会责任的承担形成良好的社会形象，如何通过鼓舞员工士气提振共度危机、共克时艰的信心，如何避免裁员对企业长期健康发展造成的不良影响，理应引起我国企业界的高度关注。

银行的坏账陷阱

财经评论员 程 默

2009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国内商业银行的信贷重点，已经毫无悬念地落到政府支持的基建和重点项目上。连连降息的现实和预期本来已经挤压了商业银行的利润空间，那么，政府项目会成为国内商业银行的“避风港”吗？

即使抛开国内商业银行尚显脆弱的风险管控能力不谈，单就项目本身而言，我们也很难对此持乐观态度。以各商业银行热衷的高速铁路项目为例，目前国内铁路建设模式的风险已经暴露出来。京津城际铁路平均每公里建设投资是1.85亿元，仅每年的贷款利息就达7亿元。其营业收入尚不够支付运营成本，更不用说偿还银行贷款利息和本金了。

至于地方政府为“保增长”开出的投资大单，其质量就更令人堪忧。根据媒体公开的资料，目前各地刺激经济意向投资总额达20万亿元。近期已经不止一家媒体公开报道地方政府对当地城市商业银行施加各种压力，要求银行信贷资金对地方新建项目予以支持。

2009年新增贷款数量有望在5万亿元左右。在经历一番疯狂的信贷投放之后，国内商业银行将很快发现其要面临“优质项目荒”的尴尬，这种局面最早甚至可能在2009年第一季度就会呈现。

商业银行会因此变得更加谨慎吗？鉴于政府强大的“公关”能力，商业银行恐怕最终还是会乖乖地拿出钱来。在“保增长”的政策要求下，以行政方式催促商业银行增加信贷，并用政府干预的有形之手将之累积在政府投资项目上，此举对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构成的压力不能不让人警惕。

如何提高中国中产阶层的道德水平

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 党国英

中产阶层要由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价值观来定义。理性、宽容、勇敢、节制，是人类最尊崇的生活态度或美德，我也希望它们是中产阶层的精神规范。这是高标准的规范，不是做人的底线。

中产阶层的品行不是天生的，它至少需要两个条件才能成为一种社会存在，而不仅仅是学者的纸上风云。

中产阶层作为一个整体，必然伴随生活的逐步富裕而壮大，而生活富裕是他们自己的劳动果实。这是第一个条件。但物质丰盛并非一定会滋养出中产阶层的精神世界，如果一个人一个阶层借特权而脑满肠肥，必然产生罪恶感，哪怕这种罪恶感并不是他们的自觉意识。有罪恶感的人绝无谦和中庸的中产阶层风范。

中产阶层的精神世界是一种公共产品，而公共产品的健康必然依赖公共部门的公正性。这是中产阶层精神世界得以存在的第二个条件。公共部门的公正性又依赖自由和民主制度。自由使公共权威压缩自己的权力空间，民主使公共权威坚守政治市场的竞争原则。不能想象一个社会存在绝对权力的公共权威而能使理性、宽容、勇敢和节制诸美德成为主流风尚。如果这些美德总会使其人格载体贫困潦倒，就难以想象美德的示范作用能滋润社会。

如果说富裕是中产阶层的表象，而精神世界是中产阶层的内涵，它们要能齐头并进地发展可能是一种奢望。如果想缩短这个过程，那也应该给中产阶层以孵化的温度，而不要改变它的基因。

中国将出现一波前所未有的并购浪潮

易凯资本CEO 王 冉

我们正在走进一个兼并收购和产业整合的新时代。一波前所未有的并购浪潮正在酝酿之中，并很有可能会在两三年内爆发。

即便没有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衰退，中国的很多产业也已经到了需要通过并购实现大规模整合的时候。除了诸如电信、石油等国有垄断行业，中国的绝大多数市场都呈现多头竞争、山头林立的竞争格局，有些行业（比如医药和母婴用品连锁）甚至还处在画地为牢、区域分治的山寨格局，连全国性的玩家都还没有真正出现。个别行业甚至还出现了“负整合”的现象——企业好容易做大到一定规模，却很容易因为内部的纷争而一分为二。这种“创业多、整合少”的现象导致很多行业的市场格局十分不合理，行业的运营效率极为低下，行业中的企业只会疲于奔命地制造和应对价格竞争。

今天，除了市场发育到一定阶段后行业整合的内在需求，金融风暴为我们提供了外在推力。从卖方市场看，众多企业——无论是外需驱动还是内需驱动——都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从买方市场看，现在是低价买入的时候。

另一方面，经过过去5～10年的努力，国内已经涌现出一批具有一定现金和股权支付能力的潜在行业整合者，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积极通过兼并收购（而不是体内有机繁殖）的方式来帮助自己实现既定的企业战略和产业链布局。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和市场监管者如果能给予推动，中国的产业整合将有可能大面积提速，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个性化需求的三个层次

零点研究集团董事长 袁岳

当购买力具备一定自由度、发言权自主化、丰富信息支持、个人趣味多样的条件，个性化的商业需要就发育起来。

这种个性化需求也分层次：一是拟个性化，这是一种标签化的个性化，大量的时尚品使用这样的标签化语言作为一种符号来进行动员；二是类个性化，这实际上是前卫群体化的消费，是群体差异化，并不真正实现个体间的区别，iPod和无印良品是这样的典型例子；三是真个性化，简单地说就是在所需求的产品上有鲜明的自我印记，或者很少为其他人接受的样式、风格、元素与组合模式，这样的产品与服务往往因为消费数量有限而使成本高升，它们通常被称为“设计感很强的产品”和“高度柔性设计的产品”。在商业意义上，第一类和第二类需求更具有规模化经营的意义，而第三类则适合在艺术类或者奢侈类产品领域发掘。

作为需求导向的管理模式，当个性化需求产生并形成规模的时候，个性化营销就有了空间，并且日益扩大。个性化营销的突破首先在产品设计领域，与其他营销模式比，个性化营销第一次使得营销与设计密切结合，而在设计中，再设计理念的兴起直接配合了营销概念的渗入。再设计就是把产品的结构、样式、风格按照“一切均可重新来过”的精神进行重新设计，这将生活趣味（而不只是新功用）大量地作为卖点来使用。

个性化营销也对产品的更新周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量的个性化不是真正在横向意义上与众不同，而是在纵向意义上快速地换代。另外，个性化营销也在信息传播终端、服务终端与体验模式的设计上有所发展——例如汽车的个性化定制，需要更多更快地透过概念展会发布更多的概念产品信息，从而为消费者塑造心目中的“个性化产品”提供模板。

制造业升级背后需具备五大要素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丁学良

在沿海地带制造业、出口业遇到的这些问题，与20年以前的四小龙、30年前的日本、40年以前的德国遇到的非常相像，虽然细节不一样，但是性质是一样。根据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制造业升级背后需要有五大因素：

首先靠的是明智的政府政策支持。在全球先发展起来的国家和地区，经常可以看到政府在利益集团的游说之下，采取了一些看来能够治标的短期政策，只是当前保证了有上升力的企业延长生命力，使得国家整体水平没有办法向前迈进。所以明智的政府要有更大的力度支持，扶持有竞争力、有潜在竞争力的厂家和产业，出台一些非常好的政策，不要阻止，要帮助企业转型；

第二，无论是德国、日本还是韩国，做得最成功的自创品牌都能够长期保持竞争力。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国家和企业，每年把自己GDP、总产值的百分之几用于研究发展，一看就知道为什么他们是全球打不败，自身又具有差异化优势的厂家；

第三，国家的金融系统一定要跟上形势，要有非常好的创意产业。对创意企业厂家进行风险投资要有非常好的激励机制，没有这个不行的，因为创意产业要冒很大风险；

第四，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德国、日本和韩国，在向自创品牌转移的时候，他们的大学都有非常重要的调整和支持，少了这一点是不可能；

第五，正规的教育系统能提供大力的技术支持，德国制造业非常强，正是基于如此。在整个欧洲，能够跟它比的是瑞士，100多年来天下无敌手。在德国之外，只有一个国家非常成功，是日本，很多制造业不断走向精致化，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