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琼美

半个世纪以来,同汉族小说发展一样,少数民族小说也经历了艰难和曲折,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小说成就显著,成果丰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如果说在十七年民族文学复苏,是以民族诗歌率先登台的话,那么本时期民族文学的繁荣,则以民族小说领衔开场。

本时期少数民族小说在十七年的基础上,由复苏走向繁荣,进入了一个全面推进的崭新阶段。这首先表现在少数民族作家群体的壮大。在55个少数民族中,现在几乎都有他们的小说作者。光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的少数民族会员已达500多人,他们不少人还是本民族的第一代书面文学作家。这个作家群体起步较早、思想活跃、勇于创新,他们的题材选择面很广,这也说明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视野相当开阔。捕捉和升华的主题非常新颖,作品思想性、艺术性俱强。他们是近20年来我国文坛上最活跃的一支生力军。

其次是创作质量不断提高,大批优秀作品问世,长篇小说获得丰收。新时期以来,国家民委和中国作协为繁荣民族文学事业,先后举办过五次全国性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活动,使包括民族小说在内的许多文学作品,为更多的民族读者所了解。本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创作态势良好,佳作迭出,新人不断涌现,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仅就长篇小说而言,除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黄河东流去》(李,蒙古族)、《穆斯林的葬礼》(霍达,回族)、《尘埃落定》(阿来,藏族)等之外,还有诸如《幸存的人》(益希单增,藏族)、《太阳部落》(梅卓,女,藏族)等三十几部长篇获民族文学创作奖。而且参评作品质量比往届相对整齐,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时代性普遍都有了新的提升。在讴歌这个伟大的时代,讴歌我们新生活的同时,要体现出民族特性,而不是表现为外国文学的翻版抑或是城市文学的拷贝。这不仅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需要,也是时代的需要、读者的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此外,还有一批受到读者好评的作品,如《心灵史》(张承志)、《骚动的香巴拉》(扎西达娃,藏族)、《盐柱》(江浩,蒙古族)等等。少数民族作家中更为年轻的后起之秀,也彰显着颇具活力的创作态势,如彝族青年作家罗勇20岁出头就接连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我是差生》《擦亮阳光》颇受青少年读者看好。

“7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少数民族长篇小说,据不完全统计,大约在300部以上。”[1]长篇小说的大面积丰收,显示出少数民族文学在艺术上所达到的总体高度和新突破,尤其对于那些历史上尚未出现过长篇小说的民族来说,它们的出现更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也是多民族的中华文学史上的盛事。

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成立时,金炳华代表中国作家协会指出,“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下,新中国成立５６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与祖国同兴旺、共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作为文学百花园中的奇葩的少数民族小说也迅速发展,并在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进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广大少数民族作家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历史传统、生活习俗、道德观念和审美情趣,少数民族文学小说创作在表现时代精神、拓展题材、开掘主题上,在形式、风格、流派多样化上,在体裁和手法运用的丰富性上,都有了新的发展。弘扬爱国主义、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讴歌时代精神,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主旋律。少数民族文学小说事业出现了可喜的繁荣局面。”

在改革开放潮流的激荡下,在共同文学环境的熏染下,本时期少数民族小说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

在题材和主题的选择上,从狭窄到开阔,从一元到多元,开发出丰厚深广的民族文学领域。十七年中,少数民族小说的题材和主题有很强的规范性,比较狭窄和单一。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作家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对小说题材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开掘。

在历史题材小说方面,许多作家注意对特定历史氛围的营造与传达,从多变的历史风云中寻找文化支撑,以增强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这是本时期少数民族小说在题材拓展上的另一个切入点。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由性格单一平板到丰富多样。随着艺术视野的开阔,少数民族作家从多个角度反映时代的生活,刻画出一批个性鲜明、具有较强民族文化心理特征的艺术形象。少数民族作家突破以往对人物的单纯政治化和道德化的定性描写,增加了对人物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描写,从而使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得到深刻揭示,人们不再用简单的“好”与“坏”来对人物作简单的价值评判。

在小说结构方式上,由机械呆滞到丰富多彩。随着现代人审美情趣的不断变化,本时期少数民族作家调整了艺术视角,掌握了心理结构方式,打破了情节结构的传统模式,使平铺直叙的结构模式逐渐被时空交错的情绪化叙述结构所取代。他们显得异常活跃,或采用高度的写实手法或采用变形的象征的荒诞非写实的手法,打破正常的时空顺序来拓宽拓深作品的思想文化内涵。维吾尔族作家买买提明·吾守尔的小说有着鲜明的民族特性的同时不失现代性,其小说集《有棱的玻璃杯》和新近出版的小说集《燃烧的河流》一方面应对本民族生活中美好的一面要尽情地讴歌,另一方面则要冷静而客观地反思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对已经变化和正在变化的民族心理作敏锐的艺术捕捉,对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堕性意识也作无情的鞭笞和削骨似的冷静审视,不忘记自己的本土文化,又时刻准备超越自己的本土文化。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中渴望变化、发展的真正需求。

在叙事方式和艺术手法上,由传统写实到多元开放。小说的叙事方式与作家认识世界、把握世界、表现世界的方式直接相关。在叙事结构上,少数民族小说在融合时间叙事与空间叙事方面做出了一些积极的尝试,显示了别具一格的叙事效果。在王月圣的鄂西苗族乡土小说中,”他在发扬民族艺术传统的同时,积极吸纳现代叙事艺术的新经验,开创了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的时空交错结构。”随着社会的转型和西方现代派文学思潮的输入,民族作家努力适应现代生活节奏,不仅大胆借鉴现代派的许多手法和技巧,而且不断变换叙事角度和叙述语言,以拉近叙述者和读者的距离在写人上,已打破了过去单一的外视角的写法。通过写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人物的言行和心理活动来展现人物的灵魂奥秘,采用的是外视角和内视角并用、杂糅,采用视点交叉、移位和意识流等。将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幻觉和潜意识、下意识。使作品人物更为真实、生动、更立体化,同时也扩大了生活的涵盖。

在艺术手法方面,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除了运用传统现实主义手法之外,还大胆吸收了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和技巧,如象征、诗化、隐喻、魔幻等超现实主义手法。海泉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混沌世界》是一部富于深厚蒙古民族文化意蕴的力作。“小说的语言是诗化的,尤其是环境的描写和大段的心理描写,沁人心脾。语言大气具有动感和力感,与蒙古族精神气质相吻合。作者经常应用理性语言进行叙事,使语言闪烁着哲理的光芒。”

上面仅就题材主题、人物形象、结构方式、叙事方式和艺术手法的发展变化等方面,对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发展轨迹作了大致勾勒。当然,这只是作为整体而言,并非每个民族的小说创作都达到同一水准,存在着差异和不平衡状况。有的小说视野比较狭窄,还固守在原有单一民族的视界里,没有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现代生活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守旧心态,缺乏艺术进取精神;有的作品主题缺乏深层开掘,缺乏较厚重的历史涵盖;有的构思缺乏时代新意,结构缺乏宏大叙事,语言缺乏民族特色等。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多样文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面临严峻的考验。“面对着世界文学和我国的迅速变化、发展。民族心理结构的重组与来自各种渠道的文化交汇,当今少数民族文学正处于觉醒与嬗变、返璞与升华的阶段,表现出一种认知本土、多维建构的姿态。我们应当选择既开放,又坚守的文化策略,以先进性和科学性认识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取向和构建目标。”

我认为在要有全国视野和世界眼光的基础上,民族小说要再民间化。在现今已深深卷入全球化的中国,寻找、发现和珍惜以民族优秀传统为形式和内涵的文化差异,应该成为民族作家们的一种自我意识。新的一批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应该用自己独特的方法和语言闯入小说创作领地,试图用崭新的手法揭示人们的内心世界。还应该带着对民族民间文学的新认识和新发现去思考,去创作,那么民族小说文学就有可能对中国文学的多样性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今后发展的格局将更加开放,更加辽阔。我们一定要立足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立足发挥区域文化多样性优势,立足文学的创新和繁荣,整合资源,整体推进,探索出一条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的发展文艺事业的新路子,不断书写少数民族文学小说发展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