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亮

小街隐在闹市区的背后，书摊隐在小街的角落。如果不是刻意寻找，即使走在小街上，也很难发现女人的书摊。地上铺一张油纸，油纸上挤满了陈旧的书籍，这是女人全部的生意。女人终日守着这个书摊，她的脸和旧书纸一样黄。

偶然发现了这个书摊，于是我就成了这里的常客。这里的书大多破旧不堪，或缺了封面，或缺两页内文，或纸页发黄发脆，沾满污渍。可是偶尔，我还是能从这里淘到一两本有价值的书或杂志，比如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比如文革时期的《红旗》杂志，等等。我去了，女人很是兴奋，忙搬来板凳让我坐下慢慢挑选。她的目光充满期待，我想她的生意不会太好。

与女人熟识，聊得慢慢多起来。她告诉我她和男人几年前来到城市，一开始靠收废品为生，后来从废纸堆里挑出旧书拿到街上卖，收入竟比收废品还多。这样就慢慢转到卖旧书上了，女人说，守个地摊，总比走街串巷收废品轻松。女人还说她只读到小学二年级，书上的字多半她不认得。可是这并不影响我卖书，女人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我的眼睛尖着呢。

女人的眼睛的确很尖。小街上挤着三五个相似的旧书摊，唯独她的摊上找不到一本盗版书。我纳闷。识不了几个字的女人，怎么做到的呢?这个简单，看印刷质量，裁切质量，纸张质量，字体大小，我和我男人都能一眼看出来呢。她笑着说，书可以破旧，但必须是正品……就像玉，再脏再旧再破，品质不变。女人一本正经的表情，说，做生意，没有商德怎么行呢?

我笑，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女人说到了“玉”，说到了“品质”，说到了“商德”——她把几块钱十几块钱的地摊生意，做到了“品质”的高度。

我嘱咐女人说，以后收到有价值并且品相尚好的书，就替我留着。女人反问，你认为哪类书有价值呢?怎么跟她解释呢?我只好说这样吧，厚一点的，国外作家的长篇小说，1980年以前出版的，八成新以上的，你就先替我留着，反正我常常路过这里。女人想了想，说，那就替你留三天吧……三天内你没过来，如果别人看得上，我就卖给别人……我也需要流动资金啊。我笑。笑女人的认真。

后来我搬了家。新家距小街很远，半年多的时间里，我没有光顾女人的书摊。半年后再去那条小街，她的书摊已经不见了。向旁边的人打听，才知女人开起了店——还卖书，不过她已经把一个地摊，变成了真正的店铺。

女人的店面不是很大，却简洁典雅，四个大书架靠着墙壁，排得满满当当。令我吃惊的是，女人竟然把书架上的书籍详细地分了类，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古典名著，工具书，家居生活，课外读物，升学指导，等等，完全是新华书店的排场。当然有旧书，旧书占去大约半面墙壁，却不像新书那样归类，只简简单单划出一元区、三元区、五元区和八元区。一目了然。女人的认真。无处不在。

更令我吃惊的是，屋子里有一个由四扇毛玻璃屏风围起来的独立空间，女人说这是为那些想在这里读上几页书的人准备的。八个座位，一张大圆桌，桌子上有盆花。有免费的茶水，有纸，有笔，屋子里飘着淡淡的轻音乐。女人说如果只想蹭看几页书，这是不收钱的。不过有些人喜欢坐在这里喝着茶读上一个下午，那么，只收两块钱。相当于往外租书了，女人笑着说，并且现看现还，最大限度利用图书资源，何乐而不为?问她来这里看书的多吗，女人说多啊!八个座位早不够了，可是店太小，没办法再加。她说她和她的男人正在物色新的店面，如果一切顺利，她想开一个正儿八经的书吧。上到四十个座位，隔断成书房模样，再雇上一个可以导读的大学生店员。我问那岂不和图书馆一样了?女人说当然不一样。图书馆我去看过，那里环境多单调气氛多压抑啊!那里有轻音乐吗?有花吗?有茶水吗?提供纸笔吗?图书馆卖书吗?有服务生吗?——去图书馆的人多是查资料，来书吧的人，则变成一种品味，一种消费时尚了。她想了想，加一句，在家里洗个淋浴与去旅游区泡温泉，感觉能一样吗?

那天我在女人那里买下五本书，其中包括两本旧书。女人说一直帮你留着呢。我说不是只留三天吗?女人说有流动资金了，就多帮你留几天。我问她你确信我会找来?女人说当然，我拉回头客，一拉一个准。

我相信女人的话。我想女人之所以能从收废品练起地摊，从地摊开到店铺，又豪情满怀地要开一家独一无二的书吧，正是缘于她乐观、自信、善良、纯粹、朴实、认真、安静、守信并且勤劳的品质。品质与身份无关，与知识无关，与经历无关。一位乡下女人把这些品质带进繁华的城市，我想我应该感激她。

只读到小学二年级的女人，在城市里，其实更像一个文盲，可是这并不妨碍她现在所做的一切。女人说知道吗?有时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位老师，虽然我没什么知识，可是我能让更多的人来我的店里读书并从此爱上读书，我不是老师，又是什么呢?并且，我还是一位合格的老师呢。说到这里女人红了脸。她的脸白里透红，与一年前的暗黄，已经大不相同。

有什么理由反驳她呢?这位来自乡下的女人，真的是城市里一位出色并且特殊的老师呢。只是，不知道她的这些品质，能不能感染那些自以为是的浮躁的城里人?

编辑胡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