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文艺话题更显当代人的忧思

由北京文联主办的年度北京文艺论坛将今年的主题确定为“传统与文艺”。主办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发展和确立，社会思想、文化、价值体系同样面临着深刻的转型和变革。从20世纪80年代对西方文化思潮和“五四”新文化传统的推崇借鉴，到90年代至今天的“国学热”、“传统热”的逐步升温，不同时期的种种文化思潮都显示出当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价值体系仍然处于不断摸索的建构之中。在当下的社会文化转型过程中，如何对待“传统”，无疑是当代学人必须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话题。在为期三天的研讨活动中，七十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传统与文艺”这一主题，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学者们普遍感到，面对中华文明创造的丰厚的传统文化，在如何继承其形式、风格、审美规范，以及传统的智慧，如何吸收外来文化的精髓，如何在我们民族的文学艺术中融合升华等方面，都有值得深入讨论的必要，因为，这些看似形成定论的的话题，其实在实践层面存在着许多的误读和误区，需要在新的形势下作进一步的辨析。

不少评论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思想、文化、价值体系面临着深刻的转型和变革。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是与世界文化融合的“现代化”方向，这一点无可置疑。走向“现代化”的文化，也包含着以理性、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在继承的基础上，强调发展与创新。评论家们谈到，“发展”是继承传统的内在要求，“创新”则是发展传统的基本动力。对于艺术创作来说，发展与创新的精神尤其重要。如果某种艺术创作，仅仅限于对某种“传统”的内容、形式、风格、审美规范进行模仿，而不敢在继承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这门艺术将必然失去其蓬勃的生命活力，同时也将失去了这一“传统”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

谢冕在论坛的主旨发言《说不尽的“传统”》中集中表达了对“传统”复杂性的学术感慨。他以抒情的方式说，传统有着说不尽的辉煌、说不尽的折磨、说不尽的沮丧和说不尽的忧思。说不尽的辉煌让我们满足并陶醉，但传统也窒息了我们。他认为，我们摆脱传统的约束，才会有了时代的进步，“但是还有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也被打破了，比如说旧诗，传统的诗歌，至今旧诗的毁坏至今还是我们心头的痛，对一个历史很浅的民族和国家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对我们这样的有着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来说这个痛可以说痛不欲生，我本身始终都是站在捍卫新生的立场上，但是我看到很多事实使得我也有沮丧之感”。因此，谢冕感到面对传统，我们的忧思同样是说不尽的，“我的忧思是我们已经对传统的那些糟粕的部分，阴暗的部分我们失去警觉了，我们创新是一种时尚的创新，就大的方面来说，不是全部，是一种时尚的创新”。

事实上，自新文化诞生以来，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对传统的讨论，今天，大概没有人从学术理论上简单地主张否定传统，而是更多地从辩证和多元的角度去把握传统与当代文艺和文化的关系。这样一种共识基本上体现在论坛的发言之中。如张清华认为，在新文学发展与发生过程当中，传统像一条鳜鱼、大马哈鱼，大马哈鱼的一生其实就像文学和新文学、传统和我们今天的关系是一样的，一条大马哈鱼长大以后会回到故乡，然后在那儿死去，在河流的上面死去，然后它死了以后，它的身体变成临死前生下的那些鱼卵的食物，那些鱼卵就是以母亲的身体为食物的，大马哈鱼的生命终止了，但是它的身体直接融入它的孩子的生命中，我们考虑新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变化和现代性这种生命力过程当中一定要看到传统总是起到默默滋养的作用。

肖云儒比较积极地看待传统与当代的关系，他认为，传统都是创新的历史积淀，因此，我们要为新的传统尽我们的历史责任。他特别强调，创新是对传统最积极的继承和发展，他说：“传统是一条流动的河，不是固化的文化化石，传统应该永远不会风化、规划、僵化，传统的文化的生成和发展其实都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过程。”贺绍俊对“80后”的分析可以说是对肖云儒基本观点的印证。他认为，“80后”正在对传统构成新的挑战，这种挑战蕴含着新的文学革命。如果以知识系统来衡量的话，我们的知识系统属于古典时代。“80后”的写作则标志着古典时代的终结。从现代化运动的进程看，90年代应该标志着古典时代的终结。古典时代适应革命与启蒙方式的文化精神无法给这辆提速的列车提供燃料了。“80后”出生于旧的时代逐步坍陷的时期，成长于新时代秩序逐步建立的时期，他们的精神主体属于新的时代，属于未来。他们具备了充当革命者的客观条件，因此他们进行的文学写作或许就是在酝酿着一场文学革命。要正确认识“80后”，就要正确认识后现代。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后半叶西方社会最具影响力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社会形态的文化特征，它的内涵复杂多义，甚至互相矛盾，呈现出不确定性、零乱性、非原则化、无我性、卑琐性、内在性、非中心等特征。我们往往在负面价值判定的基础上来接受后现代，后现代于是就成为了一个贬义词。实际上这种判断是不准确的。后现代具有一种革命性，后现代性也是一种现代性，它是现代性的自我反思、自我重构和自我超越。“80后”正是以一种充满革命性的后现代精神完成了他们的青春成长期的仪式，并开始了他们的青春写作的。传统的文学是建立在前现代文化的基础之上的，传统在今天仍充满强劲的活力，这是因为前现代文化仍是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的主流，但是不能不承认，后现代文化具有更蓬勃的朝气。尽管中国社会是一个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行不悖的文化环境，但以后现代文化为灵魂的“80后”无疑会赢得更多的年轻人，从这个意义上说，“80后”所蕴含的新文学革命是对传统的挑战。这是一种积极的挑战。贺绍俊认为要区分两大传统，一个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统，一个是现代文化的传统。中国古典文化传统建立在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之上，现代文化诞生于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在近一个世纪的革命主潮的推动下逐渐成型。中国现代文化构成了一个与革命性和现代性为逻辑的新的知识系统，中国现当代文学基本上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产物，是以这个知识系统为语法关系的。近一个世纪，可以说是这两个传统进行“融突而和合”的过程，从文学的层面说，现代文化传统逐渐成为一种显性的传统，而古典文化传统退居到幕后，成为一种隐性的传统，或者说，古典文化传统逐渐融入到现代文化传统之中，以现代文化传统为载体得以彰显。而“80后”对传统的挑战，准确说是对现代文化传统的挑战。贺绍俊认为“80后”对传统的挑战与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对旧传统的挑战有着相似性。二者的不同之处则在于，一个是传统的气数不同。20世纪，传统的气数已尽，传统在推动社会进程方面的功能已经失效。而中国现代文化传统在新世纪前后尽管也面临挑战，但传统的功能并没有失效，相反它仍是主流文化的主要支柱。第二个不同之处，是革命的状态不同。如果说20世纪的文学革命是一场自觉的革命的话，今天的革命则基本上是一场不自觉的革命。不自觉的革命很有可能变成一场流产的革命。有些人会被传统所收编。更重要的是，今天是一个多元化时代，传统与新质并不是处在非此即彼的紧张关系之中，这就决定了，“80后”所蕴含的新文学革命只是一场温和的、静悄悄的革命，是一场很有可能以改良的方式来处理的革命，是一场持久战式的革命。也许，“80后”完成不了这场革命，而是要期待“90后”甚至更年轻的一代来完成这场世纪的文学革命。但不管怎么说，这场新文学革命终究会结出自己的新果实的。

面对传统话题的忧思似乎在人们的学术思考中来得特别浓烈。不少学者的发言都体现了这一点。

赵勇从书信往来这一交际方式的细微变化入手，探讨了传统方式消失后面的文化隐性影响。由于现代科技的发达，手机短信、电话等几乎完全取代了传统的书信，从而改变了人们的情感体验。赵勇说：“无论是古代的邮寄系统还是现代的邮政系统，寄信人到收信人是需要时间和空间旅行的过程，最显著的特点是非常缓慢的过程，这种特点塑造了人们特殊的情感表达方式、体验的方式，我把这样一种体验叫做书信体验。因为书信的延缓使得我们的古人对时空感知非常遥远和漫长，而等待、盼望、忐忑不安、痛苦还有悠长的思念全部在这样一种体验当中，通过文学的形式把这样体验凝固之后表达出来。”但这样的体验在今天逐渐消失了。让赵勇忧思的是，“我们今天确实就生活在短信文化包围当中，书信传统走向终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短信文化来的时间比较短，最终给我们带来什么，现在我还看不太清楚，但是书信传统的消失能够带走什么是可以看得清楚了，以前我们有一些脍炙人口的书信作品，像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像鲁迅的《两地书》等等，我们以后还有家书、情书的形式吗？我们还有‘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感情吗？”

陈履生认为20世纪中国书画发展有两个最基本特征，第一，旧的传统基本上被革除；第二，新的传统也大致建立，让他忧思的是，在旧传统和新传统之间的矛盾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消减了中国书画传统的人文精神和本质特征。他认为，经过20世纪的发展我们已有的文人绘画的传统根基已经松动，书画传统与当代社会和审美之间产生了一种隔阂感，这个隔阂感严重制约了中国传统绘画在当代的发展。它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当代社会对已有的传统失去了一种亲情感。

从事戏曲研究的傅谨说：“传统问题是一个旧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我们之所以今天值得提出这个话题，是因为长期以来对于传统的看法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无论是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践角度人们对传统的看法远远不像字面上说的那么简单。”他尖锐地指出，戏曲传统在近一百年存在着一个系统的“污名化”过程，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传统”这个词在戏曲界成为贬义词，“当人们谈起传统的时候不是以客观的心态看它，更不用以尊敬的心态看它，而事实上人们在实践中，甚至包括在理论中会把这个词看成是一个负面的东西，而在实践中确实有很多剧团和演员会把传统看成是戏曲界的一笔负资产，总是会听到有人这样说，我们的传统包袱太重了，得扔掉才能往前走，传统被看成是整个戏曲事业往前走的包袱”。傅谨痛心地指出，对传统的“污名化”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几十年来关于戏剧的结构、写法和表述方法有很多新的变化，这些新的变化其实多数情况下不是比以前的艺术家更优秀，而是因为这些艺术家们和编剧们学习了西方的先进经验，所以才有了这些表达，把我们上千年这样一种戏剧结构和戏剧表述的经验搁置在一边，用另一个方式写我们的戏，我认为这是当代戏剧创作中面临非常严峻的问题。几十年来我们以这个名义把中国戏剧传统整体上看成是千疮百孔，充满问题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对传统的态度慢慢出现了一些变化，原有传统应该有的尊严几十年来真的是受到了摧残，我所说的污名化的过程主要是集中在戏曲理论界，它几乎是系统性的质疑传统，甚至把传统渐渐摧毁。我认为几十年来中国戏曲的发展不尽如人意理论界要负相当大的责任，从一开始就没有对传统抱有健康端正的态度，这是当代戏曲发展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因此他强调，“对于当代戏曲发展来说我们应该做的是两个事情，一是重建传统本身的合理性，二是重建传统的合法性”。

回顾一百一十年的新文学，反思启蒙话语

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此为主题词的文学研讨活动自然不少，但对于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来说，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时间概念，那就是从1898年到2008年的一百一十年，正是新文学诞生并成长成熟起来的一百一十年。因此，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1898—2008：中国新文学高层论坛”引起学者们的重视。陈福民认为，“1898—2008：中国新文学高层论坛”的讨论切入点是对一个世纪的中国新文学的扫描与检视，这样做的理由显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学术成果的关键性共识——“20世纪中国文学”——所提供的基础。参加高层论坛的学者们共同探讨了近一百一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内部的重要议题：包括文学的启蒙与反思、文学本土化与全球化、文学学科的“历史化”、文学批评体系的建立等。启蒙话语是论坛比较集中的话题。今天在怎样的语境中谈启蒙文学？郭宝亮认为，启蒙不仅是民主、自由、科学的理念，还应该包括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启蒙。杨联芬则认为我们现在所谈论的启蒙并不是“五四”新文化启蒙的原生态，80年代新启蒙运动对“五四”的描述，有很多是遗漏的、改写的，比如救亡、革命和启蒙，在80年代被理解为是互相冲突互相排斥的，其实，大量的史料证明，它们有共同的出发点，都是民族主义的救亡图存，最终的指向也仍然是民族国家。高玉认为，“启蒙”这个词本身的外延和内涵在文学革命和文学评价体系中的不确定导致了文学启蒙承担了过多的社会启蒙的重担。段从学指出，启蒙者需要自我反省，需要再启蒙，在启蒙思潮中，还应该辨析自由主义的启蒙和民族主义的启蒙的不同脉络。樊星则以“改造国民性”作为启蒙话题的补充，指出“中华民族的以柔克刚的适应性，面对苦难时候的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也是“启蒙”的内涵之一。

谢冕关于新文学的阶段性与总体性的看法可以说是对这次论坛的总结，他说：“总体性，可能指的是中国文学的悠久传统以及历代的作家诗人创作的积累经验所形成的文学经验。阶段性，中国新文学110年来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到今天，中国多动荡的社会环境，我们的先人希望通过文学来改造、促进社会，于是在每一个阶段都提出一些文学的任务和使命，提出的时候甚至觉得是最好的、惟一的。提出的任务往往是排他的，对中国文学的传统往往忘记了，造成了断裂。这给中国文学的传统造成了伤害，这个伤口现在还在流血。我觉得9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文学已经进入了良性循环，不是批判打倒，而是在宽容、尊重的前提下，已经进入了合理的建设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