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景雷　王　爽

中年成长和疼痛

当成长小说作为一种写作思潮或者表达方式开始流行的时候，人们给予更多关注的是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作家。实际上成长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是有传统的，任何一个经历过成长疼痛的作家，都会在自己的创作中表达自己的成长经验①。郁达夫的《沉沦》就是这样的小说，只不过后来文学史因为对它赋予了太多太沉重的主题而忽略了它的关于成长的意义。像这样的小说，虽然我们将之命名为“自叙传”或者“私小说”，但却因主题的“政治性”而变成了公共性的，公共性对私人性的遮蔽，使这一传统并没有在后来的发展中呈现出明显的线索。及至到了70年代出生的作家创作的时候，因为“政治性”和公共性的消失，才使得他们创作的私人性得到凸现。但就当下的创作来看，这似乎并不是70年代出生作家的专利，而长于他们的王刚（《英格力士》）、余华（《在细雨中呼喊》）、东西（《后悔录》）等作家也都在写成长小说。我这样说是想表明，在像魏微这样的作家身上，也许成长的主题并不是它区别于别的作家的最主要的方面。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我们又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纯粹的成长小说，我们的作家长大成人之后回过头来去描写自己的成长经历，无论是对场景的刻画还是对成长心理的体察都必然带有成人的痕迹或者经验，因此，成长小说必然是成人的成长小说。只不过，区分这种成长小说的好与坏只能看写作者是如何把那种成长的经历写得更加细致入微了。在这一点上，好像还没有人比魏微做得更好——她的成长叙事更注重的是家庭的空间这种更多带有私人性的视阈。和以前的成长小说写作不同，以前的写作很注重社会空间的。像《沉沦》这样的纯粹私人小说，也是放置在异国他乡、国仇家恨的氛围中，如果把《蚀》三部曲和《青春之歌》这样的小说也看作是成长小说，那么它们的成长空间就是革命性的，王蒙的《青春万岁》也是。《英格力士》和《后悔录》则是政治性的。而魏微的小说则是私人性的，成长的过程更多的是纠缠在亲情、爱情和友情之间。比如《姐姐和弟弟》中的姐弟之间、《父亲来访》中的父女之间、《暧昧》中的同事之间、《流年》中的亲友之间以及《拐弯的夏天》中的那种难以界定的类似于两代人之间的情感纠葛。这些已被很多论者注意到，不再赘述。

我在这里要说的是魏微对中年成长的关注。

可以这样说，成长伴随着人的一生，而并不仅限于童年、少年和青年。青年以后也仍然是需要成长的，只不过因日常生活往往需要这些成年人来支撑，或者说日常生活因为常常是这些成年人来构织的，却使我们经常忽略了他们的成长需求。换句话说，在我们的很多作品中，我们并不缺少对成年人的成长性描述，但由于我们把他作为成年人来看待的，所以他的成年性就掩盖了他的成长性。或者并没有把他们的成长性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在《到远方去》这篇小说中，魏微讲述了一个陷在日常生活中的男人不安于庸常生活而想逃离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没有名字，“他”可能是那个年龄的所有的人。他们经常走在“旷朗”的街道上，上班、下班，为日常生活奔波。但终于有一天，他们开始变老了，“平凡的生活一点点地毁损了”他们，使他们“那张夜光下的脸很是松弛、疲惫”。但他们有时候也会像年轻人一样加速行车，像风一样，“走在风的前列”，追求的是“速度和飞翔”。在他们的身上，有另外一个“陌生人”。这个“陌生人”不爱回家，就想出走和逃离。或许从生理学和心理学上来说，人到中年，大概就会开始了另一个转折。这种转折，从年轻的时候开始便会潜滋暗长，及至到了已经开始厌烦了庸常生活的时候，这种对成长的另外一种需求就会浮出水面。魏微发现了日常生活中的这一征兆，并像表现年轻人成长过程中所经历过的疼痛一样把他们表现出来。如果说年轻人的出走和远行是他们成长中的尖叫的话，那么这些中年人的“速度和飞翔”也是他们中年的尖叫。《薛家巷》里面的吕东升也是这样的人物。他常常漫无目的走在大街上，“他像一切五十多岁的男人一样，走过了生命的大半个旅程，有一天突然回过头去，他几乎看不见什么”。于是吕东升厌倦了这种生活，想着有朝一日，离家出走，获得自由。而《流年》中的杨婶的出走，已经把一种想法变成了行动，也许她真的已经不能再对那种成长的疼痛再忍受下去了。很显然，杨婶的出走是令我们震撼的。反过来，当我们仔细品味储小宝（《储小宝的婚姻》）和“我叔叔”（《流年》）的人生经历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日常生活是怎样地消磨了他们的人生。正如魏微在作品中所描绘的那样：“窗外的阳光一如既往地盛开着，灿烂，黯败，一点点地往下坠落了。”②

把《异乡》中的子慧和《到远方去》中的“他”、《薛家巷》中的吕东升、《流年》中的杨婶作一比较，就会发现，他们对家庭、对亲人的那种不离不弃、又离又弃，即厌烦了日常生活，又不得不投入到庸常中去的精神状态是一致的。子慧在成长中的痛感和“他”、吕东升、杨婶等的痛感也是一样的，他们都遭遇到了成长和生活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一些生理和心理问题。这个问题被魏微抓住了。可以说，是魏微从隐秘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了另外一种疼痛，而这种疼痛又常常为我们所忽略，是魏微打开了这扇疼痛的门。这是魏微成长小说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日常生活和时间

20世纪的日常生活写作路线是这样的，先是萧红发现了呼兰河边后花园里的一草一花，静静流淌的呼兰河水以及呼兰小城的世事更迭。对于这样的生活，萧红说：“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的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地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了。至于那还没有被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③ 与萧红同时或稍后出现的是张爱玲，张爱玲发现了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在这个市民社会中，当然有中国的传统，但更多的还是现代的。小市民的精于算计和过分功利的人际交往正是那特殊的社会环境中的日常生活。她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④ 当然张爱玲作品的主题性是另外一回事，仅就对日常生活的关注而言，她和萧红倒是互补的，萧红是乡村小镇式的，而张爱玲则是大都市式的。在当代文学中，王安忆对日常生活的描写也是很精致的，只不过她更加专注于场景的刻画和描摹。在王安忆之后，或许还有林白，接下来对日常生活描写的就是魏微了，但魏微并不认同林白和自己是一样的路子⑤。在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史上，如果说萧红、张爱玲是第一代日常生活的写作者，王安忆是第二代日常生活写作者的话，那么魏微就是第三代写作者了。这样的梳理和排序，不仅是文学史上的意义，而且对魏微来讲，她还面临着继承和创新的挑战，即她如何扮演好第三代写作者的角色。魏微的小说即不是乡村的血泪苦难，也不是都市的男欢女爱，更不是向主流致敬的宏大叙事，她就是在宁静的怀旧中表达对日常生活的真切感受。这里有疼痛，也有幸福；有冷漠，也有温暖。魏微很认同张爱玲和萧红对她影响⑥，但我以为这种影响更多的是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或者对这一传统的继承，技术或者精神倒是在其次的。魏微作为日常生活的写作者的意义也就在这里。简单地说，萧红、张爱玲、王安忆等，她们对日常生活的描写都有怀旧的成分，而在魏微，不仅有怀旧，更多的还是挣扎，是成长中的挣扎。这种挣扎拥有着更多的心理因素，是时间和空间里的挣扎，正因为如此，所以才说，魏微并不注重故事的情节，而是注重用心理来串联故事。这一点是她与张爱玲、萧红等的主要区别。

一般说来，我们对作家的认识主要是通过作品来实现的，有的作家通过一部作品既可达到目的，有的作家则需要很多作品。前者是因为其表面的语言冲击力很强，后者则是因为在文字的背后有更吸引人的地方。有的作家很容易读懂，容易读懂不是因为浅薄，而是文字表述更具快意。有的作家不易读懂，需要我们将他的文字捡到一处坐下来慢慢读，这样才可显现意义。魏微无疑属于后者。比如，仅从文字的角度而言，魏微的文字很有魔力，隐藏了很多东西。语言有质感而且轻盈。她把句子变成短语，常常省略了动词或者宾语，因此，词语或者句子就成了心灵的闪烁、感觉的闪烁。它往往呈现出一种隐藏在理性背后的非理性的东西。即便在一个句子中，她也决不用顿号或者分号，而更多的是句号。每一个句号都是一次心灵的触摸。这极像日常生活，总是一段一段地完成或者滑过。通过这样的方式，魏微有效地节制了日常生活的过于散漫和无序，从而使日常生活生出了很多的意义。

魏微对日常生活的描写不像张爱玲和萧红那样单纯，而她的复杂性就在于她对时间和空间的过分在意。可以这样说，张爱玲是从都市的角度切入日常生活的，而萧红是从乡村切入日常生活的，尽管她写的是小城。而在魏微的小说中，她并不明显地区别城市与乡村，如果说在她的作品中我们还能看到城与乡之间的分野，那不是文明与否的差别，也不是进步与落后的差别，更不是人心与人心的差别，而那仅仅是一种对时间的认识的差别。但正是这种差别却显现出了魏微的独特意义来。换句话来说，她的所有的叙事都是以时间为起点或者终点的。比如在《化妆》中，开篇就说“十年前，嘉丽还是个穷学生……”这时嘉丽是在邻市法院实习，而“这十年来”却是在母校所在的城市工作；在《石头的暑假》的开篇说：“二十年前，石头还是我们这条街上最俊朗的男孩子。”然后在整个的叙事中，“二十年”这个时间概念被不断地提及；在《大老郑的女人》中，开篇又说：“算起来这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在《异乡》中她不断强调“三年”对“子慧”的意义；在《储小宝的婚姻》中，时间被虚化了，但仍然被不断强调。“很多年后，那声音穿过时空，也不断地回响在我的脑海中……”、“很多年后，当我回忆起这一幕的时候，也是历历在目……”、“很多年后的那个夏天的午后，我站在客厅的中央，我自己也知道，从前的一切就这样地流失掉了……”、“很多年后的今天，我已年近三十……”再列举下去似乎已经没有太多的必要，类似这样的关于时间的表述在魏微的小说中俯拾即是，特别是在她的长篇《流年》中，时间已经成了一个必须要表达的主题。对于时间的过分在意，固然和魏微的怀旧的伤感情绪有关，但我以为最主要的这是她把握日常生活的方式。虽然不能说日常生活并不总是变动不拘的，但它的散漫和无序却使我们对它的把握变得困难起来。但当我们用一个确定的时间来约束它的时候，那么这个时间就会不断地变成我们认识生活的一个个新的原点。从这个原点出发，日常生活才不会漂浮起来。不仅如此，一个时间原点的确定，也会使叙事的空间无限扩大和膨胀，反过来，它又会使日常生活显得更加细密和富有层次。因此，在魏微这里，时间既是情绪性的，又是技术性的。

对于过去时间的留恋和在意使魏微笔下的日常生活显出一种苍凉感和静止感。就像她在作品中说的那样：“这是一座古城，不记得有多少年的历史了，项羽打刘邦那会儿，它就在，现在它还在。项羽打刘邦那会儿，人们是怎样生活的，现在也差不多这样生活着。”“有一种时候，时间在这小城走得很慢。一年年地过去了，那些街道和小巷还在，可是一回首，人已经老了。”⑦ （这一点却很像萧红的认识）也许正是这样一种心态，才使魏微更喜欢“下半日”的阳光。这在《流年》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在这部长篇中，她数十次地使用了这样的描述性语言：“下午的阳光昏黄缓慢”、“下午的阳光照在林荫道上”、“夏天的阳光，在午后”、“夏日的午后”、“正午的阳光”、“阳光也衰老了”等等，她几乎或者很少使用“上午的阳光”或者“早晨的阳光”这样的语言。对这种意象的选用在魏微也许是无意识的，但正是这种无意识反映出了魏微对日常生活的那种静止的苍远的体认——厚重、温暖和较少变化。我们可以借用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如果说“上午的阳光”或者“早晨的阳光”是海面之上的冰山的话，那么“午后的阳光”就是海面以下的存在了——厚重、神秘而又无可奈何。关注着“午后的阳光”就是要去透视着日常生活的内核。比如吕东升（《薛家巷》），早早地下岗在家，无所事事，每日里漫无目的地东游西逛，他非常期望生活的变化，但城市中巷子里的生活又总是千篇一律的——生于斯，长于斯，最后也将老死在这里。臧克家曾在一首诗中说：孩子，在泥土中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埋葬。这是表达土地和农民的关系。但是城市的巷子里的生活不也是这样吗？吕东升的痛苦和孤寂就在这里。这大概就是日常生活的隐秘之处吧。

弗吉尼亚•伍尔夫和魏微

魏微的写作是她们这一代作家中最具个性者之一，具体表现在：她的故事情节不断被她的内心感受打断，以至于她的叙事延宕不息，张力十足；她重新组织了日常生活话语和文学语言，低缓而隽永，清丽而陌生。她沉潜于对于过去经验的创造，表现出了一往情深的关注和巨大的热情，所以“微湖闸”才成为她“永远的微湖闸”，她对“微湖闸是有感情的”。如果说一个作家在创作取材上就像用筛子筛东西的话，很多作家留下的是筛中的内容，而魏微永远选择的是那些被筛下来的东西——琐碎、细小。所以70年代以来的重大历史和政治事件在她的作品中并没有太深刻的印记。她在《流年》里表述说：“我见到的‘文革都在这里了。一个时代的末梢，在1976年，国家一下子痛失了三个主要领导人，只不过，毛主席和朱德的死，我已经记不得了。我想，那时候，微湖闸肯定也举行哀悼仪式了，但是我已经没有印象了。”⑧ （问题是，这种梳理和选择能否当得起一般人所要求的“大格局”？很显然，这也许是魏微的不足，她的“格局”的确小了些。）事件在一部叙事性的作品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通过对事件的不同把握、描述和理解，往往透视出作家的写作格局和追求。可以这样说，在一部作品中实际上有两种事件，一种是政治的社会的事件，一种是日常的生活的事件。前者往往支撑起一个巨大的宏伟的叙事和伟大的人物，它往往是庄严肃穆、令人肃然起敬的，它可能是正义的和法力无边的，但往往也是冷漠和寒气逼人的。它的时间跨度大，且斗争着的，新的时间战胜旧的时间，历史终于以新的面貌向前发展了。后者却是小人物的生活史，它不仅琐碎，而且意义并不明显，它是东家长李家短，前院茄子后院萝卜。但不能说它没有意义，它的意义在于传递着平凡的思考和日常的温暖。它把人的喜怒哀乐融化在一草一木当中。而魏微选择的恰恰是后者，她对日常生活的事件的把握不仅多义、深邃，而且温情脉脉。正如施战军所说：“她的文字缓和晴朗，视阈似乎不够宽展，但是带给读者的感动却是浸透内心和仁厚无边的。”⑨ 但我想，这个“浸透内心”和“仁厚无边”还应该包括她小说内质的难以把握。读她的作品，有分裂感、有黏合感、有挣扎感、有逃避感、有惶恐感、有犹豫感、有反叛感、有苦涩感，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有幸福的温暖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从中读出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感觉。

魏微在她的各种创作谈中没有提到过“二十世纪最佳女作家”伍尔夫，所以我还不能判定她是否受到过这位女作家的影响。但就其创作中所表达的意识而言，无疑她是有着伍尔夫一样的意识的。她对情节的处理和对语言的组织以及对生活的选择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仅就日常生活一项来说，魏微的笔下没有波澜壮阔的潮流，也没有惊涛骇浪的涌动，她从默默无闻的日常生活中开掘出了一个新异的视阈。比如就在《姐姐和弟弟》这篇小说中，姐弟俩人就是在没有来由的相互的给予、怜爱、排斥和怨怼中成长起来的，这是什么在起作用呢？是血缘还是家庭氛围？是遗传还是社会规范？这是谁也说不清楚的。就像作品的结尾所说，姐姐和弟弟的关系、和父母的关系，“是一种‘恋爱，她想着，后来变成一种仇恨；再后来就是隔膜了，像她对弟弟，说到底还是疼痛，是打和被打的感觉。也不晓得怎么弄成这样子了”⑩。而这种新异性就在于这种不能确知的确知。伍尔夫从女权主义的立场说过这样一段话：“女性的日常生活过于平淡，很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可以说她们生活中的每一天都不留痕迹地消失得无影无踪。煮好的饭菜被吃掉了，养大的子女离家走了。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呢？有什么事情可让小说家大做文章呢？几乎没有。她们生来默默无闻，就如一些隐姓埋名的人，简直让你无从查找。而现在，女作家首次要在小说中探访的，就是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国度。”(11) 我在这里不是要指称魏微是女权主义者，而是想说，伍尔夫对某种女性写作的概括和认识恰恰正是魏微所要做到的。纵观魏微几乎全部的创作，特别是她的长篇小说《流年》所要表达的正是那“不留痕迹地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东西。她在“煮好的饭菜被吃掉了，养大的子女离家走了”中发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国度”，这才是魏微的意义。

魏微在写作上对生活的认识和态度与伍尔夫是极其相像的。伍尔夫擅长使用自己周围的人物为原型，如《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和《雅各布之屋》等作品，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对他们的思想流程进行描摹。于是现实的生活在她的眼中就变得变动不已、自由不拘，她所着重呈现的是人物的精神世界，而不是现实的原生态的生活或者说这种生活才是伍尔夫真正的现实。也许在这个意义上它被称为意识流式的写作。“伍尔夫从个人的感受出发探索生活的价值，这使得她的作品带上了强烈的内向性。”(12) “强烈的内向性”是连接魏微和伍尔夫的一个关键词，她们都共同地发现了和使用了这样一种现代派的方式：只有把现实生活内化或者转移到人的精神层面才能发掘到真正的生活。她不止一次地表达自己的这种想法。她说：“我读现代小说，完全是心领神会的。像被人说中了一段隐秘，那里头的拐弯抹角处，被分析得清清楚楚——那真是可怕的。可是可怕之余，也觉得欣喜和放松。”“我于其中发现了小说的另一个空间，广阔的，具有新鲜刺激的质地，就像一道豁口，隐隐露出暧昧的光亮来，然而着光亮是我熟悉的，也让我害怕。”(13) 不消说，或许魏微对现代派的小说有着异常的敏感，所以她才从自己创作生涯的一开始就具有了一种“意识流动”的品质。魏微说：“我说照着生活的原貌写，其实生活是没有原貌的，因为每个人眼中的生活都不一样，那么这里就有一个视角的问题。我仔细想了一下，大概我跟新写实的区别就在于，他们用客观视角，我呢，主观性多一些，就是以一个孩子的眼光来看世界，这个孩子比较敏感，也通人情世故，她就想要把她所看到的世界写出来。”“内省我还是有的，另外我对人心也很感兴趣。这个不但在我的小说里，我生活中也是这样。我看待人事没有什么是非观念，唯一感兴趣的就是人心，就是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是怎样一种性格，你能做出什么事来……把人心吃透了，不管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你也不会觉得奇怪。”(14) 可见，伍尔夫这种强烈的内向性看待世事的方式也是不断地得到魏微的强化。比如伍尔夫的名作《到灯塔去》讲述的就是一个经历了战争的家庭的子女在成长过程中如何与父母相互冲突、磨合并最终达到和谐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甚至很容易概括，从子女角度而言，他们的心灵成长却是十分漫长和复杂的。任何一个情景或者细节都可能延滞了情节的发展，从而无限增大心灵的空间。这种结构大概也可算作是魏微小说的基本模式。比如《异乡》、《父亲来访》、《姐姐和弟弟》等等，都是在表达成长过程中子女与父母（家庭）之间的滞涩的关系。这些小说的情节已经简单到用一两句话就可以概括的，但真正要将其复述下来又是不可能的，它的难度就在于它所表达的是一种不可捉摸的心理现实。不过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虽然在这里我将魏微和伍尔夫放在一起讨论，但伍尔夫小说中的象征意味和表达内心的复杂性对魏微来说还是欠缺的。 ■

【注释】

① 关于这一传统，请参见施战军的《论中国式的成长小说的生成》，载《文艺研究》2006年第11期。

②⑩(13) 魏微：《姐姐和弟弟》，113、294、18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③ 萧红：《呼兰河传》，见《萧红小说》，212页，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

④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790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

⑤(14) 参见魏天真、魏微：《照生活的原貌写不同的文字》，载《小说评论》2007年第6期。

⑥ 她说：“我受张爱玲、萧红的影响很大。张对我的影响主要是技术上的，她的小说技法太娴熟了。她是那种不可及的作家，学也学不来的。精神上我离萧红更近一些，她身上有一种很朴素的东西，很本色。她一生追求温暖，其实活得很寒凉，她的小城背景，对穷人的态度，对日常的书写……这个也是我感兴趣的东西，也不是刻意学她的吧，其实萧红也是学不来的。魏天真、魏微的《照生活的原貌写不同的文字》，载《小说评论》2007年第6期。

⑦ 魏微：《大老郑的女人》，见《姐姐和弟弟》，43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⑧ 魏微：《流年》，43页，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

⑨ 施战军：《新活力：今日青年文学的高地》，见《姐姐和弟弟•序》，7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11) 弗吉尼亚•伍尔夫：《伍尔夫读书随笔》，54页，文汇出版社，2006。

(12) 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雅各布之屋•译序》，2页，王家湘译，译林出版社，2001。

（周景雷，渤海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王爽，渤海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2007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