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周作人，不可避免要涉及的一个问题是“文”与“人”的关系。这个问题在一些人那里大约是不成其为问题的，如何满子、袁良骏等诸先生，在他们看来，人的性质既定，文章也就毋庸多言，非常简单。但是对于另外一些爱读周氏文章的人来说，事情就比较麻烦，记得张中行在《苦雨斋一二》中就委婉地把问题归结为“大事糊涂，小事并不糊涂”，节操是大事，文章是小事，在大事已经无可争议的情况下，来谈一谈小事，从这里很可以看出中行老的一番苦心来，他看似措辞严苛，其实倒是怕人们把周作人的文学成就连同其人一并抹去，只不过“文”与“人”的关系问题在这里还是被悬置了，并没有得到解决，后来他也曾在与人谈话中说过“人归人，文归文，混在一起不好谈”的话（类似的话钟叔河先生也说过），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一种谨慎。

未必每一个人都能理解这种谨慎，当我看到更多人开始在文章里津津乐道于“人归人，文归文”的时候，不禁感到困惑：譬如胡适先生，他的文章正如他的人一样，理性、清晰、不说一句不负责任的话，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怎好说是“人归人，文归文”呢？又如鲁迅，倘若研究《野草》的文本而不去了解其人，这样的研究可以进行下去吗？——就是带着这样一种困惑，我开始读刘绪源先生的《解读周作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6月版）。

《解读周作人》首先给我的欣喜是，作者的研究方法不是从一种预设的条框如政治定性和“人归人，文归文”的二分法出发（或因袭过去老观念将周作人中后期文章说得一无是处，或不考虑人物自身去做单调的文本分析），而是将对周作人性格的深入理解与对周作人散文艺术的敏锐把握结合起来，其中多有一针见血之论，如第四章说到知堂小品的特殊之处：“知堂小品则又有不同，他既不同黑暗妥协，也不同黑暗抗争，他藐视这黑暗，却只写那些虽被黑暗笼罩却仍保持着自己独立的美的事物……”这样一来，那种“唯战斗性”的散文史观就被瓦解了，知堂小品的独立价值则被凸显出来。又如第五章说到周作人的“宽容”：“他也爱说‘宽容，但他的宽容不是通常之所谓‘恕道，恰恰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藐视，是一种‘连眼珠也不转过去的鄙薄。”这里说得很妙，可以见出周作人的“宽容”与胡适的“容忍”之不同。

书中所下的一个特别大胆的结论是：“《药味集》与《书房一角》，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可说是艺术上最为成熟的两本书了。”对于这个结论，舒芜先生的看法是“似乎有些惊世骇俗，细想却是完全真实，十分平实的”。但我感到极大兴趣的却在另一方面：由于《药味集》和《书房一角》中的文章写于周作人任伪职时期，作者要下这个结论，就不得不对“人”与“文”的关系做一番交代，且看他怎么说：“我想，我们应当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在那段岁月里，周作人其实是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两面人。一方面，作为一个‘失足者，他有时在公开场合讲一些合乎侵略者需要的话，有的还整理成文发表；另一方面，他回到家里仍然过自己的书斋生活，仍‘以旧书当纸烟消遣，写文章也仍然严守着自己，仍然温厚诚恳淡远，仍保持他的‘涩味和‘简单味。”作者的意思显然并不是说在这一时期周作人的“文”与“人”分开了，所以才能达到那样的艺术境界，而是说周作人当时的文章与他潜藏在书斋生活中的另一种身份和气质是正相符合的，“人”与“文”并没有发生分裂。这就说得更加大胆了，到底对不对呢？很难说。从周作人当时的文章来看，这似乎确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但是涉及人，问题也许就复杂了。我始终感觉这段话的价值并不在于给出一个绝对正确的解释或结论，而在于试图去做一种努力——努力突破“人归人，文归文”的简单二分法，试图通过探究“文”与“人”之间更为复杂微妙的关系（不是简单的道德决定论或政治决定论）来找到问题的关键。

以上所说，可以算是作者的第一层功夫，即对人物的理解。谈周作人之难，首先难就难在他太复杂，性格、经历、思想、知识结构……方方面面都很复杂，但在研究过程中又都要考虑到，在这种情况下，总是依据通常所谓“常识”或“人之常情”来做出论断，往往不太可靠，如果说得神秘一点，这里面就有些许“缘”的成分了——即看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是否隔膜，倘若隔膜甚少，那便是有缘，研究起来就十分顺畅，倘若隔膜较多，如现在的许多研究者仍将周作人的反话文章正面读，若非“功夫未到”，那就只好说是“缘分太浅”了。——从这一点上说，作者无疑是一位“有缘人”。

作者的第二层功夫，我觉得可以归结为“对艺术的感觉”，这要分两个层面来说，大的一面，是宏大宽广的“通感”；小的一面，是微妙琐细的“敏感”。

作者对“通感”的把握之妙在书的第一章就充分体现出来，如开头举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孙犁小说、黄宾虹画、孙过庭书谱这些例子来探讨一种艺术规律，就非常精彩，其他又如后面第五章拿主持人的表演类比散文的写作，也颇为生动。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种“类比”方式看似简单，其实必须建立在对“艺术通感”的敏锐把握之上，否则是很容易沦为“盲目类比”的。至于“微妙琐细的敏感”，如第一章对比周作人与林语堂、梁实秋、丰子恺等人散文的种种差别，像舒芜先生说的那样，这些差别我以前也朦胧感觉到过，但从未想到能够说得这般清楚又这般准确，那么这就不仅仅是感觉，还有作者的文字表达功夫在其中了。又如书中所引周作人的文章段落，也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若非对于艺术有“琐细微妙的敏感”，在引文选择上面就很难达到如此的精当，像第四章谈及周作人对人生的“琐细的关怀”时所引《遇狼的故事》中一段文字，以及第五章谈到文章结构与人的魅力时所举《隅田川两岸一览》中的一段文字，细味之都妙趣无穷，足为作者见解的最佳佐证。

但是这里也就涉及谈周作人的另一层难处：读周作人的文章，既要看到其大的一面，又要看到其小的一面；既要看到其对读者敞开的一面，又要看到其秘不示人的一面；既要看到其随意书写的一面，又要看到其刻意追求的一面。而且，这些都不是截然分开的，大与小，外在与内在，简单与复杂，有法与无法，都纠缠在了一起，要把它们全部理清楚，我想，就不仅仅是下多少功夫的问题了，功夫之外，说到底，还要讲究一个“缘”字。昔日废名曾说：“我们总是求把自己的意思说出来，即是求‘不隔，平实生活里的意思却未必是说得出来的，知堂先生知道这一点，他是不言而中，说出来无大毛病，不失乎情与礼便好了。”废名自是解人，这意思说得很对，《解读周作人》书中曾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形容周作人的抄书体文章，亦是此意。不言而中，在作者一方面，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在读者一方面，要读懂“不言”背后的“言”，也很难，这无形中就加大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才华横溢如林语堂，也说周作人后来的散文是“专抄古书，越抄越冷，不表意见”，由此足见理解周作人之难。但问题并不在于距离的大小，而在于如何看待这种距离，废名又说：“近人有以‘隔与‘不隔定诗之佳与不佳，此言论诗大约很有道理，若在散文恐不如此，散文之极致大约便是‘隔，这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学不到的，到此已不是一般文章的意义，人又乌从而有心去学乎？”这就说得有点玄妙了，但意思大抵是不错的。刘绪源先生在书中屡屡论述到周作人散文的“涩味”，并把“涩味”和“简单味”着重拈出来，其实这里的“涩”，也就是废名的“隔”，这一点识者自然知之，不必详述，只不过在废名那里只是玄妙的感觉，在绪源先生书中就得到清晰透彻的分析和描述了。

读《解读周作人》这样美妙的一本小书，所恨只是篇幅太小，此次再版虽有新增在附录里的四篇文章，却也不过多出四十余页，对于像我这样的“饕餮客”而言，私心不免仍觉不足，至少如周作人散文艺术中“散文性”与“诗性”这两个概念的对立及其具体内涵，还是可以扩展讨论的，倘若仿照卡尔维诺将小说家分为“晶体派”和“火焰派”，是否也可以拿“散文性”与“诗性”的强弱来区分中国的散文家？但这就仅是我个人的揣测了，能否用于实际研究则不得而知，因此留到最后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这篇书评拉拉杂杂写了这许多，无以名之，我想，既然提到了“缘”，那么姑取周作人《结缘豆》一文中的“结缘”两字，题作“与周作人‘结缘”吧。 ■

（何以聪，苏州大学现当代文学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