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迅

与作品频繁面世的年轻作家相比，北海的青年女作家凌洁的创作极其缓慢，甚至显得有些笨拙。在我看来，对一个青年作家来说，这种“慢”的写作方式是一种可贵的文学气质，它使我们不仅看到了作家在一部作品出世之前的酝酿、打磨过程中的耐心与艰辛，也能感受到一个写作者对文学的敬畏之心。事实上，文学创作本来就是个慢活、细活，一部经典之作的诞生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生活的厚积薄发，思考的深度掘进，这些看似不重要的环节，对一个严肃而负责的作家来说，却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自十年前开始文学创作以来，凌洁公开发表的小说竟是相当有限的几个中短篇，其中，大部分小说都以头条的面目发表在各大文学名刊，《怀念父亲》、《幸福嫁衣》、《生命花》分别被《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权威性选刊选载。从一个方面来说，这是她在文学创作实践中苦心经营所结出的硕果，展示了她的创作实力与实绩；从另一方面看，凌洁对自己未来的创作是信心十足的，她有潜力也有能力成为一个优秀的青年小说家。

作为北部湾的作家，凌洁不是诸如“五四”女作家的那种文气逼人的才女形象，如林徽因、庐隐、淦女士等，而更多的是一个情感丰富、触觉敏锐、想象奇特的青年女作家。她对天涯海角这块被她喻为“补丁”的地方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体验，这种审美特质的形成，主要归功于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独特把握和审美提炼。侨港，它有别于一般港口的地方，在于它是一群印度支那难侨的聚居地，三十年前，难侨们在战乱中被越南政府遣送回国，至今他们虽然同样拥有身份证，甚至护照，但是，他们在法律上的身份一直还是难民。这种被历史和现实双重边缘化的这样一个“异域地带”，其命运注定是黯然的，晦涩的。凌洁便是从这里窥见了其中的苍凉。于凌洁而言，这是她自己的“边城”，鱼船，还有朴素却别具异域风情的渔民等等。这些都不仅仅是凌洁精神旅行的原动力，更是构成了她小说创作中取之不尽的叙事资源。这些资源经她开采、过滤、点染，便能转换成一副副生动鲜活的艺术图景，使她小说的异域情调和传奇色彩显得相当的饱满。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将她的叙事从当下纷繁多样的女性写作中划分开来。可以说，凌洁小说的每一个字都浸透着她丰盈的生命体验，而把这种体验化作叙事，便赋予了她作品在苍凉底色之下,温情与沧桑相互渗透相互纠缠的美学气质，同时，在那温柔与沧桑的背后，隐藏着冷峻犀利的女性批判锋芒。凌洁小说中的侨港世界是传奇的、浪漫的，在读者内心会不时唤起“边城”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审美体验，而她作品中所流露的那种浓郁的沧桑感和悲情氛围,又使她作品的审美情趣与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风情有了明显的区分。

与凌叔华的小说一样，凌洁的小说甚少涉及重大的社会问题，而似乎只限于家庭内部的细小琐事。她的叙事主要围绕着这个家庭的人和事而展开，但她的小说世界所呈现的却不是凌叔华小说的那些高门巨族的富贵与华丽，而是一种沧海桑田的记忆或情绪的复现。这一点又与庐隐小说以情绪为中心选择色调、协调音韵、组织情节的审美模式有着某种暗合之处。在不断的闪回、交叉与重叠的叙述中，在过去时与现在时的交替中，小说在审美层面上实现了彻底的转换，即由绚烂转入寂灭，这种落差所形成的审美冲击力，在美学效应往往会生成一种深切的沧桑感和幻灭感。《怀念父亲》是凌洁早期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在阐释凌洁的小说创作时所无法绕开的一部中篇小说。小说以1979年中越战争前夕从越南被逐回国的华侨为表现对象，并将叙事空间择定在她所熟悉的那片海域及其港口。当然，那个世界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复杂的历史背景。正如凌洁在一篇散文中所描述的那样：

这里叫侨港。一个越南华侨聚居的港口小镇。1976年，在中越交界的友谊关发生了难民事件。1978年到1979年，二十多万难民从越南北部被遣送回中国，其中大部分是华裔……

进了夜晚，湾里是神秘而温柔的。夜色迷离中，桅杆擎天而立，密密麻麻，乌蓬船在浅水中荡漾，船蓬下人影绰绰，这样的时节，有关人类的一些神话，便在混沌黑暗里诞生。红色的信号小灯闪烁其间，如樱桃散落，星星点点的，一湾艳红。偶见风灯摇曳，人声拂水，摆渡的小船从海上荡过，水浪轻柔空旷，那是归来或夜出的少年。欢腾抖落灯影里，泛起青果子的气味。①

在这里，历史与现实相交织，本土与异域相辉映，苦难与温情相包容。这就是凌洁的“边城”，神秘、柔漫而又极富传奇色彩。无疑，以这样的空间构造来展开对父亲的历史的叙述，会使父亲的身世遭遇倍添沧桑之感。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中的父亲形象，我们可以看到一条父亲形象阶段性变迁的线索，从80年代对父亲的质疑、反叛到90年代后期的弑父，以至最终进入了一个无父的年代。在卡理斯马权威轰然倒塌之后，作家们都以俯视的姿态来戏弄甚至调侃父辈的道德秩序。面对反叛的潮流，凌洁保持着警惕和审慎的态度。她没有追逐时尚，加入反叛父亲的大合唱，而是通过女性的视角来重塑父亲的崭新形象，在历史的纵深处去打捞那些早已被我们淡忘的情感记忆。在《怀念父亲》中，叙述者“我”的童年记忆总是闪现着父亲的英雄形象，即使在父亲失踪后，父亲的伟岸、慈祥的形象也依然活在“我”的心中。这种怀念不是一般的那种女儿对父亲的伦理情感，而是一种对英雄的景仰甚至崇拜的心态引领下的倾情诉说，是一种隆重却又无比伤痛的缅怀祭奠。这大概是凌洁所认可的精神立场，体现着作者对男子汉精神的一种崇拜情结。这种情绪在叙述中贯穿始终，但如果仅凭这一点来推断作者的叙事企图和小说的意义，难免会使我们的解读误入歧途。从故事的表层看，作者试图拨开历史的雾障，最大限度地还原那个真实的父亲形象。但很明显，由于叙述者主观情感的介入，这种还原的审美尝试是徒劳的。尽管后来有这样或那样的迹象显示父亲背叛了家庭，但也无法从根本上颠覆主人公内心对英雄父亲的那份依恋之情。父亲的失踪使这个家庭的一切都变了样，他们的生活变得破败不堪，亲情是破碎的，爱情是残缺的……小说以一个家庭的由盛而衰，折射出的不仅仅是家庭中男性尤其是父亲所表现出来的雄性强悍的魅力，也有由时世的变故、人情的冷暖给人的生命成长所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极具破坏性，它打破了日常生存的平衡状态，使他们只能在一种淡淡的忧伤中怀念过去的绚烂与繁华。随着叙事的推进，情感的河道渐渐出现裂隙，出现分岔。海洋的来信最终证明父亲对爱情的背叛，对这个家庭的彻底抛弃，从此，“我”失去了寻找父亲的理由。从“失父”到“寻父”的过程，实际上不仅是一个梦想破灭的过程，也是父亲英雄形象解体的过程。值得一提的是，小说的开头给出的另一条线索，也就是“我”和海洋的爱情，在“我”独自承受痛苦的时候，他不知去向，最后他突然有了消息，原来却是和“我”的父亲一样，选择出逃他乡的道路！“我”原来以父母的爱情为标本，以为自己又可以拥有那样的爱情，而最终父亲和爱人的双双逃离，让“我”没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望。

毋庸置疑，苍凉是弥漫在凌洁小说中难以消解的情感主调，然而，穿越沧桑岁月的迷雾，探入文本的底层，涌动其间的却是浓浓的温情。而这种温情体现在凌洁的小说中，并不是呈泛滥之势，而是受到了理性意识的规约。短篇小说《幸福嫁衣》就是这样的作品。如果说父亲在小说中往往会以一种雄强的形象呈现，给小说的叙述导入一股阳刚之气，那么，母亲往往以女性特有的柔韧的形象出现，为小说的叙述灌注一股暖流，一种温度。《幸福嫁衣》的成功之处，很大程度上在于作者塑造了一个带有传奇色彩而又个性突出的母亲形象。在叙事结构上，两条线索交织并行，层层推进，母亲的形象渐渐变得丰满起来。这一点与小说《怀念父亲》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前者的母亲形象是在场的，而后者的父亲形象在整个叙事中是缺席的。《幸福嫁衣》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母亲与父亲、奶奶之间关系的紧张状态以及后来发生的微妙变化，都是通过“我”的视角所看到的。“我”对母亲的情感态度从同情、敬仰到不解、困惑再到释然、喜爱，而这一转变的关亟点在于母亲对女儿择偶的开放态度以及对女儿婚事的热情关怀。当“我”了解到母亲的深切用心，“乐得直想朝地上打几个滚”，那种深沉的母爱所带来的幸福感，在叙述者情感的次第推进中几乎达到了极致。

凌洁的古典气质，很容易让我们想起20世纪40年代的张爱玲。张爱玲的小说颇具现代色彩，但无可否认，那些独具魅力的古典意象散落在精彩的细节里，酿就了小说幽怨的古典主义意绪。它们承担着独特的叙事功能，提升着小说的审美境界。对不同的文化时空而言，它的叙事意象系统必然蕴含着不同的文化特色。回顾中国小说史，由于传统农耕文明的影响，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意象一般与地里的收成密切相关，体现出天人合一的观念②。 “五四”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作家的影响甚大，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意象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沈从文和张爱玲的小说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点，例如，《边城》、《月下小景》等名篇中出现的狮子、光等意象都带有很浓的《圣经》意味。对西方意象资源的借鉴打破了中国传统叙事文学封闭单一的意象体系，使中国叙事文学的意象系统呈现出开放的态势。为了艺术地表达一种遥望历史的情绪以及两性之间的情感波澜，凌洁的创作基本上秉承了这一叙事法则，月亮、箫、海岛、浆声灯影、白帆、水草、船骸、礁石、船和鱼等都是她小说中常用的意象，这些以海洋文化为背景的隐喻体，在小说中参与文本旨归的构造，或是隐喻着人物的命运，或是承载着人物的内在情绪或者精神气质。意象参与到结构和线索中去，从而疏通行文脉络，贯穿叙事结构，不仅使小说情节具有层次感和节奏感，同时也使意象蕴含得到逐步丰富和深化。由于这些意象直接来自现实中作家的生命体验和创作冲动的表达，它更能刺激读者的审美体验和想象，使读者在空灵的叙述中体悟到小说深邃的命意。

海岛，给我们的印象除了浪漫，还有孤独与宁静。作为一个文化符码，它也可以被看做生命的一种存在形态。或者说，“岛屿”这个词，就是一个孤独的象征，一种独特的生命的显形存在。对凌洁来说，“岛屿”无疑是她的关键词。短篇小说《太阳照在珊瑚岛上》通过人类与动物这两种生命形态的比照，试图寻找动物与人之间的情感踪迹，充分展现了这个词语所潜藏的艺术张力和文化内涵。小说的开篇是一个叫苏拉的女人自杀身亡，这直接导致了她所豢养的小狗巴桑突然失去主人的呵护，陷入极端的失落与孤独的生存状态。这种孤独感使巴桑对外界产生了排斥和警惕的心理，甚至对男主人公西里的善意表示抵制。但后来在女主人家里，巴桑和西里终于结成了亲密的朋友。这之间的衔接点是苏拉的床，在那张熟悉的床上，巴桑似乎又找回了女主人所给予它的那种温情，它的生命又恢复了常态，这使狗与人的关系也由先前的紧张变为和谐。尽管那不过是一只狗的心理过程，但凌洁却通过精彩的细节把一只狗的灵性写得那样传神，那样感人至深，这足以显示出凌洁扎实的艺术功底和非凡的叙事才华。在这里，凌洁揭示的是一种生命存在，而把这种生命的存在嫁接到一个动物身上，不仅透露出作者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深层思考，也显示了她对生命形式进行深入探讨的浓厚兴趣。在意象的运用上，《生命花》也是一部相当出色的小说。小说以悲凉的语调叙述了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孩的故事。小说没有纷繁复杂的故事情节，也无冗长累赘的心理描写，它的叙述是简洁的、自然的，显得干净而利落。主人公卫渲之每次上山，老伴梅秀芳都会陪伴其左右，但唯一的一次没有同行，却导致了梅秀芳摔死在悬崖的惨剧，加上过去他对接养的孩子亮亮的漠视乃至亵渎，这使卫渲之面对的是失去老伴和小孩的双重悲哀。在这样的绝境中，乡村邻里不但没有给他安慰，反而以一种调侃和讽刺的态度挖苦他数落他。这样的现实，对于一个老人来说，确实有些残酷。作者没有在现象的表层作过多渲染，而是将笔触深入人物的内心，把主人公的心理裂变过程作为叙述的重心。但卫渲之那种悲凉、无助甚至是恐惧的心态，不是以冗长乏味的心理言说直接呈现的，而是借助冷峻客观的叙述，落实到丰满且结实的细节中。随着叙事的演进，卫渲之的生命从先前的俏皮、风趣、纯真变成了平静、僵迟、空洞的存在，而这一生命裂变的过程是以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箫”的意象来统摄的，凄凉的箫声弥漫在文字中，使文字的温度降到了冷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作者在叙事的收尾中试图注入的温情。归纳起来，这些触觉意象在凌洁的小说中所承担的叙事功能，主要表现在人物命运感的暗示，情绪情感的象征以及生命形态的隐喻上。从接受学上讲，凌洁小说中那独具色彩的意象，足以在读者内心唤起丰富的审美想象，与作者产生一种心灵的共振。

《水里的月亮在天上》也是一篇颇有才情的中篇小说，它让我们在一种透明的叙述中看到了一片澄清的境界。小说写女人苏拉不可逆转的宿命，作者把这种命运的书写置放在城市与海域之间的双重背景上，南方船家特有的生活细节，女性渔民的放浪形骸，不良渔政对渔民的盘剥……这种审美空间的构造，使叙述染上了传奇的色调。女主人公苏拉孤傲美丽，在物质主义和传统思想的包围中，她选择了逃往拉康式的幻想领地。她就像透明的水晶，不仅凝聚了人性中一切美好的元素，同时，在梦想与现实的碰撞中折射出命运的无奈与人世的险恶。世事无常的沧桑感在凌洁的这个小说中再一次得到了强化，曾经的美丽绚烂，都成为过眼云烟，马格、林进、李伟最终落魄潦倒，苏拉的女儿贝贝惨遭凌辱，她的情感变得麻木，戚秀兰以女为荣、悠闲自在的生活不复存在。作者在谈到这篇小说时说：“对这个故事，我很有些抱歉。因下笔太狠，剜肉见骨的残酷，把人物一个个地赶上了绝路。尤其是马格这个女人，越往后写，越是悲伤，越觉得自己无情，几近赶尽杀绝的狰狞。”③ 但即使这样，从不无悲苦凄清的叙述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在强大的批判之后，凌洁仍然心存悲悯。在现实的碎片里，凌洁的内心仍然保有一份对浪漫的执著追求，哪怕水中的月亮是那样的脆弱不堪，但是它在天上依然保存着那份完美的形象。

我们生活在一个物欲叫嚣的商业化年代，人文主义理想受到冷落，艺术中的严肃精神遭遇调侃。在这个意义上，《鱼和船的对望》以一种抵抗商业化潮流的立场，演绎了一则微妙曲折的爱情传奇。但浪漫的爱情之花并未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如期绽放，苦苦追寻的爱情一旦滑入物质主义的怪圈，便归于虚妄。女画家那幅命名为《鱼和船的对望》的油画，鱼和船最终搁浅滩涂掩埋于沙砾的结局，与其说是对鱼和船命运的阐释，不如说是对爱情本质的洞察。小说的开头引用诗句:“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显然，在这里，我们突然明白了作家对知音难求的诠释。小说中的男主人公越洋却是一个矛盾体，多年前他是一名为油画艺术而上下求索的画家，具有非凡的艺术感悟，因此，在精神气质上，越洋与他所追求的画家胡非心有灵犀。但是，在对胡非的追求中，他一开始就抱有强烈的功利和欲望，这种功利的企图常常是通过非常物质化的手段来实现的。物质主义的猖狂进攻并没有使胡非的感情向着他所预想的方向倾斜，而是相反，越洋的两面性越来越清晰地展露出来，这使胡非的内心除了由于受恩所带来的尴尬之外，没有产生丝毫的情感波澜。情感与婚姻的尴尬局面使越洋困惑不已：“人生是哪一种更好，有所成就好，还是平庸些好？有文化好，还是没文化好？成功和失败该如何界定？”④ 应该说，这种追问是有力量的，它涉及了“人的文化存在形态”或者“人的本质是什么？”等本体性的现代哲学命题。就这个作品来看，文字中流淌的不是那种浓得化不开的温情，也不是金庸的利剑那样寒光闪闪，而是一种退却之后却无路可走的绝望情绪，一种欲哭无泪的隐痛，或者说，那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这种夙愿的奢侈遥望，一种永远无法抵达的无奈。

走出温情弥漫的小屋，凌洁找到了那个穿越人性的叙事通道。换句话说，温情只是作家在世故无奈之下所披戴的一挂面纱，在温情面纱下的冷峻甚至冷酷，成为凌洁进入叙事的通道，透过这个通道，她看到了一个更加深广也更富张力的审美世界。也许，这种审美转型意味着凌洁的小说创作将会实现一次新的超越。我想，她此后的作品给我们带来的惊喜程度绝不亚于她在创作蜕变之后的自我期许。不过，显而易见的是，目前，她的步子迈得太小，或者说她的批判尖锐、凌厉但不够圆润和从容，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游离的倾向势必会影响到作品更进一步的审美提升。但无论怎样，我们对凌洁的期待是，对待历史，对待人性的宽容心态永远不变，也不要随意就决定离开那个富有文学魅力的侨港世界。 ■

【注释】

① 凌洁：《温柔的沧桑》，载《广西文学》2008年第5期。

② 陈伟华：《中国小说叙事意象的现代转型与基督教文化》，载《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3期。

③ 凌洁：《烟花的绚烂与寂灭》，载《广西文学》2008年第10期。

④ 凌洁：《鱼和船的对望》，载《时代文学》2008年第7期。

（王迅，广西文学杂志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