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纯

略萨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中，曾经提到“说服力”的概念，他指出：“当小说中发生的一切让我们感觉这是根据小说内部结构的运行而不是外部某个意志的强加命令发生的，我们越是觉得小说更加独立自主了，它的说服力就越大。”① 小说的“说服力”越大，对读者来说它所表现的内容也就越可信，对于直面当下、关注现实、并试图呈现出某种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左翼小说而言，强大的“说服力”显然更加不可或缺。以“说服力”为维度、从小说结构和人物典型两个方面审视曹征路的最新力作《问苍茫》，将使我们对它的艺术与思想困境产生更为清晰的认识。

对于《问苍茫》而言，毫无疑问，发生在宝岛公司的那场大火是小说结构最为关键的转折点。在这场大火发生之前，宝岛公司的书记常来临成功地用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取代了简单原始的剥削方式，工人不但得到了自己应有的待遇，公司的凝聚力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宝岛公司的经营可谓蒸蒸日上。正是这场大火的毁灭性打击，使得老总陈太对公司彻底丧失信心并决定撤资；常来临透支了工人的信用，一个人无法苦撑大局，最后还因为莫名的欺诈罪而锒铛入狱；他对于在事故中负伤的毛妹的不信任态度，也直接导致对他曾经抱有好感的工人柳叶叶与他决裂，后者最终成长为工人阶级新人……可见，这场大火相当于左翼小说中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爆破点，《问苍茫》的劳资冲突正是在这场大火之后达到了最高潮，陈太、常来临、柳叶叶纷纷在这场大火之后迅速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作者对这种“必然性”的暗示正反映了他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某种不可动摇的判断。然而，问题在于，促使这一“必然性”浮出水面的，恰恰是一场偶然性十足的意外事故，那场大火在小说中毫无先兆，从情理上说突如其来，从情节上看则莫名其妙。要是没有这场偶然的“天灾”，小说所呈现给我们的“人祸”会是必然的吗？答案似乎并不那么乐观。正是这种由偶然推导出的必然使小说的“说服力”大打折扣。

同样的问题还发生在常来临这个未能实现的“典型人物”身上。原先国企的党委书记背景，与现在在外企做职业经理人的身份，使得社会主义文化烙印与资本主义运营逻辑在他身上发生了奇妙的组合：这显然是一个文学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人形象，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新人的意义并不亚于柳叶叶和唐源所代表的工人阶级的有生力量。常来临这个人物的典型意义，当就体现在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精神在他身上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及其结局无可挽回的悲剧性上：这其实又是一个“必然性”与“说服力”的问题。然而，可惜的是，帮助这一“必然性”最终完成的，并非常来临在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身不由己的痛苦取舍，而是他在和陈太跌入“男才女貌”的俗套进而互生暧昧之意后发自肺腑的死心塌地。常来临拿情感做幌子，瞒天过海地认同了陈太及其背后的资本逻辑，所有该在他身上体现出的挣扎都被那份暧昧的情感轻松化解，书记没经过什么挣扎反抗就彻彻底底地滑向了职业经理人，社会主义文化的力量被糖衣炮弹一击即碎，常来临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工贼”：这种处理方式使得这个人物所应该负载的功能或者说典型意义大打折扣，自然也严重影响了小说的“说服力”。

无论是小说的艺术结构还是人物的典型意义，《问苍茫》所试图呈现的“必然性”都因为“说服力”的缺失而显得捉襟见肘，这种症候正反映了《问苍茫》的艺术困境。就小说结构而言，曹征路在《问苍茫》里并没能体现其之前创作中那种积累矛盾的蓄势能力，没有了扎实可信的层层推进，《问苍茫》中的劳资矛盾更像小说开篇的那场台风一样只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的虚张声势，到最后不得已只好用“天灾”来号召大家反对“人祸”；就人物塑造来说，小说里的人物大多都像常来临一样，很少表现出性格情绪与行为逻辑之间的挣扎，“身不由己”往往没经过什么反抗就“顺理成章”地表现为了“死心塌地”。由偶然的“天灾”来反映必然的“人祸”，其结果就是不但使“人祸”的必然变得可疑，而且将“人祸”的责任分出了一部分由“天灾”承担，实际上是以“天灾”削弱了“人祸”，由此一来，“人祸”不但不必然，而且不严重。同样，由“死心塌地”替代“身不由己”，行为逻辑没有经过性格情绪任何实质的反抗就占领了高地，这样轻易而廉价的胜利与其说证实了逻辑的强大，不如讲正暴露了逻辑的脆弱，没经过反抗又怎么表明它经得起反抗？毕竟是作家让性格情绪先验地缴械投降。这里恐怕不单是艺术上没做到的问题，而更可能是艺术上做不到的问题，曹征路先前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恰恰证明他在艺术上具备相应的能力，无论是矛盾的蓄势还是人物的塑造，曹征路多年积累的现实主义功夫使得他在这两方面足够过关。如果说对于《问苍茫》所要展现的“必然性”进行具有足够“说服力”的艺术处理本身就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我们就必须对这种“必然性”本身加以反思和质疑。如果说《问苍茫》的“人祸”是莫须有的，“死心塌地”的逻辑是想象的，那么问题的关键就不再是“天灾”的出场与“身不由己”的离席，而在于“想象”本身；换言之，如果“必然性”的“说服力”不够，而这种“必然性”又是“想象的”，那么我们就必须从艺术层面进入到思想层面。

从这个意义上说，《问苍茫》的艺术困境和思想困境其实是一体两面。还拿那场大火来说，即便小说先前为这场大火给出了足够的铺垫，那么大火的发生也并非就那样水到渠成，因为常来临的企业文化从根本上说就是杜绝意外事故的。套用略萨的话说，大火本身就不可能是根据小说内部结构的运行发生的，它在根本上就是作者意志的产物，而这种意志恰恰暴露了作者在面对常来临和他的企业文化时缺乏进一步理论思考的能力；类似地还有作者在思想上实在无力操纵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博弈，无奈之下只好让常来临“内外交困”而终致一败涂地。事实上，艺术上“说服力”的缺失与思想上“说服力”的缺失是同构的。虽然《问苍茫》接续“左翼文学”传统，祭出了道德化叙事的法宝试图召唤读者的情感认同，可是欠缺了思想上的“说服力”，道德化叙事最终沦为了作者先验情感立场的自说自话。诚然，思想的“说服力”可以通过道德化叙事的方式转化为情感认同，进而为情感立场增添感染力，可是情感立场自身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承担起理论思考的任务。如果将《问苍茫》与《子夜》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我们会发现《问苍茫》所欠缺的正是理论思考这根“主心骨”，情感认同最终成了乏力的理论思考的遮羞布，《问苍茫》给出的结局最终成了源于情感认同的一相情愿的想象。或许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很难再像当初的《子夜》那样信心百倍，庞大理论框架的建构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困难百倍；从这个意义上说，《问苍茫》是一次悲壮的努力，它理应获得我们所有人的由衷尊敬。然而，这种努力由于“说服力”的匮乏，最终只展现给我们一个疲惫的姿态。坚实有力的“说服力”必然需要坚实有力的理论思考为后盾，面对现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时代，一切的一切最终似乎还得指向“真正扎实地从生活出发”这句老生常谈，这也许是我们如今摆脱“想象”樊笼的唯一出路。可惜，曹征路的这部小说题为“问苍茫”，却并没有体现出一种叩问的姿态，又想问路又想指路，最终只能找到一个想象性的出口，这实际上并非深刻反映了矛盾，而是人为激化了矛盾，甚至无意掩盖了矛盾；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姿态可能是一种更大的危险。在“问”的阶段还没过关的情况下，任何指路的努力都值得我们保持警惕。 ■

【注释】

① 略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29页，赵德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刘纯，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北京大学当代最新作品点评论坛”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