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增泉

著名作家、陆军中将。著有大量的诗歌、散文作品。有诗集获鲁迅文学奖诗歌奖。

一

西汉的文景之治，是后世称道的一段历史好光景。然而文景时代，却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公开标价卖官，交钱可以抵罪。它造成的吏治污染，两千余年难以肃清。

西汉开国之初，由于连年战争，财政严重困难。“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馕，作业剧而财匮”（《史记·平准书》）。意思是说，汉初财政严重困难，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接秦之弊”，秦朝留下的窟窿太大了；二是“作业剧而财匮”，汉朝刚刚开国，百废待兴，要办的事情太多。

汉初财政困难到什么程度？“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史记·平准书》）。按古制，天子乘驷马皇辇，四匹马必须是同一种毛色的良马。但国家困难，天子带头过艰苦日子，四匹马不一定非要追求同一种颜色了，能凑够四匹就行了。皇上出行，四匹杂色马拉着皇辇在京城里匆匆路过，从官员到老百姓都看见了，就像一个普通人穿了一件打补钉的衣服在街上行走，日子艰难哪。皇上都这样，别人还能发什么牢骚？将相乘牛车，这句话不用翻译，一看就懂。汉初的将相，都是些名垂千古的人物，但国家困难，将相们乘牛车去上朝，并不丢身份。不像现在，县是贫困县，新官上任都换豪华车。“齐民无藏盖”，齐民就是平民、良民，区别于奴婢、贱民、逃犯之类。老百姓家里没有多余的粮食和值钱的东西，瓮、缸、罐、盆，全都敞口朝天，不用盖盖，连老鼠都不用防，一个字：穷。

财政严重困难，总得想办法解决。汉文帝和他的大臣们想了不少办法。有些是治本的办法，有些是治标的办法，有些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办），也有一些是饮鸩止渴的办法，这方面的副作用，后患无穷。

贾谊当时很年轻，不到三十岁，有学问，有见解，敢说话，汉文帝起用他为太中大夫。贾谊总结了秦朝的几条主要教训，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一是苛征，“赋敛无度”，把老百姓都榨干了，造成财政来源涸竭；——因此要予民休养生息；二是酷刑，“繁刑严诛”，最终把老百姓都逼反了——因此要宽以待民；三是穷兵黩武，“兵革不休，士民疲敝”——因此要尽量避免战争。贾谊特别强调：“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尝闻。”（《汉书·食货志》）他认为最主要的是要让老百姓先富裕起来，一切事情才有可能找到解决办法。这些都是治本的办法，汉文帝都采纳了。

“文帝即位，躬修俭节”，他一切都以节俭为原则。汉文帝继位之初，分封的列侯都集中居住在长安，供应他们吃喝拉撒，“吏卒给转费苦”（《汉书·食货志》），为了节省民力，汉文帝即位第二年就下了一道诏令，让受封的列侯都到各自的“食邑”去过日子。并且把“诛诸吕，安刘氏”的大功臣周勃找去谈话，要他带头。周勃是大忠臣，刘邦封他为绛侯，现在文帝要他带头去“食邑”，他就带头去了山西绛县，从此失去了相位（《汉书·文帝纪》）。汉文帝这样安置周勃，也许有别的考虑，但书上没有说。

凡是治本的措施，见效都得有个过程，慢。有时远水解不了近渴，汉文帝也采纳了一些饮鸩止渴的办法。推行鬻爵赎罪之策以敛钱，就属于这一类。《史记·平准书》中说，汉文帝时，“匈奴数侵盗北边，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汉文帝知道打仗要花大钱，他竭力避免同匈奴打仗。但是，仅仅增加北方的戍边人数，这笔开支就承受不了，他急了，怎么办？朝廷内有个职位不高的文官（文学太常掌故）晁错，上了一道《论贵粟疏》，为汉文帝出主意。晁错分析了当时农民和商人的不同处境，指出，“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家中剩下的劳动力耕种土地，辛苦一年，所得无几；“而商贾大者积储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意，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茧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他说，商人手里有钱，但他们政治地位低下，都羡慕当官的有权有势。商人的这种心理需求，可以利用。于是晁错出了一个主意：“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晁错认为这是“两全其美”之策，他估计不出三年，“塞下之粟必多矣”。汉文帝也顾不得许多了，马上采纳晁错的建议，公开标价卖官：“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上造、五大夫、大庶长，都是汉朝官员的级别，价码一清二楚（《汉书·食货志》）。

先例已经开了，它对刺激粟价上涨、促进农业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它遗害后世的副作用暂时还看不出来。于是，这套办法成了西汉朝廷的“急救方子”，一旦国家有事，财政吃紧，朝廷就推行鬻爵赎罪之策以敛钱。

汉景帝时，“上郡以西旱，亦复修卖爵令”，并且“贱价以招民”，将官职降价出售，以吸引更多人来买官。交钱抵罪这一条也同时实行，“得输粟县官除罪”（《史记·平准书》）。

文帝、景帝父子俩，靠这一手度过了财政难关。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晁错的鬻爵赎罪以敛钱之策，包裹在重农政策里面，混为一谈，加以美化，很少指出这一做法的严重危害。这一点，集中反映在对下面这段历史记载的评论上。《史记·平准书》和《汉书·食货志》中都说：“至武帝之初七十年之间，国家亡（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同时还讲到汉武帝继位之初马匹漫野，甚至长安街头也到处是马，堵塞巷内行人，等等。

这段记载，被广为引用。历来的评论都是怎么讲的呢？《古文观止》是一部很有权威性的选文读本，它在《论贵粟疏》编者按中说，晁错的《论贵粟疏》“论证了农业的重要性，提出了劝课务本，奖励粮食生产，促进农业发展，打击商人投机牟利，从而富国强民的主张。汉文帝采纳他的建议，经过文帝、景帝两朝的推行，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到汉武帝时粮食非常充足，为发动大规模抗击匈奴的战争准备了物质条件。”编者按完全回避了晁错主张鬻爵赎罪以敛钱以及它所带来的历史性负面影响，通篇都是溢美之词，言过其实了。另有一本《秦汉史话》，作者在引用上面这条历史记载时，倒是没有回避晁错主张鬻爵赎罪以敛钱这件事，但也是从正面肯定其历史作用，认为它“对于抗击匈奴的骚扰、减省转输之苦，都有一定意义”。

这些评论，都值得商榷。这里面有两条必须加以区分：其一，晁错主张“贵粟”以重农，同他主张鬻爵赎罪以敛钱，这两者不能混在一起笼统地加以赞美。其二，汉武帝继位之初，汉朝呈现的富足景象，这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并不完全是晁错鬻爵赎罪以敛钱之策的功劳。最根本的，是几十年间“国家无事”，即没有战争，没有大的灾荒。

顺便要说一下，从西汉开国到汉武帝继位，说这七十年间“国家无事”也不够准确。西汉的历史是从刘邦打进关中接受子婴投降那一年算起的（前二〇六），汉武帝继位是公元前一四〇年，前后满打满算六十七年。头二十六年，国家不仅“有事”，而且事情很多。刘邦开国后，一直骑在马背上东征西讨，为平定异姓王叛乱而战，直到他公元前一九五年去世也没有完全平定。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公元前一八〇年吕后死，当年周勃、陈平联手平定诸吕集团，血溅长乐宫，怎说无事？真正“国家无事”，是文景两代至汉武帝继位这四十年间（前一八〇——前一四〇）。可见国家安定之重要，能够维持四十年安定局面，国家的面貌就能大变样。

有些人津津乐道于汉文帝的“无为而治”，这也要作点具体分析。首先，不能把“无为而治”解释为“无所作为”。其次，一位帝王能不能靠“无为而治”坐稳天下，要看他赶上了什么历史机遇。汉文帝继位时，国家要干的大事——开国打天下、平定异姓诸王叛乱、诛灭诸吕集团——都由前辈们干完了。汉文帝即位，历史规律赋予他的使命，就是稳住天下、发展生产、安定民生。到汉武帝继位时，“天下无事”已经四十年，这是多么宝贵的黄金岁月啊，国家怎能不富足！把汉武帝继位之初的天下富足，归结为文景之治的结果并不错；但把文景之治的功劳又归结到文帝的“无为而治”和晁错的鬻爵赎罪以敛钱之策，这种认识就有很大的片面性了。

汉武帝是雄才大略的有为之君，他最大的历史功绩是打败了长期骚扰北方的匈奴，开拓并巩固了比秦朝更辽阔的疆域。但汉武帝最后也走向了巨大成功的反面——穷兵黩武。汉武帝连年用兵，北伐匈奴，南征西南夷，通西域、征大宛、求宝马，国库耗空，又连年灾荒，经济凋敝，陷入了严重财政危机。卫青和霍去病北伐匈奴打了许多大胜仗，朝廷竟拿不出钱来支付军队的奖励费用。怎么办？汉武帝只得重新启用老祖宗传下的饮鸩止渴办法：“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史记·平准书》）。

汉武帝时期，公开标价卖官搞得比较“规范”，定出武功爵十一级，起价十七万，每提高一级增两万：①造士；②闲舆卫；③良士；④元戎士；⑤官首；⑥秉铎；⑦千夫；⑧乐卿；⑨执戎；⑩左庶长； 四军卫。买得武功爵第五级“官首”的可以通过考试补吏，先试用。第七级“千夫”以上可以免除徭役及赎罪。

由于买官的人太多，服徭役的人越来越少，后来只得取消。

汉武帝元鼎年间，又恢复“入谷补官，郎至六百石”。

汉武帝元封年间，大司农（财政部长）桑弘羊迫于财政开支紧张，“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以上均见《史记·平准书》）。

文帝、景帝、武帝祖孙三代，采取这种饮鸩止渴之策解决财政困难，它对吏治所造成的严重污染、以及这种吏治污染对政权的严重腐蚀作用，到东汉时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二

西汉时，鬻爵赎罪所敛之钱均入国库。到了东汉，它变成了上至皇帝、下至宦官权臣捞取私房钱的重要途径。它致使东汉朝政迅速腐败，直至不可救药。

东汉时，皇帝一个比一个昏庸荒淫，朝政一天比一天黑暗。东汉的汉灵帝，除了荒淫，还公开标价卖官“聚钱以为私藏”。汉灵帝卖官的公开标价为：官阶二千石的卖二千万，官阶四百石的卖四百万；朝廷的三公九卿标价为：“公千万，卿五百万”（《后汉书·灵帝纪》）。地方官的标价高于京官，因为地方官便于向老百姓直接搜括。买官者，家庭富裕的先交钱，后上任；一时交不出钱的，可以先上任，上任后加倍交付。这等于公开逼迫各级官吏去向老百姓横征暴敛。

买官者先得去走门子，走门子先得花一笔钱。中平二年，有位“冀州名士”崔烈，通过汉灵帝的奶妈“入钱五百万”，买到一个司徒职位（朝廷“三公”之一）。当年三月，汉灵帝亲自为崔烈主持任命仪式，文武百官都出席了。汉灵帝对左右亲信说，我真后悔，当时要是再慢点答应他，至少可以得到一千万。汉灵帝的程夫人在一旁讥笑道：“人家崔烈是冀州名士，他怎会花钱买官呢？这五百万还是我说了话他才肯拿出来的，你还不满足！”这句话被传了出去，人们都知道了崔烈走门子买官的路径，从此声望大跌。

汉灵帝卖官还有一个典型例子：曹操祖上并不姓曹，复姓夏侯。他父亲是夏侯惇的亲叔父，从小过继给宦官中常侍曹腾做养子，改姓曹，名嵩。曹腾在宫中四十余年，从黄门小太监陪太子读书起，先后“奉事四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顺帝时迁中常侍，桓帝时封费亭侯。他一生所得奉禄、赏赐，加上求他说情办事之人的贿赂，积聚的钱财多得惊人。他死后，曹嵩袭其费亭侯爵位，又花了一亿万钱（以公开标价的十倍），从汉灵帝手中买到一个太尉官职。太尉是武官最高职务，位列“三公”，除“掌四方兵事”，还与司徒、司空共行宰相之职（《后汉书·百官一》）。曹操的养祖父曹腾是宦官、父亲曹嵩花大钱买高官，这两条，经常遭人诟病。曹操与袁绍年轻时是朋友，但袁绍根本瞧不起曹操。后来两人争天下，袁绍在声讨曹操的檄文中痛骂曹操养祖父曹腾是“阉党”、“妖孽”，骂曹操的父亲曹嵩“因赃买位”，骂曹操是“鹰犬之才”（《后汉书·袁绍传》）。其实曹操本人雄才大略，三国君主中真正想统一中国的也就是他，但他为什么在戏曲小说中被百般丑化，“永世不得翻身”？恐怕同他祖上两代人的不光彩行为不无关系。

汉灵帝通过卖官敛钱，积聚了大量钱财，无处存放。于是“造万金堂于西园，引司农金钱缯帛积堂中，复藏寄小黄门常侍家，钱各数千万，又于河间买田宅起第观。”（《资治通鉴·汉纪五十》）汉灵帝这样的昏君治国，天下怎能不乱？

唐朝名臣魏征主持编撰的《隋书》，其中总结前朝教训时讲到汉灵帝卖官之事，曰：“灵帝……通卖官之路”，“天下贿成，人受其敝”，致使“道关政乱”，不可救药（《隋书·食货志》）。

皇帝是这样，宦官、权臣们更加肆无忌惮。汉顺帝和汉桓帝时期，梁冀的两个妹妹分别是这两位皇帝的皇后，梁冀专权，一手遮天，鬻爵敛钱，横征暴敛，强取豪夺。大小官员任命前先要到梁府去走门子，得到任命后，赴任前先要到梁府去“道别”。各地大员进京给皇上进贡，先得给梁家送一份；送给皇上的东西，也要先拿去让梁冀“过目”。梁冀家里的财富海满山积。夫妇二人对街起高楼，富可敌国，天下发指。梁皇后死后，汉桓帝对梁冀这位国舅的专权行为已经忍无可忍。汉桓帝延熹二年（公元一五九年），他在单超等几位宦官的挑动下，痛下决心，“帝御前殿”，亲自坐阵指挥，召集“虎贲、羽林、都侯剑戟士合千余人”，搜捕诛杀梁党，梁冀夫妇自杀。梁冀的家产被抄没变卖，所得价值“合三十余万万”，相当于朝廷全年赋税收入的三分之一（《资治通鉴·汉纪四十六》）。

汉桓帝诛灭梁冀后，天下盼望新政。谁知汉桓帝因感激单超等五名宦官诛灭梁冀有功，均封侯，世称“五侯”。宦官当道，朝政更糟。“五侯尤贪纵”，“竞为虎狼，噬食小民”，“虐遍天下，民不堪命”（《资治通鉴·汉纪四十六》）。

以上这一切，最终都转化成了底层老百姓的深重灾难。东汉末年，终于爆发了黄巾大起义。

买官卖官，危害之烈，东汉的腐败和灭亡，就是一面历史镜子。

责任编辑︱曲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