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八月的一天，正是黄昏，院门被人敲响，娘将我们兄妹拉进小房门里，死不出声。那敲门声响了一阵，就有人直接在后窗外喊我的名字，我听出是我的同学。将头从窗缝探出去。

“平娃，我是来给你说句话的，你接到学校的通知了吗?”

“通知?是让咱们去‘复课闹革命吗?”

“你还想着读书?咱们要毕业了!通知去学校领毕业证呢!”

“你胡说!”

“谁骗你，让谁当了牛鬼蛇神，进‘学习班去!”

第二天，我揣了几个蒸红薯，小跑步儿赶到十五里外的商洛中学去。“文化大革命”一兴起，先还觉得新鲜，哭着闹着要戴那“红卫兵”的袖章，但拳头武斗一开始，我就偷偷跑回家去，已经近两年的时间未进过这学校了。那棕红色的大门，一边已经裂了；花坛上的防御工事，石头和沙袋拆除了一半；而高高的墙壁上，枪弹爆裂的洞孔还清清楚楚地保留着。据说有一位“烈士”。鲜血直喷射到高墙的瓦槽上。我没有去辨认，一头钻进大门，去寻找我上过课的教室了。

教室的门口，被架起来的桌凳堵塞着。院子里，满是碎石、砖块和零拆下来的桌子腿，全校没有一扇窗子是完整的玻璃了。我茫然地站在那里，看见入校时我亲自栽种的那棵小白杨，被刀拦腰砍断，木桩的茬口，已经隆起了一块肿瘤似的块疤。

没有典礼，没有仪式，班主任将一张白里套红的硬纸递给我，说：“你毕业了。”

我看着硬纸，上面写着：“贾平娃，男，十四岁，在我校学业期满，准予毕业。一九六七年八月。”

眼下是六八年，领的却是六七年的毕业证，我毕的是什么业?即使推迟了一年，可是我数学仅仅只学到方程，我算什么初中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