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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日前，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会长周魁一教授应黄河讲坛之邀，作了一场题为《我国古代整体、综合、辩证的科学思维及其现代优势——以治水思想为例》的报告，在历史观和哲学观的视野下，从自然与社会的角度来探讨治水之路，以及当今我们应该坚持怎样的治水理念。

英国大哲学家培根说过：历史使人明智。中国大哲学家庄子说：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将这两位中西哲人之论结合起来来观照周魁一——新中国第一位水利史专业的研究生，似乎再恰当不过。周魁一以自己的学术良知和社会责任，数十年来痴心不改，行走于中国水利史之中，探寻古代治水的智慧。即便是在陷于困境的时候，他也从不轻言放弃，毅然决然地守护着中国水利史研究这块阵地，引领水利史研究不断前行，给今日的治水带来了智慧之光。周魁一治学，意在打通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畛域，擅长文献论证与实地考证相结合，在水利史研究上，堪称大家。退休后，他作为水利史研究会会长和减灾中心特聘专家，依然关注水利史和防洪减灾研究。而近年来，他在参与编撰《清史·水利志》这项国家文化工程中，在历史中搜寻着治水智慧，在平淡和成就中享受着一位水利人的幸福。

“再大的雨下到荒无人烟的沙漠。哪里有什么水灾?”

在研究水利史料中，周魁一惊奇地发现，五百年来，全球降水没有明显增长，灾害却与日俱增，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水灾和旱灾损失都在单位面积上有所增长，受灾面积也未见显著减少。以往不少人将水灾只归咎于降水的急剧增长，而真实的数据却难以支持这样的看法。再加上近几十年全世界的工程防洪能力提高很快，但是灾害却也在加快增长，如此悖论，让周魁一充满了探究的动力。

经过缜密的研究，周魁一找到了打开”矛盾”症结的钥匙，看似矛盾的表象的背后隐藏的是这样的真相：使人们满怀希望的水利工程的减灾能力是有限度的，社会因素对灾损程度同样有着巨大影响。

“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人定胜天”。这之后呢?周魁一尖锐地问。在人类日益增长的自负中，20世纪以来，人类的工程抗洪能力确实大幅度提高。但与此相应的是，水灾问题变得越发尖锐。现实显然难以解释，周魁一认为答案就在历史经验里，历史经验表明只把人类生活的地理环境作为外在的稳定的客观存在，认为它不会反抗我们，显然只是人类的一厢情愿，实际上并非如此，自然反馈回来的结果，就是灾害的持续增长。

在此基础上，周魁一颠覆原有的灾害观念，他大胆地提出灾害实际上具有双重属性，不是只用一个自然灾害所能概括的，它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这两种属性缺一不成其为灾害。“再大的雨下到荒无人烟的沙漠，哪里有什么水灾?”

如果这样的意见能够成立的话，防洪减灾观念也要为之改变，那么在防洪减灾中就要既注意到自然属性的方面，如控制洪水：同时又要注意到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要跟自然相协调，合理规划国土开发的力度。观念一变天地宽，周魁一关于灾害的双重属性论别具只眼，让许多水利人耳目一新。

西方发达国家的治水历程也印证着周魁一的论断，以往防洪的目的，只注重控制引发水灾的自然因子——洪水，而忽略了水灾的另一个致灾因子——社会，这才是水灾没能减轻反而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现在我们应该把它加以调整，不仅要控制洪水，而且更要着眼于调整社会经济发展以减少灾害损失。因此，战胜洪水并不应该成为我们的最终目标，减少灾害的损失，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这种对洪水认知的新思维，使周魁一认识到将洪水灾害定义为自然灾害是不全面的。

与水争地，水必犯之

“不是洪水把你给淹了，而是你自己跑到原来河水应该呆的那个地方，自找苦吃去了。”在探寻洪灾踪迹，考量古人治水纷争中，周魁一惊喜地发现，上述的新认识，实际上在历史的“故纸堆”里都能找出端倪。古代中国的防洪大致分为两派：一派主张用工程措施来制止灾害的发生，即用工程来控制洪水；一派主张在工程治水之外，还要合理地规范国土开发，适当地避让洪水，从而减少灾害的损失。两相比较，工程治水的这一派是主流。

据周魁一研究，但有时也未必总是如此，到了工程治水一筹莫展的时候，往往就出现另一派。

在周魁一看来，“非主流”一派更符合现代的治水理念。治水史上著名的“贾让三策”更是让周魁一叹服。西汉年间，自汉武帝时期开始，黄河频繁决溢，成为朝野关注的国家大事，之后，陆续提出过多种工程治黄方案。大约在公元前6年，贾让提出治河三策。他首先分析了黄河演变的历史，指出，古代的时候，河有河的流道，人有人的住处，各不相干。河流两岸并不筑堤，只是在居民区附近修些矮小的堤埂防护一下。这样，夏秋季节的洪水可以四处游荡而不受约束，本无所谓水灾。到了战国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加，各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开始在黄河两岸系统地筑堤防洪，但当时黄河两岸堤距达五十里，洪水尚不至于被束缚得过分严重。然而此后情况进一步恶化，老百姓贪图黄河肥沃的滩地，逐渐在堤内加筑民埝，圈堤围垦。围垦一再深入河滩，以至大堤之内又有好几道民埝，民堤离河床远的不过数华里，近的只有一华里。河道宽窄不一，河线再三弯曲，严重阻碍行洪。可见，由此造成洪水泛滥，房屋出产被淹没，那完全是人类自己造成的。在历史分析的基础上，贾让提出了治河上、中、下三策。

上策的想法是，摆脱黄河河道高耸狭窄的困难局面，另外开辟一处宽广的场所容纳黄河洪水。他说；“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留出)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污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意思是说，人们的努力防洪，一方面要为改善生存条件和不利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另一方面，也要遵循自然规律，主动地限制国土开发的力度以适应自然。他提出的社会发展应主动与河流洪水规律相适应的治水观，是客观的和积极的。

其实不独贾让，宋代的大文学家苏轼也有类似的主张。他在一篇“禹之所以通水之法”的文章中提出：“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虽亦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势不至如此。古者河之侧无居民。弃其地以为水委。今也堤之而庐民其上。所谓爱尺寸而忘千里也。故日堤防省而水患衰，其理然也。”虽然废弃堤防而任水所向的办法不可取，但“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的话，却道出了洪水灾害的发生并不单纯和洪水发生的“理”有关，必须注意到社会发展这个“人情”对河流和洪水的影响，这也是极有见地的。

清代赵仁基曾提出“治江十二策”，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治江之计有二：日广湖潴以清其源；防横决以遏其流。治灾之计有二：移民以避水之来：豁田粮以核地之实。”“治江之计”实际上是指工程措施，防止水土流失，防止决口；“治灾之计”是指减灾措施。水退之后，”豁田粮以核地

之实”，即免除税收。以保证政策能够贯彻执行。

清代防洪问题不仅限于黄河，海河、长江、淮河、珠江，其问题也层出不穷。赵仁基的治水思想就是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相结合，以尽量减少灾害损失为最终目的。只有这样，才能把应对洪水的政策与应对人类社会不合理星殖、不合理国土开发的政策结合起来。这个治水思想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实践起来却非常困难。但是它的息路是要用调整土地利用方式以及农业种植方式；进行变革来适应新的环境，这样一种思想反映出来防洪减灾的必然。

周魁一认为，产生这些富有价值的治水主张，固然是由于古代生产力低下，自然力对于人类社会处于支配的地位，人们不得不怀着敬畏的心情，更多地关心和记录自然变异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注重天文、地理与人事之间的综合思考。虽然前人对于自然规律认识不及今人之深刻，但这种综合思想的原始自然观和世界观，却真切地反映出人类社会发展应与自然和谐的客观事实。这些认识无不浸润了丰富的文化和思想。传统文化与水利科学的结合，演绎出对今人有切实价值的治水主张。

然而近代以来，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迅速提高，科学的光芒和技术的威力使许多人不自觉地滋生出科学技术至上的思想而睥睨千古。以为依靠科学技术人类无所不能，而把天与地都视为供人类利用之外物，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导致功利主义泛滥，加剧了对自然资源掠夺性开发，走进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误区。尤其是20世纪水利发展的事实说明，无论人类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变得如何强大，但希图对自然战而胜之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却证明了人类把自己视做自然主人的无奈，也反证出文化研究对于社会进步的重要性。

重新审视中国治水智慧

谈及水利与文化的交叉渗透，在诸多场合周魁一都饱蘸感情地强调，在近代水利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比起现代技术来说，传统水利技术大多已经过时。但是，随着水利深入发展，人们也愈来愈清楚地看到，水利事业并不限于工程建设，而是越来越普遍地与社会的、经济的、资源的和环境的影响联系在一起。水利建设的成败得失，不仅取决于认识水的运动和建筑物安全的种种因素，也直接受到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等条件的制约。因此，对于综合环境演变、工程治理、政策法规、管理体制与减灾方针等等方面的研究越来越迫切。尤其是像水利科学这样以大自然为背景的科学领域，边界条件更加复杂，还不可能分析一切自然界的影响因素，何况其间还加入了人类大规模改造自然所产生的对水环境的影响。而水利的历史研究告诉我们，当各个学科深入发展之后，不可以孤立地深陷于各学科的细节之中，淡忘了其间的相互作用。历史的研究恰恰在建立一个包括人类活动在内的自然界的统一景象并由此加深对自然的理解方面显现出自己的优势。也就是说，科学的发展非旦不应该排斥历史，相反地，把历史的经验科学化，正是科学所要完成的重要课题。

“如果没有基于河流史和水利史的治水观，就不能开展优秀的治水事业。”在两个多小时报告中，周魁一除了从历史延展的角度对前人与现时的治水思路进行了分析、反思外，还以都江堰水利工程为例，阐述了古代治水文明与现代科技文明的融合与冲突、困境和挑战，以及基于历史观与和谐共生哲学研究现代水利的重要性。

他认为，现代人往往轻视古代人的简单。虽然古今社会环境有很大变化，但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现代与古代并无本质的区别，人类并没有也许永远不可能强大到可以随意左右自然。古人的简单，往往是剥离了很多复杂，这个复杂只是表面的复杂，不一定是最本质的问题。在剥离掉这些复杂以后，反而能把问题看得更透彻一些。都江堰科学精髓的历史思维，都江堰“无坝取水，自流灌溉”和“四六分水”的精华，在2200多年间成就了“天府之国”的美誉，为2200年后的东方和西方人士所倾倒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水利工程建设对自然应该有适当的避让和尊重，确立和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

最后周魁一意味深长地说，重视历史积累的治水观念，重振古代整体、综合、辩证科学思维的中国智慧，在自然与社会科学的相互融通中，生发出新的大智慧，应当成为水利规划和水利建设者的不懈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