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保平

1921年10月10日，即民国十年“双十”节，梁启超在天津有一个讲演，讲“辛亥革命之意义”。

在谈到“十年‘双十节之乐观”时，梁任公对未来充满了乐观与信心，这是他从中华民国的“黄金十年”中，无论是在国民经济，还是组织、经营、技术、教育等等方面都看到了巨大的进步而生出的。

在教育方面，他举例说：“从前的普通观念，是想做官才去读书，现在的学生，他毕业后怎么的变迁，虽然说不定，若当他在校期间，说是打算将来拿学问去官场里混饭吃，我敢保一千人里头找不出一个。”

在梁任公看来，以上情形“十年前却断断不会有的”。有趣的是，梁所打包票断断不会有的事，经过了近一百年的轮回，恰恰出现了。事情放到现在，恐怕谁也不敢说这话：若当一个大学生在校期间，说是打算将来拿学问去官场里混饭吃，我敢保一千人里头找不出一个。

看看近年愈演愈烈的公务员报考吧，10月25日央视“新闻联播”报道，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网上报名昨天结束，截止24日零时，一百三十五万人通过资格审查，轻松突破去年一百零五万的纪录，创造了历史新高，今年的总体竞争也可称是“空前惨烈”。

2008年“国考”报名人数达到八十万。2009年突破百万，达一百零五万．2010年创造一百三十五万的历史新高，仅从这三年数据看，报考人数直线上升。

一百三十五万考生竞争九千二百七十五个岗位，其中仅有一万五千五百二十六人将走向公务员岗位，是八十六比一的录取比例，相对于高考二比一、考研四比一的考录比，公务员考试成为了中国竞争最激烈的考试，被称为“国字号第一考”并不为过。根据权威人士透露，201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将超过六百三十一万人，假设一百三十五万考生中，七成是当年的大学毕业生的话，按比例计算，十个大学生之中，就有一人打算到官场里混饭吃。

从一千人没有一个想去官场里混饭吃，到十个人就有一个人想到官场里混饭吃，倘若梁任公再世，不知道要作何感想．不知道他还敢不敢打那么大的包票，也不知道他对于中国还会不会再有那样的乐观与信心。就我等难望梁任公项背的人看来，也要做摇头无奈状，徒叹昔非今比。

梁任公所说的“十年前”是封建皇权专制的时代，是官本位的官僚社会。在那个时代，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培养官僚，读书人最大的出路、最大的期望、最大的成功、最大的荣耀，就是通过科考，一举成名天下晓，捞个一官半职。读书是为了做官，想做官就要去读书，是从前的普遍观念。

现在这种观念又轮回了，这是因为虽然“马甲”有很多件，比如改革开放时代，比如市场经济社会，但内核——“官僚社会”，在一些人心中仍然没有改变。

从表面上看，工作体面、收入稳定、福利待遇好是吸引人们去官场混饭吃的主因。但我们有没有分析过，为什么公务员的体面性、稳定性和保障性要比社会平均水平高?公务员的体面性源于一贯的社会评价——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和传统的文化精英心理——治国平天下；公务员的稳定性和保障性除了随着财政的持续增长可以“水涨船高”外，转型社会的人人自危和市场经济的变化莫测，让人承受心灵的恐慌与撕裂，稳定成为一种价值追求，而公务员恰恰符合这一追求。至为关键的是，政府的执法权几乎不受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制约，一个掌控着公共资源和话语权的“人”，又不受有力的约束，在利益分配上“偏心”地为自己谋点好处不是很容易的么?何况就业如此困难，更多的人想去官场混饭吃，理所当然。

当受过系统知识训练的精英不是进入市场去创造财富，而是争相涌向分配财富的官场，肯定无助于一个社会总体财富的创造与积累。而且，有多少棱角分明、才华独具的人在官僚体系里被磨得圆滑不堪、庸碌过日，在温水中被抹杀?没有人统计，这是人才的双重损失。

当年，梁任公一定是从青年人不愿意拿学问去官场里混饭吃，而感到千年的官僚社会被摧垮了，看到了新社会的希望，才敢打“千人无一”的包票。可惜未来难以假设，他无法透视历史。只是，今天的我们再来看梁任公的包票、乐观与信心，真是思潮起伏，嗟叹复嗟叹。

[原载2009年10月27日香港《文汇报》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