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家梁

不久前，《扬子晚报》上的一则新闻让有些“孤陋寡闻”的人瞠目结舌：记者全程暗访南京某街道处理商贩被扣物品的执法过程，结果发现城管协管员自定罚款金额，不仅可以“议价”，可高可低，还不提供行政执法定额罚款专用收据。

生物学中说，当蚜虫受到敌害侵袭时，便会从腹管中放出微量化学物质，警告同伴离开。这则消息好像也充满了“告警信息素”，“告警”了什么?大家心知肚明。

有些地方的吏警在执法过程中，经常以个人的情绪来施行惩罚，“要票的三百，不要票的一百。”“不要票”当然成了老百姓无奈之中最合算的选择。却很少有人敢于当面抵制说“交警‘议价‘议到私人腰包里，是一种赤裸裸的腐败”。

我退休以前在外地采访，国道上经常有穿迷彩服挎着冲锋枪拦截长途夜班车实施“罚款”的，车老板递香烟送钞票——“不要收据，不要收据!”一车子的乘客装沉睡，待喘匀大气，惊魂安定，才敢义愤填膺。鲁迅说国学大师王国维“老实得像火腿一样”，以前，中国的老百姓还有比火腿、咸鸡、风鹅更木讷更拘谨的呢。

现在，好多地方的老百姓还是怕见穿制服的，即使不穿制服，只要袖管上有个红箍套，人们便不辨真假肃然起敬了。这些地方的官场、准官场和市场一旦界线暧昧不清，“执法”与“执罚”音近义同，“执罚”时的“合法恩惠”具有橡皮筋一般的特性，“议价罚款”自然就算不上是新闻了。老百姓戏谑：从俯首帖耳到敢于讨价还价，可以影响到“执法者”的成本和收益，这难道不是一大“进步”?而人家从“铁口直断”到法外开恩，岂不是一大“善行”?“议价罚款”就这样毫不留情地腐蚀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在畸形的“两厢情愿”中渐行渐远。

在好多城市，不约而同的规定是：“城管”“必须是国家正式职工”，而“城管协管员”却并不“正式”且不具备执法权。这种“非官身而做官事”的编外人员，与古代的“白役”也许有些相同。据说，在北京的步军统领衙门，他们被称为“圆扁子”(赵慎畛《榆巢杂识》上卷)；在地方上，如汉口，人们称“白役”是“四百二”，因为他们花了“四百廿钱挂名充作差役”(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五)。有专家以为：历代兴衰，都与“白役”这个不可小觑的社会集团有着密切的反比关系——“白役”兴则社稷衰。所以，《大清律例》对使用“白役”的处理是相当严厉的——“凡正身衙役违禁私带白役者，并杖一百，革役。”字面上是不可通融的，而实际操作却灵活多变。使用“白役”是一部纵贯古今从不断档的特大型连续剧，只不过是经常换了些导演和演员而已，而“城管”使用“协管”仅仅是其中短短精彩的一集。

聘用“协管”来“执法”，其实是很聪明的措施，正式的“城管”干多干少都一样，追求既轻松惬意又能规避责任的途径，就是增加热情的帮手，于是，“协管”手中“承包”或“批发”来的执法权，自然难免要被“自由裁量”而被滥用，用自己的“人格”表现出这种权力秩序。给“白役”相当权力的“正身”肯定能得到回报，不必取决于人家的“良心”和收成多少，一纸文件便可迅捷地替换更识趣的“白役”。马克思说：“凡是不以行为本身而以当事人的思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这句话击中了体制的哪一块软肋?

“议价罚款”客客气气地恶化了脆弱的社会生态，被任意罚款的在特定场合虽然忍气吞声，打落牙齿往肚里咽，慢慢地就会在潜意识里认同这种荒谬的勒索，于是，回到自己的“一亩三分田”里，聘任更多更伶俐的“白役”，最大限度地牟取利益，搞突然袭击的“运动”，以人家猝不及防的狼狈取乐。这种报复性的彼此践踏尊严的恶性循环，如果充溢了整个国家，那么，就好像一辆老是处于“怠速状态”的破汽车，发动机“出工不出力”，看似闹猛，汽车却纹丝不动——汽油燃烧产生的能量都用在零部件的摩擦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