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恩兵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中国20世纪文艺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的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讲话》对当时中国文艺做出的最大贡献是解决了长期困惑作家的“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基本问题，即当下在文学界经常争论的“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因此，《讲话》发表虽然已经67年，但对当下文艺创作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从“五四”开始，尽管众多的文艺理论家和文艺家们从理论和实践对文艺服务对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进行过积极而有益的思考，虽然当时也提出过文艺为无产阶级和民众服务的要求，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仍处于传播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还处在初创和探索阶段，当时的人们只能根据他们当时的认识和理解，仅仅从抽象的理论出发，抛弃具体的历史语境，只能抽象地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无产阶级和民众的内涵，把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仅仅建立在抽象理论之上的抽象概念，所以难以认定文艺服务的主体究竟是什么，最终导致了在具体的文艺创作实践中往往带着“化大众”的心态和潜在的高人一等的心理，摆出救世主的姿态居高临下悲天悯人地教化民众，其情感与真实的底层民众有着深深的隔膜，因而他们笔下的民众是虚构的，别扭的，“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创作方式，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当时的文艺作品存在着几许幼稚和某种片面。正当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和为民众服务的努力几乎化为泡影之时，《讲话》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文艺实际相结合，科学地解决了文艺“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根本问题，无疑它对文艺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基本精神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论中都有所涉及，因此，其价值不是体现在表层意义上，而是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上，具体地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讲话》提出的为政治服务中的政治不是抽象的、教条的，而是具体的、鲜活的，有着重要的现实和实践意义。

《讲话》强调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不是仅仅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出发，更重要的是基于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客观现实。在整个抗战时期，为了凝聚抗战的力量和意志，需要全体国民具有统一的思想，任何个体的脆弱和动摇都是不允许的，也是不应该的，所有个体的意愿都应当融于整体的钢铁似的意志中，这一现实要求文艺必须抛开以往率性而为、独抒性灵的个体特色，转变角色，声音由纤细变为粗犷、柔弱变为强悍，最终融入到抗战的大合唱中。针对这种现实，毛泽东敏锐地抓住当时最重要最根本的政治中心点——抗日救亡，适时地提出文艺为抗战服务的政治任务，“我们要抗日首先就要停止内战。怎样才能停止内战呢?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抗日。……文学家也要到前线上去鼓励战士”，“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发展抗日文艺，振奋军民，争取最后胜利”。在《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明确了文艺具体的政治任务，要借文艺“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此，他为文艺具体明确地指出了政治的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这种把政治作为文艺中心任务的观点在当时无疑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在当下，许多研究者之所以喋喋不休地指责《讲话》所强调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损害了文艺发展，这是他们无视产生这一思想的现实语境造成的，至于那些站在所谓纯文艺的视角借否定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来否定《讲话》的批评声音，更是不符合基本的文艺批评原则，因为政治与文艺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萨义德在谈到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时说：“我们无法遁入纯粹的艺术和思想的领域，也因而无法遁入超然无私的客观性或超验的理论领域。知识分子属于他们的时代，与大众政治簇拥同行。”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完全抛弃政治的艺术家结果只能是蜕变为加缪所言的“不负责任的艺术家”，而艺术就可能成为为少数人说话的“骗人的奢侈品”。作者也将变为不负责任的“为艺术而艺术”者。今天，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讲话》所强调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

(二)《讲话》提出的“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从叙述的顺序来看，这里虽然把工人放在文艺服务的第一位，在具体运用上，毛泽东没有刻板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过分地强调属于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在抗战中的作用，而是从当时的历史、现状出发。把服务的焦点落在农民及其子弟兵身上。这种做法是完全基于实事求是原则和中国现实的，这不仅不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而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和坚持。

当时中国的现状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所谓人民大众中工农兵实际上主要是指农民，因为“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而工人阶级虽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是领导阶级，但在当时的中国如果把这一阶层当作抗战的主要力量是不现实的，因为在中国由于现代工业发展的时间晚，速度迟缓，规模较小，产业工人数量在全国所占的比例是微不足道的，更何况这些工人的职业化程度不高，他们多数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因此，他们在思想和组织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抗战的主体力量只能是农民以及他们的子弟兵，任何从本本出发，无视这一客观现实的政治家，势必会给抗战带来消极的影响，这是中国革命用血得出的深刻的经验教训。

为此，我们不难理解，毛泽东因何在《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中把一直被“达官贵人”认为愚昧、落后的农民和农村高扬到一个前无古人的历史高度。

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的工业品。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成了空话?

既然农民有着如此的重要性，难怪工人在抗战中的作用很少被提及，知识分子更是在许多场合下，仅仅被作为颂扬农民的参照

物。“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因此，当周扬提出都市是新的而农村是旧的观点，毛泽东在给他的信中指出：“就经济因素说，农村比都市为旧，就政治因素来说，就反过来了，就文化说亦然。”接着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批判了那些没有认真研究中国实际只看到农民的黑暗面的错误认识，从而进一步强调农民在抗战中的重要性，“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即过去亦如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现在的反日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斗争。……在当前，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因此，《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又是根据中国当时的国情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实事求是地说，它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三)在“怎样服务”问题上，《讲话》仍然坚持从中国社会、政治现实和农民实际出发，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具体建议。

首先，《讲话》认为一个合格的为人民大众写作的作家，如果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发挥最大的政治作用，应该同所服务的对象在“思想和情感上打成一片”，不是像以往一样去“化大众”，而是放下架子实实在在地去被“大众化”，“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被人民大众进行彻底的心灵净化，这样才能写出适合他们阅读和欣赏的作品，才能宣传和鼓动他们更好地为抗战服务。

而达到上述的目的，具体的做法就是向人民大众学习，不仅学习他们内在的思想感情，也要学习他们的艺术技巧。“夏天，农夫们乘凉，坐在长凳子上，手执大芭蕉扇，讲起故事来，他们也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他们不用任何典故，讲的故事内容却是那么丰富，言辞又很美丽。这些农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诗人。”

为了使农民看得懂，文艺工作者不仅在思想、情感和创作方法上通过改造和学习与农民靠拢，在阅读的感受和理解上更要照顾他们的实际情况，因为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受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去和敌人作斗争”。在这种特定的现实面前，毛泽东要求文艺工作者，不要脱离实际，脱离开具体的交织着血与火的抗战现实，封闭在自我的小圈子里，创作与抗战无关痛痒的“阳春白雪”，因为对于抗战的主体力量——农民，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虽然今天的人民大众与战争年代里的人民大众有了不同的文化水准和完全不同的生活样态，但是广大人民群众为国分忧的爱国情怀，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至今仍然是我们国家和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世界。

综上所述，《讲话》正是由于坚持了中国实际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相结合的原则，科学地解决了困惑文艺界已久的重大难题，为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前进的正确方向，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讲话》发表之后，整个抗日根据地文艺战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以读者的主体为人民大众的抗战文艺浪潮，这些抗战文学作品不仅起到了鼓动宣传人民大众抗战的作用，同时也丰富了现代新文艺，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毋庸讳言，当下许多中国文艺工作者在商品、媒体的操纵和各种利益驱使下，在蜂拥而至的西方各式各样良莠不齐的理论诱惑下，在“写什么”和“怎样写”的简单而深刻的问题面前再次陷入了迷惘，他们由此放弃了责任和道义，放弃了对社会良知的坚守，不敢抑或不屑正视社会现实，不愿以科学的态度对各种理论进行深入的辨析和取舍，由此，有的不甘寂寞沉溺于“热闹而喧嚣”的“主流”圈；有的干脆成为拜物教的圣徒，以文学的名义满足形形色色的物欲；有的自认为是精神的贵族，把自己封闭于超然的“纯精神领域”，在自我的迷恋中，玩弄语言和感觉的游戏；而那些敢于承担的艺术家，他们源自于良知的呐喊在杂乱的声音中越发显得微弱，老百姓日益被文艺边缘化，文艺与老百姓的距离也渐行渐远。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实现现代化的30年，但当下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依旧是中国的主体，农民问题更是中国不容忽视、不能漠视、涉及国之根本的大问题，因此，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为谁服务的纯艺术问题，更是一种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问题，因而，把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作为当下文艺服务的主体，这是文艺家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更是改变文艺自身“垃圾化”的需要。为此，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急需从《讲话》中汲取营养，真正明白当下文艺的历史使命和责任，从商业主义和西方膜拜的迷醉中惊醒，把引入的西方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实现本土化，在切实明白“为谁写”和“怎样写”的基础上，从封闭的象牙塔中走出来，到农村去，深入到田间地头，深入到工厂部队，深入到人民大众的生活，用生命和良知去体验人民大众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心甘情愿地内化为人民大众中的一员。由于我们在深入到，田间地头，深入到工厂部队的问题上有过历史的原因，现在人们对此或认为这是一种老生常谈，或以为这是不屑一顾的老套，当然在深入的方式方法上可以与过去有所不同。其实也只有如此，他们才有可能生产出优秀而重要的、真正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无愧于时代的作品。读者只有从这样的作品中才能触摸到来自生活底层的真实，感受文艺真正的力量和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