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志平

刘庆邦是我国当代文坛上的短篇小说大家，有“短篇小说王”之称。对于这种“溢美”之词，刘庆邦很不以为然，认为“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短篇王”是纸糊的高帽。但他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平民主义态度描写底层社会的真实现状，既不回避生活中的矛盾，敢于揭露农村和矿区社会的阴暗面，表现农民与矿工生活的艰辛，批评社会存在的丑恶，也不忘赞美人间存有的善良与纯真，追寻生活中的诗意的美，取得了十分可观的艺术成就。刘庆邦一写就是30多年，30余年来，他一直在文坛上默默耕耘，虽不曾大红大紫，却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追求着自己的艺术理想。从《棉纱白生生》、《看看谁家有福》到《走窑汉》、《玉字》，从《曲胡》、《保镖》到《家属房》、《宣传队》，从《为你们保密》、《汉爷》到《水房》、《鞋》，从《梅妞放羊》、《春天的仪式》到《响器》、《听戏》，从《神木》、《到城里去》到《卧底》、《哑炮》，从《断层》、《远方诗意》到《平原上的歌谣》、《红煤》，无不是反映和表现老百姓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和生命状态，无不是贴近人物的内心与灵魂，无不是以强烈的历史意识与文化意识、生命意识与底层意识诗意地书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乡土社会以及煤矿底下的农民与矿工的苦难史与精神史。

作为一个从农村和矿井中走出来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他对于农民与矿工的缺点，尤其是狭隘保守自私等弱点，当然会有所批判，但他更多的是以一个民间知识分子的眼光，或者说以一个农民和矿工代言人的身份，以一种理解与同情的态度，以民间视角和底层立场来描写他的乡村姐妹和矿工兄弟。我们不能说他完全没有作为知识分子启蒙立场的俯视眼光(事实上他并没有完全放弃或者说根本不可能完全放弃知识分子的立场)，但在更多的时候，他的确是采取平视甚至是仰视的角度来写作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把自己放在很低很低的位置，放到矿井的最底层来看待他的人物的。这便形成了他独特的民间意识、底层意识和平民意识。与之相对，他对基层社会(乡村或矿井)权力的批判一针见血，尤其对官本位文化与基层腐败政治，他向来嫉恶如仇，对产生这种腐败的黄胶泥般的乡村社会文化土壤的批判，也是毫不客气的。虽然刘庆邦更多的时候是一个宽厚的人，但他对于群体对个体的压迫与虐杀，对于乡间群体社会人们普遍存在的看客心理与唯恐天下不乱的看客文化的批判与揭露是冷峻而严厉的。

在批判基层社会的病根与历史痼疾的同时，刘庆邦对底层人民表达了深切的同情与关怀，表现出鲜明的人民性。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走过了一条曲折发展的道路，屡经磨难，我们的人民遭受了太多的苦难。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在“到城里去”的征程中，我们的农民工同胞们又有多少眼泪与辛酸，痛苦与悲哀，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刘庆邦怎能忘记过去的疮疤?作为一个曾经的矿工，怎能无视现实的疼痛?所以，他写了不少关于农村与矿井生活的悲剧。他说，“作家还是要讲良心，我觉得劳动人民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不把他们的疾苦反映出来心里有愧，关心人民疾苦应该是作家的良知所在”。可见，他没有在市场化潮流中迷失方向，更没有放弃作家的使命与责任，而是拿起笔来关注农民与矿工的生活，表达自己的忧国忧民之情。

但刘庆邦的乡土与矿井书写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一种苦难焦虑症的表现，一味地比惨比苦，而是有着很高的艺术水准，有着深厚的人文内涵和文化底蕴，有着深邃的哲理探索。与他作品中那些显在的社会现实主题相比，刘庆邦更多地关注人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处境中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和生命状态。所谓“贴着人物写”，刘庆邦刚开始觉得这话太简单，不怎么在意，可“随着写作的年头不断增长，所写的不成熟的东西也越来越多，这句话……在我脑子里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响亮”。事实上，刘庆邦后来一直把它奉为写作信条并努力创新，所以在写人的水准上，在写人的细腻的心理变化、隐秘的潜意识纵深方面，刘庆邦的确是得到沈从文等人的真传。当然，他还受到中外其他一些作家如鲁迅、赵树理、浩然、茨威格等人的影响。

刘庆邦学历不高，但他特别勤奋而且尤其善于学习，终于成就了了不起的文学成就。这与他年少时身处逆境的反向激发作用有关，与他勤劳善良聪慧的母亲对他良好的影响有关，也与他细腻敏感又不乏强悍的个性气质和与生俱来的写作天赋有关，更与他广泛涉猎古今中外大家的文学名著有关。刘庆邦对先贤的学习，对同代人的借鉴是有选择的，就其诗化小说的传承来讲，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到孙犁的《荷花淀》，从沈从文的《边城》到汪曾祺的《受戒》等，无不给他以巨大的震撼和影响。此外，善于写景写人的契诃夫(刘庆邦最爱读他的《草原》)，善于刻画人物心理的茨威格，善于讲故事的赵树理，都是刘庆邦最好的老师。同代人中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也是他所喜欢和推崇的。

刘庆邦表面的柔软与温情往往又透出骨子里的坚硬与深刻，这种坚硬的质地应该是农村与矿井严酷生活锤炼与教育的结果，也是鲁迅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改造国民性启蒙立场影响的结果。刘庆邦说他既喜欢沈从文，也喜欢鲁迅，他说要是能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写出最好的小说。他的确这么做了。这表现在其作品总体上的阴柔和谐风格中冷硬的质地与骨架。还有一些描写矿工生活的作品，如《走窑汉》，其风格就更为冷峻了，读这类小说有点像读鲁迅的《铸剑》，“需要有一颗强悍些的灵魂”。沈从文、鲁迅等对他的影响与传承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区别，有待于我们作认真全面的梳理。

文化制约着人类。刘庆邦的创作当然也离不开故乡那片神奇的土地以及那片土地上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的熏陶。尽管刘庆邦曾经因为乡下严酷的自然环境、不公正的政治待遇以及单调枯燥又贫瘠的生活而拼命逃离生他养他的故土，因为向往“远方的诗意”而极力奔向外面精彩纷呈的世界，但一旦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功成名就，重新回望故土之时，流露出的却是无限深情的诗意眷念。这也颇有些像沈从文，在城市打拼多年却始终无法融入城市绅士教授们的生活，历经无数艰难屈辱在外面站稳脚跟却仍以乡下人自居，以歌颂乡下人的纯朴正直为职责并企图用乡下人自然、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改造和重铸国民的灵魂和品格。这其实也是中国现当代大多数作家尤其是乡土文学作家一个共同的精神症候或者说精神标记。在刘庆邦的作品中，故乡的一切都会清晰地浮现出来并充满柔情与温度。“那块平原用粮食用水，也用野草、树皮和杂草养我到十九岁。那里的父老乡亲、河流、田陌、秋天飘飞的芦花和冬季压倒一切的大雪等，都像血液一样，在我记忆的血管里流淌，只要感到血液的搏动，就记起了那块生我养我的土地”。于是，回忆中的乡土便更多地呈现出无处不在的温情与诗意，善良与美好。

刘庆邦的家乡河南沈丘属豫东平原的周

口市管辖，周口是中原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也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豫东地区还有着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尤其是民俗文化)。但一个作家的可贵之处不仅仅在于表征这样一些共同的文化记忆，而且在于体现出其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色。在中华大文化与中原乃至豫东小文化之间，刘庆邦的作品作了融合性的选择，表现出开阔的大文化视野与精深的地方色彩的结合，有着一定的文学人类学意义。其实，刘庆邦的文化选择也是其他许多豫籍作家的共同选择。中原大地自古多才俊，中州河南当代更涌现出大批著名作家，南阳作家群、周口作家群是河南当今最大的两个作家群落。河南许多作家都走出河南，走向全国，如刘庆邦、刘震云就与刘恒一起并称北京“三刘”，名震四方，但河南的地域文化背景与历史记忆以及地方色彩浓厚的社会现实生活还是鲜明地烙印在他们的作品之中，这使得文学豫军的创作既能在中国当代文坛上保持领先地位，又能保持自己独立的个性。

读刘庆邦的小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命题就是其中表现出的强烈的生命意识，这值得我们从生命哲学和文学人类学的高度做一些探索。文学人类学是文学与人类学的边缘交叉性学科，包含两个意思：一是从文学角度做人类学研究，二是用人类学方法研究文学。文学与人类学之所以能够嫁接在一起，是因为它们都关注同一个问题：理解和表达人类的生存经验。但传统文学人类学基于人类学对人类共同经验的关注，更重视文学中人类经验的整体性、普遍性和永恒性。人类学转向以后，以吉尔兹为代表的阐释人类学，强调人类经验的特殊性、参与性、情境性和不可通约性，倡导地方性知识。从对人类的生存经验的理解与表达来观照刘庆邦的小说创作，我们会发现，刘庆邦小说极为关注农民与矿工普遍会遇到的一些问题，诸如贫穷、匮乏与灾难等，注重表现他们性格上的纯朴、粗野以及人性的异化。同时，刘庆邦还注重地域性对人的影响与制约，如以周口地区为代表的豫东文化、以新密煤矿为代表的矿井文化对农民与矿工人格的塑造等等。无论普遍性的经验还是地方性知识，都应该是我们考察和研究刘庆邦创作的切入点。

刘庆邦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有意识大规模成体系地写底层人，从农民到矿工，从心事重重的失怙少儿到老无所依的耄耋老人，从天真无邪的少女到充满欲望的少妇到慈祥仁厚的母亲，他的作品无不涉及，简直是一部乡土及矿井人物画廊的百科全书。他对豫东地方风俗的描写也十分认真，力求全面、典型。他的人物往往来自于他的生活记忆，大都有原型。如写农村，很大程度上是以自己为圆心，以他的家庭为内径，以故乡的其他人物为外径进行合理的想象，构建了一个带有原乡特点的乡村社区，基本符合人类学形态的要求。刘庆邦在农村生活了19年，对农村生活的参与程度说明他是这个社区的原住民。他的创作完全建立在对社区生活完整了解的基础之上。其农民叙述视角、语言的方言表达、风俗画的描绘、审美风格的追求等都符合豫东文化的本色化要求，其民间文化立场十分鲜明。通过这些人物的性格与命运的描写，我们可以发现我们中华民族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对豫东乡村社会与豫中矿井工人生活的影响，我们还可以看到乡村社会一个人的一生有可能遭到的种种磨难和考验，看到矿井怎样改变一个人的性情，看到底层人民的生命状态与精神状态，他们的奋斗与挣扎，希望与忧伤。世界各地的乡村与煤矿虽有着地方性的区别，但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都存在着被现代文明侵蚀，人性发生变异这样一些普遍性的问题。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文学的历史性书写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全面系统的书写，完全有着文学人类学以及社会学的意义。它既是具有普泛性的人类经验的表达，也是有着浓厚的地域色彩的地方性经验的个性化表达，这些都值得我们从文学人类学角度进行探讨。

在艺术上，除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刻画，刘庆邦的小说文体的变化与艺术追求，语言风格的多样尝试，小说创作的理论总结与探讨：也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刘庆邦还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写出了不少格调清新优美，内容健康向上的宝贵的儿童文学作品。

刘庆邦30多年来坚持短篇小说创作。在当今短篇小说创作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显得很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刘庆邦的短篇小说创作就显得弥足珍贵，其永不懈怠的艺术努力就更令人钦佩。

其实，对于有着多种多样题材的选择，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与当代意识，有着理论的自觉与多变的审美追求的刘庆邦小说创作，我的上述概括也许并不完整，因为刘庆邦是丰富而博大的，这从他小说创作的前期就已经充分地显露出来了。有位评论家早在1992年就敏锐地注意到了刘庆邦的魅力所在，柔中带刚，刚中藏柔，刚柔相济。15年之后，这位评论家在北京的一次刘庆邦中短篇小说研讨会上再次表达了自己这个一以贯之的看法，认为“刘庆邦的小说总体上看，是用阴柔的风格来表现深藏于人物内心的阳刚精神”。“从刘庆邦早期的小说和现在的作品，一直都是以人性的探索、精神的焦虑和灵魂的强悍为主题；直至如今，作者最基本的结构和骨架未变，依然提出了不少严峻的精神课题，只是在文学创作上更加深化与娴熟”。现在看来，这位评论家的这些评论还是比较客观而公正的，也是比较深刻而准确的，它向我们昭示了刘庆邦作品的复杂与魅力，激励着我们去作更深入细致的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