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忠荣

师之为德，至大至广而又极尽精微。师德流布，学术得以明，道业得以昌，可谓至大且广；学子承泽，点滴化品性，润物细无声，可谓既精且微。总起来说，所谓师德，大约表现于古人所说“道德文章”这两个方面对学子成长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不过，实际上在很多人的个体经验里，在离开学校后时间一长，对于老师的记忆，更多的已不是当年某一科目具体知识的授与受，而是老师与自己日常交往的一些生动细节，和在这些细节中蕴含着老师的品德和风范。当岁月变迁，年华如水般流逝，往事如烟般淡去，这细节、这风范却历久而弥新，经岁而不刊。德申先生是于去年年底离开我们，离开他挚爱的文艺理论教学和研究事业的。先生在走之前，辗转病榻已经多时，这期间先生以极为坚强的毅力与病痛进行了艰苦的缠斗。每次去探望，眼看着先生欲言而不能的样子，非常地揪心，也知道以先生的病状，要好起来怕只是一种心愿了，因此对先生的离去是有心理准备的。但一旦先生离去成为严酷的现实，还是在心里激起了巨大的感情波澜。随后，奔涌而来的便是对当年受教于先生时种种细节的记忆，是对先生庄敬不苟、严谨自持、宽厚待人的人格修为的深情回望。

古人说，君子有“三变”，即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德申先生给我的最初印象的确是“俨然”而“厉”的。我是1990年初入燕园师从先生读文艺学研究生的。在此之前，我曾读过先生那本广受推誉的著作《钟嵘<诗品>校释》。先生对诗品较勘之精、释解之确给我以很深的印象。特别是书前长篇序言对钟嵘思想艺术的评析，笔端纵横、思力深刻、辨析入微，可谓丰神逸姿。读其书，想见其人，此时德申先生在我的心中便已经悬了一个谨严不苟的形象。后来初次见到先生，是在北大五院中文系苍松如盖、藤萝染茵的庭院之中。先生个头不高，拄着拐杖，正与中文系的几位先生在谈着什么。先生声音平和而有力，神态怡然而目光锐利。这次初见先生，对我来说，直接的反应似乎是“坐实”了当时从读《校释》中得来的印象，于是私下思忖，常言所说“文如其人”或文论中“知人论世”的理论确是其来有自的。以后，便是跟随先生学习，或是先生来五院东厢二楼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给我们几个研究生上大课，或是我到中关园先生的家里接受先生的耳提面命，请教问题，或是报告读书心得。这些情境各不相同，场景也互自有异，但先生严谨不苟、丝丝入扣的治学和为教态度则始终是一以贯之的。先生很强调打好文艺学的基本理论功底，每学期都分门别类开出一批书目要求在一定时间读完，并要求认真做好读书报告。记得第二学年上学期，先生开了一批书目并提出读书要求。后来自己忙于其他的功课，对其中的一本书未能很认真地完成阅读要求。在一次课后先生问起，因心中无底而不免忐忑，有点支吾其词。这自然是被先生看出来了。随后先生辞婉而意直地告诫说，基础之于学问，兹事体大，不可有一丝一毫的马虎。我诺诺而应。时间一长那次“正课”的内容已经记不清了，但先生“正课”之后上的这堂“小课”却历历如在目前。现在想来，正是日常学习和生活中相类似的一堂堂“小课”，使我受益良多。从德申师学习，不仅读书是不能随便应付过关的，写读书笔记、做读书报告等日常的课业，也必是要以十二分的敬慎全力以赴或能成其功的，因为先生对读书报告等书面作业的批阅极为认真仔细，所递交的待批阅的有关功课作业，学术观点是否坚实周密、材料引用是否准确可靠、标点符号是否正确无误，都是要一一接受先生如炬眼光的检验的。有时捧着先生用蝇头小楷工整写出的批改文字，内心真是一则以欣喜，一则以感佩，欣喜是因为在先生长长的批语中看到自己学业上的点滴进步，感佩的是因为在这一笔一划之中看到了先生对事业极端负责的精神。其实先生又何时何地不在践行这一精神呢?先生去世后，我在他家看到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的修订稿本。这本书于1980年出版、后被列为高校文科教材进行再版时，先生所作修订的稿本。翻开书稿可以看到，书中几乎每一页的天头地脚以至有的行距之间，都用细细的珠笔密密匝匝写满了修改的文字，一望而知先生下了极为细致、扎实的功夫。这让我想起当年在向先生请教问题时，常常看到的先生检视相关资料时的场景。有时为讲解清楚某一问题或查检相关资料的准确性，先生会不顾腿脚不便，以七旬之龄攀上书房的小梯子到高及天花板的巨大书柜中取书，让我心惊不已，赶紧上前扶持。先生这种认真仔细、对人对事高度负责的精神真是令人由衷地感动和敬佩。

庄敬严谨，是先生的一贯风格，在这一风格中，渗透着先生对于学子深厚的仁爱之情。德申先生在弟子的心目中，既是一个让人敬畏的严师，又是一个恂恂如也、“即之也温”的宽厚长者。平时在学业之外与弟子的言谈交接中，先生总是容色温然，眼神中透着关爱。有时上完专业课，先生总爱和你闲聊一阵，或谈早年在西南联大学习的情形，或谈燕园往事及人物掌故，或谈他家乡浙江缙云的风土人情。中关园先生的书房，窗子是南向而开的。午后的阳光斜斜地透进来，暖暖地照在先生的脸上。先生倚坐在色泽古旧的藤椅里，微笑着，神态安详而亲切，听先生娓娓而叙，真是一幅师生午后促谈的生动图景。谈完话起身告辞，先生总是趿着不便的腿，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从二楼下到一楼亲自到门口送你。请先生不要送，但他照例是不肯的。挥手告别走远了，一回头，先生拄着拐杖还立在门口。跟随先生学习的几年里，到先生家的次数是记不清了，先生多少次亲自下楼相送自然也记不清了，但夕阳里先生拄立的身影却始终清晰在目。有时我在想，古人讲德蕴于内、必形于外是很有道理的，先生对与弟子相接的细小的地方处之以礼，不就是德蕴于内而形于外的生动表现吗?这种表现在先生的日常生活中是随处可见的。我手头上保留着一张照片，是1990年代初的一次高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材编写会议期间照的。照片中，先生坐在第一排，与先生并排而坐的有文艺理论界的几位老前辈。和往常一样，先生微笑着，神情沉静，眼睛炯炯有神。会议开始前头一天晚上约10点钟左右，我和两个同学在燕园勺园办事，一抬头，看见先生过来。先生见到我们很高兴，关切地询问参与会议服务的几个研究生的情况，并嘱咐我们要注意身体，临走时还转过头来，问到机场接机的同学耽误了吃饭怎么办，听说有了安排这才放心离开。看着先生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之中，我们心中都充溢着阵阵暖意。后来离开学校后每次给先生去电话，先生总是关切地问起工作、生活上的一些情况，提醒要注意身体，谨慎处事，好好工作。这些年先生身体转差，特别是近两年更是辗转于病榻之上，但每次去探望，他总是尽量打足精神，询问我的身体、工作和生活情况。看得出来，他自己的身体已经非常弱了。先生就是这样，对他人的事总是记怀在心的，即使在身染沉疴时

也是如此。一次一位学术界的朋友要我帮忙联系北大的杨辛先生给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一个研修班讲课，其实我也不认识杨先生，于是请先生帮助。先生答应了，并很详细介绍了杨先生的深厚学术造诣和相关情况。在先生的联系下，杨先生欣然接受了邀请并专门抽空给研修班授课。以我的记忆所及，先生对来自学生或他人类似的请托，只要是能办的，他总是慨然允诺，并非常认真地去尽力办成。让你想不到的是，有时德申先生还会亲自来电话对事情的进展情况给你一个说明。先生年高德劭，对来自学生和他人的请求如此认真地对待、热诚相助，我想这不正是推己及人、普施仁爱之心的一种表现吗?

待人以爱、以宽，责己以严、以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韩愈在《原道》中把具有这种品格的人誉为“古之君子”，称许“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德申先生的身上所体现、所显明、所弘扬的，正是这种可贵的“古君子”风范。德申先生去世后，人们缅怀其生平事迹，从不同时期、不同方面追忆各自在与德申先生的交往过程中所了解到的点点滴滴，它们无声而有力、默默而宏亮、浅显而深刻地印证、诠释了德申先生的这一风范。德申先生1922年10月出生于浙江缙云县壶镇，1941年9月考取西南联大中文系，随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杨振声等名师学习，1945年8月毕业，次年9月至北京大学任教。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以及毕业后的几年间，先生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投入文学创作活动，并立即表现了出众的创作才华。短短的时间里，他在郑振铎、李健吾主持的《文艺复兴》、沈从文主编的《文学周刊》等影响很大的文学刊物上以及天津《大公报》副刊等连续发表了《老祖母》、《侏儒》、《小学教师》、《夏天》等一系列小说。这些小说风格清新脱俗、技巧精巧圆熟，很快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其中如《老祖母》等几篇小说，结构精美，刻画精细，人物形象生动鲜明，尤其是小说对人物心理的描写极为准确、传神，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沈从文的《边城》。今天看起来，人们很难相信这些主题深刻、技艺纯熟的小说是出自一位年仅20多岁的年轻人之手。建国后，德申先生根据北大中文系学科建设的需要，在文艺学理论研究和教学领域开始了他新的事业，而没有再继续他让人充满期待的文学创作活动，不过他当年在非常局促、有限的时间里在这项事业上所达到的高度，已足以让后人赞叹不已。更值得一提的是，德申先生当年所取得的文学创作成就，在经过了整整60多年后，也就是在近些年由偶然或特别的机缘才为今天的人们所了解，因为长期以来他对此绝口不提，甚至对他的家人、学生也从不说起。上面提到的几篇几乎被岁月湮没的小说今天得以“大白于天下”，还是他的老同学张友仁先生、北大中文系孙玉石教授等偶尔发现、竭力发掘的。可以想见，也许还有一些作品尚待发现。德申先生于自己成就的不衿不伐，正生动地说明他严以自处、责己以周、立身以谦的高尚襟怀。德申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正是民族危亡、抗日斗争风起云涌的年代。在刻苦求学的同时，德申先生还追随闻一多等进步教授，投身爱国民主运动，这已为西南联大同学和浙江乡贤所共知，今天人们仍可从当时的新闻报道中约略了解一些消息。1946年德申先生从家乡前往北平到北京大学任教时，同年11月6日的《浙江日报》发了一则消息，称：“新进青年作家吕德申于本月初自浙由海道赴平，现受任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任助教”，“吕君追随名作家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杨振声等研究多年，且致力于民主运动。”由此可知德申先生当年积极参加了爱国民主运动，可以说，德申先生是“老资历”的“爱国民主进步人士”。但对这些“资历”，他自己从不提起，更不遑说利用这些“资历”去为自己谋取什么“好处”了。建国后，德申先生于1952年参加了民盟，1953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从次年开始担任北大中文系党支部委员、党总支委员、副书记长达10多年。长期以来，德申先生始终在默默地为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为北大中文系的文艺理论学科的建设而辛勤耕耘着，从不矜功自持。这种谦虚谨慎的态度、这种克己奉公的精神，不正洋溢着当代“古君子”不张扬、不虚骄的风采吗?在学术上，德申先生也向来是以低调自处、褒扬他人为行事原则的。1954年德申先生曾协助杨晦先生主持由苏联专家主讲的文艺理论进修班，后来又担任杨晦先生的助手给研究生讲课。杨晦先生很忙，因此这些研究生实际上也就由德申先生来指导。但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他从来不提自己，而是处处推崇杨晦先生。比如他给研究生讲如何治学，都是讲杨晦先生的治学道路，杨晦先生的风范品格。德申先生那部凝聚着他大量心血、被认为在海内外《诗品》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钟嵘<诗品>校释》，是1986年出版的。1990年又有曹旭教授的《诗品集注》继出。一次德申先生在系里听见另有一位年轻教师称颂自己的《钟嵘<诗品>校释》后谦逊地说，曹著可以取代自己的《校释》。德申先生在说这番话时态度十分真诚，令这位年轻教师很受感动。德申先生这种处处推誉他人、时时以人为先的行为，正鲜明地诠释了他虚怀若谷的高尚风范和节操。早在1955年开始，德申先生就率先开设了《文艺学引论》课程，1961年德申先生作为骨干力量，参加了由蔡仪先生主编的《文学概论》，并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的骨干作用”(蔡仪先生语)。1980年代中后期，德申先生又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的教学与研究”，并于1990年主编出版了同名教材。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研究领域，德申先生与中文系的其他先生一起作出了巨大努力，可以说居功至伟。但德申先生从不提自己所做的贡献。他长期担任北大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平时在主持教研室会议时，总是让大家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和见解，从不居高临下地作简单的结论。德申先生在发言时也总是和颜悦色、慢声细语，从不作高声急语，遇事也总是和大家商量，力求营造一种和谐民主的气氛。

“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内在的道德学问与外在的日常修为在德申先生的身上是和谐统一、表里一致的。德蕴于内，所以严谨立身、诲人不倦；仁蓄于中，所以庄敬自持、责己以严；爱及于身，所以真诚接人、待人以宽。从烽火联大到美丽的燕园，德申先生一路走来，以自己不懈的人格修为和高洁品行，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如今德申先生走了，但他并没有走远，他的背影仍然那么清晰、那么高大，他的精神将永不漫漶，将永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