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军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雷雨》一直被奉为现实主义的经典佳作，而对其超现实的另一面却视而不见或有意规避。本文从《雷雨》中的浪漫主义色彩、表现主义因子和整体象征世界三个方面具体分析其超现实性的客观存在，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雷雨》多元创作方法的构成特点、形成原因及其价值所在，并对曹禺戏剧接受中推崇现实性而轻视超现实性的偏颇之处作出必要的反思。

《雷雨》一直被当作一部深刻的现实主义作品被人们接受和解读。《雷雨》暴露封建大家庭扼杀人性的罪恶，写上流社会的虚伪和残忍，下层人民的痛苦和不幸，表现劳资矛盾，在周冲等人物身上还提出了青年问题。人们从中看到了过多的现实：30年代，左翼戏剧艺术家夏衍就受《雷雨》的现实主义成就的启发而“痛切的反省”，“开始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摸索”，40年代，张庚在《悲剧的发展一评<雷雨>》论文中高度肯定了《雷雨》的现实批判意义，他说“他底创作竟部分地有了反封建的客观意义”，周扬在《论<雷雨>和<日出》》中也指出：“曹禺的成功，不管它的大小，正是现实主义的成功。”《雷雨》的现实性就此得到权威的确认和定评……80年代初，戏剧界针对《报春花》、《于无声处》等问题剧的出现开展了关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争鸣，主要围绕“社会主义戏剧是不是需要现实主义”，以及“需要什么样的现实主义”这两个问题展开讨论，最终大家明确：现实主义并没有过时，而主张要回到曹禺、回到《雷雨》这样以写人、反映生活的真实为主要内涵的现实主义大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