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成立30周年，“马克思主义文论与21世纪学术研讨会”暨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第25届年会，于2008年11月14日至16日在武汉召开。会议由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和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1978年12月26日在武汉成立的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最早成立的一个全国性学术团体。30年后，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130多位专家学者又重聚武汉，研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会代表认为，在学会诞生地召开的这次会议，既是对学会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标示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新起点，具有重要意义。

本届会议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与21世纪”。围绕这一议题，与会代表们从多方面展开了热烈研讨，话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回顾和总结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历史经验

许多代表在发言中都强调，马列文论研究会之所以能够30年持之以恒，坚持开展学术研究，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活动始终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变革相伴随。会长吴元迈(中国社科院)在主题发言中指出，研究会成立以来的30年，是不断探索前进的30年，也是与我国思想文化领域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同行的30年。30年里，我们坚持不懈地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做了许多有意义、有价值的探索，积极自觉地参与了文学理论界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讨论和争鸣，对推动我国学术研究的进步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季水河(湘潭大学)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新时期以来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都是从研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范畴和经典命题开始的。回归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历史”的批评标准不仅让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走上了正规，而且拓展了学术研讨的空间，使文学理论建设与创新具有了多维度思考和多形态建构的特点。胡亚敏(华中师范大学)在回顾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尝试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和坚持走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道路，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特色。而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注重整体研究、加强对文学实践问题的关注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等问题，则是我们在今后研究中无须关注的重要话题。欧阳友权(中南大学)也指出，技术社会的文化生态和消费时代的文艺走向，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现代发展创造了机遇。只有正视、思考和解答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才有创新和发展，中国学者理应在这些新问题的研究上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30年成绩的同时，许多与会者还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做了认真反思。张永清(中国人民大学)指出，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还存在着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语境原则与现实情怀的现象，从而造成某些研究要么知识陈旧、思想僵化；要么为新而新、为后而后。二者的表现不同，实质都是理论严重脱离社会实践与文学实践。刘文斌(内蒙古师范大学)也指出，我们的研究还存在着偏离马克思主义实践品格、淡化批判精神、忽略经典文本和缺失对话交流的情况。他们都强调，只有改变这种状况，纠正不良学风，才能巩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导地位，增强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文学实践、文化实践的影响力。

二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进程

如何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国化的进程，是会议研讨的热点。陆梅林(中国艺术研究院)在论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中国化需要我们更全面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要开掘以往研究中还没有重视的领域和思想，注重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做好基础性的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需要有理想、有抱负、有献身精神的中青年学者参与；研究会要帮助他们成长，为他们创造条件，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重任寄托在他们身上。陆贵山(中国人民大学)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创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实际上是大文艺学、宏观文艺学，因此创构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者要有当代文化视野，强调问题意识，倾听实践呼声；在科学地吸收一切有价值的理论遗产和正确理解“西学”、“国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体用关系的基础上，对一些最基本的理论观念进行梳理、综合与创新。宋建林(中国艺术研究院)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走的是一条独特的创新发展道路，是在论争中推进理论的探索与创新，呈现出鲜明的艺术功利目的，具有与革命和文艺实践紧密相连的实践性、战斗性特征。这一传统应当保持和发扬。范玉刚(中央党校)强调，实践内涵的拓展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基础，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只有通过拓展实践内涵使之成为一个多功能的融会点、扩大学术视野、更新知识论范式，才能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弘扬其对“文化理想”的守护和现实批判的职能。董学文(北京大学)通过辨析“意识形态”术语的复义性，强调学术研究应准确理解经典作家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基础和必须坚持的原则。曾簇林(湘潭大学)的发言也强调只有走出对“意识形态”理解的误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才能获得更丰富的发展。张开焱(湖北师范学院)则认为，文学与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要取得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就必须打开思路，借鉴国外学者在意识形态研究上的新观点和新认识，从功能、结构的角度来认识意识形态问题。只有把理论研讨与批评实践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深化文艺和意识形态关系的认识。

许多代表都认为，关注中国文艺现实，通过批评实践探讨理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重要途径。徐放鸣(徐州师范大学)指出，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体现着文艺创作的时代精神和价值取向。但在近年来的文艺创作中，英雄人物的精神象征和文化原义却被淡化甚至解构了。因此从理论上探寻重构“英雄”的现实意义和内在规律，不仅对艺术创作有引领作用，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形象诗学”研究应当重点关注的问题。赖大仁(江西师范大学)认为，在当代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创作中，都存在着忽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问题，这是导致文论研究片面性、肤浅化和文艺创作产生偏颇与失误的重要原因。将上述问题纳入文学理论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当务之急。金元浦(中国人民大学)运用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阐述了文化生产力的问题，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应当关注文艺经济化的理论与实践。刘旭光(上海师范大学)则从艺术品生产、消费与分配的角度，对艺术作品的价值、艺术创造的自由和艺术繁荣的原因等问题做了新的思考。

三拓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视野和方法

通过回顾历史和反思研究现状，许多与会代表都认为，拓展研究视野和更新研究方法对提升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

究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李衍柱(山东师范大学)强调读解马克思主义元典对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导言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元典：唯物史观的提出使文学理论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历史科学；文艺的社会性质、社会本质与功能因此得到透彻的阐释，唯物史观为建构文艺理论体系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张玉能(华中师范大学)指出，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产生于对资本主义和启蒙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具有十分鲜明的现代性内涵，并在这一基础上确立了无产阶级文学批评的超功利性、自律性、反思性。坚持经典文论具有的实践辩证法的真理性，对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丁国旗(中国社科院)则从反思的角度指出，要真正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就必须切实抛弃僵化的研究思路，重视包括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内的经典理论的研读与学习，把“概念研究”转化为“问题研究”。因此，研究者要有永不厌倦的批判精神，要有理论创新的胆略与勇气。孙文宪(华中师范大学)认为，在“问题域”的层面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论，是造成我们研究话题陈旧、眼界狭窄的重要原因。“问题域”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体系所提出的全部问题的总和，它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来理解经典作家对文艺问题的具体论述，这样才能把握文论的深层内涵。看不到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传统文论问题域的差异，就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精髓。李志宏(吉林大学)指出，我们应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审美论的视点下理解文艺与政治关系。当政治的社会功利性表现为作品内容时，其存在形态就由生活的原型转换为经过艺术加工的形象体系，可以合理地成为艺术内容及文艺审美性的组成因素。在文艺审美性中排斥特定政治功利性的看法是没有学理根据的。

四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

许多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论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认真梳理这一领域的研究经验，对推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谭好哲(山东大学)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进和传播不仅对整个新时期文艺理论研究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而且开拓了马列文论的问题视域，给我们的学术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使理论研究能够对异质思想敞开包容、涵括与吸纳的胸怀，在交流、对话、互动、融通中发展中国自身的文艺理论。马驰(上海社科院)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继承，同时又是对马克思文艺思想的新的理论建构。其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元化本体论思想的指导下，展现出众多理论形态，以此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要逻辑架构体系，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础与发展前景。

会议还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现状和一些重要思潮、人物展开了讨论。王杰(南京大学)通过讨论伊格尔顿对悲剧观念的反思，指出其研究无论是在理论的现实针对性方面，还是方法论方面都有许多值得我们吸取的地方。认为对于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而言，在中国美学传统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现当代悲剧艺术作品的“深描”式分析，有可能在现代学术视野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悲剧理论。吴晓都(中国社科院)分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论家赫拉普钦科的文艺观，指出进步的文艺观不仅体现在丰富而新颖的艺术形式方面，而且必然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新变化、新进展；新的文艺应该在内涵和形式相统一的整体中体现社会现实生活的新发现和新概括。科技革命带来的新的艺术载体必须与传统的文艺类型和谐对接，要尊崇文化自身的规律。强调这些文艺思想对我们的文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傅其林(四川大学)向与会者介绍了布达佩斯学派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美学的批判。指出这个学派揭示了黑格尔的带有普遍主义、宏大叙事、救赎模式特征的历史哲学的美学观念在现代伊始就面临悖论，在后现代更是危机重重。但布达佩斯学派没有完全抛弃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而是在批判中建构一种立足于后现代的偶然性、当下性、日常生活化的美学形态。汪正龙(南京大学)则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从冲突到对话的演变历程，分析了两者相互结合的主要形态、理论渊源和美学肌理，认为从中可以探讨社会历史研究与形式研究相统一的一般规律，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王尔勃(广西民族大学)认为，国内文艺学研究的关键词经历了一个从“反映”到“活动”再到“表征”的演变过程，其显示了文艺理论对作为主体的人同自己文化对象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认识。威廉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辟的文艺学的“文化社会学”或“历史修辞学”方向，正是在后现代理论维度上提供了反映论、主体论和文化论等多种文艺学范式融通的可能。

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的这届学术研讨会开的热烈而紧凑，在上述议题之外，与会代表还在分组研讨中讨论了毛泽东文艺思想、马列文论教学、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后马克思主义文论等问题。与会代表特别指出，在金融危机波及全球的今天，人们又一次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反思现实的重要理论资源。我们应抓住这一历史契机，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作出新的成绩。

(孙文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