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海云

这些年的国际书市上，中国主题的图书越来越多：中国人写的、西方人写的、记者写的、学者写的……五花八门，层出不穷。

然而读者的眼睛能分辨真正的精品。因此，英国人罗伯·吉福德（Rob Glfford）所著的《中国之路》（China Road：A Joumey into the Future of a Rising Power），很容易从众多的同类题材图书中脱颖而出。

这是一本“在路上”的作品，典型的“公路题材”。书中的作者沿着312国道，从上海一直行进到中哈边境，沿途，他搭乘长途车、出租车或者便车，在一个个都市与乡村或短暂停留，或直接掠过。

这个1987年就来到中国学习汉语、在不惑之年终于决定离华返乡的英国人，把他的312国道之行看成一个告别仪式。他冀望以这次漫长的旅程回答心中关于中国的疑问，以了却他与这片国土将近20年的情缘。

乐观的当代“中国梦”

在中国生活了将近20年的罗伯，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为英国的BBC和美国的NPR做过多年驻华记者，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通。

然而他对中国的“告别之旅”却在一片陌生中展开——他乘坐飞机从北京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然后生平第一次乘坐了磁悬浮列车。

磁悬浮超快的速度让罗伯感觉稍稍有些晕眩，这种晕眩在他晚些在外滩时依然挥之不去。看着黄浦江两岸渐次亮起灯光的华美建筑，罗伯毫不掩饰地表示，“这是我在全世界最爱的都市街道”，“那种能量、那种氛围、那种确定的希望、那种一切都有可能的感觉、那种历史感，以及那种未来感，弥漫在每一寸空气中”。上海的市中心让人感觉，在经过了几个世纪的苦痛与奋斗之后，中国，好不容易，再度站在了辉煌的边缘。

然而，罗伯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外国游客。作为一个非常了解中国的西方记者，他及时指出，上海的问题是——在这里你无法发现中国真正的问题：而如果要真正了解中国，必须离开上海。罗伯就这样做了，他打了一辆出租车来到312国道的起始点，然后搭乘“上海越野吉普车俱乐部”一位成员的日本车开始西行。

在312国道刚刚展开的部分，一种积极昂扬的气息始终浓郁。罗伯相继停留的镇江和南京，好似一个又一个的“小上海”：高楼林立、车水马龙、闪亮崭新的购物中心、脚步匆匆而眼神坚定的都市人群。即使到了没那么“现代化”的合肥，他依然可以感觉到昂扬亢奋的前进情绪：他采访了合肥对于滨湖新城的规划，了解到这座城市想成为“中国硅谷”的野心。

在合肥那天的晚上，罗伯不经意走进了一家印度人开的餐厅，并和餐厅老板展开了一场激辩。在那场辩论中，罗伯充分阐述了他对于这两个超级发展中大国的想法。和大部分西方人不一样的是，罗伯心中的砝码明显地偏向中国。他指出，人们如果只是因为“民主”二字就倾向印度，那是非常武断而无知的，因为“民主”并没有让印度远离疯狂的腐败，也没有解决这个国家的贫困问题和教育问题；更重要的是，印度底层人口的工作机会少得可怜，而中国则不同，如果一个人处在中国社会的底层，那他/她的生活无疑会非常凄惨，但无论如何，他/她还有出路，还能找到工作。

在罗伯看来，印度似乎既想要实现现代化，又想避免工业革命的过程；而中国要现实得多，知道如果要经济发达，就必须经历原始资本主义的残酷阵痛。而这不仅仅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领悟，也是无数普通中国人承认的现实。同样处于社会中下层，普通的中国人要比印度人更为勇敢，更相信梦想的力量和奋斗的价值。

在张掖——位于甘肃中部、人口仅为45万的小城——罗伯见证了一出典型的“中国梦”。在张掖市中心，两个30岁上下、穿西装打领带的男子热情洋溢地向罗伯打招呼，和他一起吃晚饭。他们介绍自己是安利的推销员，并邀请罗伯参加他们当晚的一个会议。

会上，一位被称为“胡老师”的人率先发言，此人据说月薪两万，有车有房，现四处旅游度假，活得不亦乐乎。胡老师激情地鼓励着在场的十几个销售员：“安利诞生于美国，发展在日本，在中国的沿海城市壮大成熟，而它真正的辉煌，会发生在这里，在中国的内地……我所做到的，你们同样也可以做到。你们同样可以有车有房，同样也可以成功，同样能获得人们的尊敬……”他说话的时候，听众发出“对！”“太对了！”的附和。接下去的轮流发言时间，每位推销员都作了一番自我介绍，大意无非是自己原先是做什么的，而直到遇见安利才发现了“人生的真正目的”。

罗伯告辞的时候，一位推销员把他送出门，对他说：“你知道，我们想要好好活。眼下的我们只是在生存而已，而我们想要的是生活！”

罗伯牢牢地记住了这句话。在他看来，这是眼下这场疯狂伟大的21世纪中国大变革的最佳总结。

对政府绝望的那部分百姓

当然，罗伯的这场312国道之旅并非是光明与希望的行程。在罗伯看来，当今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剧烈的两极分化——城市的狂热和自信，以及乡村的荒芜和绝望。

从南京前往合肥的出租车上，罗伯沿途所见，绝非“暖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迷人画面；荒芜的田地、破败的房屋，才是当今中国农村的典型写照。一位60岁的农民吴方良（音译）——在罗伯笔下，他有着70岁的面容和50岁的身体——向罗伯大叹苦经。老人的儿子和媳妇们都去城市里打工了，他留在老家照顾孙子孙女。繁重的农务之外，他还要负担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道路税、人口税、农业特产税……然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地方官员们正从他们手中掠夺着土地。为了将土地卖给房产开发商，官员们强迫农民放弃家园；而如果农民们拒绝，政府会派来厉害的打手，逼着他们背井离乡。

在国道上，罗伯还遇见了一位“民间示威者”。此人骑着自行车，车上一面黄色的旗帜迎风招展，上书“环中国反腐”几个大字，极为醒目。经过一番交谈，罗伯了解到，这位名叫王永康（音译）的示威者，在中国南方花10万元人民币投资建了—个宾馆，最终却被腐败的政府官员骗了个血本无归。他没有办法讨回自己的钱，只能以力所能及的方式进行抗议——打着示威的旗帜骑遍中国。“每个朝代都是这样，一开始很好，清正廉洁，但渐渐就开始腐败。因此，我们现在需要政治改革，否则，共产党和这个国家会在10年之内完蛋！”王永康说。

一些老百姓对于政府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的憎恨，贯穿整个312国道始末。即使在人迹罕至的新疆小镇星星峡，罗伯也能听到这一类的控诉。312国道从沿海都市千里迢迢跋涉而来，延伸到星星峡已是一片荒芜，空旷天地间，只有一个20多米长的小镇沿国道边排开。一家小餐馆的老板老张（音译）告诉罗伯，这个边陲隘口原先有一口水井，曾源源不断地供应了好几个世纪的活水，却在近期被政府官员用水泥封死。封井的理由令人震惊：官员们控制当地的一个水厂，希望当地人向水厂买水，而不是免费取用井水。老张为此抗议过，官员对他的回复是：如果你再这样，我们就把你抓进牢里去，罪名是“恐怖分子”。

而罗伯此行最恐怖的记忆，来自于河南艾滋村。

罗伯是在胡嘉的陪伴下去河南艾滋村的。天刚拂晓，在上蔡县外的一个加油站，两人像地下组织那样接头，然后跳上一辆助动车，深入艾滋村的腹地。在一个四处漏风的瓦房里，十几个艾滋病患者已在胡嘉的事先安排下聚作一处。一位叫李永龙（音译）的农民告诉罗伯，今年43岁的他和妻子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卖了三四次血，每次卖血能拿到45元钱的酬劳：现在，他和妻子都感染了艾滋病，他们使用政府提供的药物，同时，每个月拿到10元的“封口费”。而邓晓呜（音译）患者的故事更为凄惨。他妻子在2000年的时候因艾滋病去世，而就在他接受罗伯采访的一个星期之前，他6岁的女儿也病死了。在他把女儿送到医院的第二个晚上，小姑娘就死了。在绝望与愤怒的情绪中，邓晓呜把女儿的尸体摆放在医院的大堂，很快，来了50个警察，把小姑娘的尸体强行拖走，迅速火化。

“当地的政府就在等着这些患者死掉，快点死掉，”胡嘉对罗伯说，“那样的话，他们就不会继续制造麻烦，让上蔡、河南看上去没有面子了。”

离开上蔡的路上，罗伯的情绪异常低沉。“我坐在那里，心里恨着中国，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他如是写道。

生动鲜活的中国人群像

这就是312国道沿途的中国。一方面有着令人炫目的乐观与美好，一方面又有着催人泪下的悲苦和绝望。这让罗伯对于当代中国的态度复杂而分裂：“有的时候，我认为中国真的在进步，共产党政府正在完成一件这个星球还从来没有见证过的壮举；但那些骇人听闻的罪行，又让我会觉得一切的辉煌和成就不过都建立在流沙之上，可能在瞬间就轰然崩溃。”

不过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民，罗伯的态度要明朗得多——他非常喜欢中国人。事实上，罗伯这本《中国之路》最大的特点和优点，就在于它成功地塑造出了一个个生动而鲜活的中国人。在描写这些普通中国人的时候，罗伯的语调中没有悲悯，有的只是深深的好奇和尊敬。他笔下的人物，不同于好莱坞电影中那些神情木然的黄色脸孔，共同组成了一个层次丰富、波澜壮阔的当代中国。

这其中，有上海著名电台主持人叶沙。坐在雅致的西式餐厅里，喝着香气四溢的咖啡，叶沙感叹“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失”：“在以前，人们被教导要学会做人，非常强调做人的道德、品性、伦理、礼节。而现在，没有人强调了，没有人知道怎样做人了。”她用准确的英语告诉罗伯，自己，以及当代的年轻人，都应该“活得更中国”。

有刚从大学毕业的女孩。女孩是共产党员，有个英文名字叫Lucy，大学里是学生会主席，现在在一家大型跨国公司工作。顶着一头染得很讲究的长发，挂着一抹自信而阳光的微笑，Lucy用极为流利的英语，机敏地应付着眼前这个似乎想要“找茬”的西方记者：“我不相信耶稣，也不相信菩萨，但是我相信自我奋斗，相信努力会让我自己和我的国家进步。要知道，你并不需要宗教信仰，也能拥有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有隐居在华山的道士。经一位艺术家朋友的指点，罗伯在气喘吁吁地爬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后，找到了那位施姓道士的修真之处。在“云深不知处”的花园石桌旁，罗伯饶有兴味地请教了诸多关于道教、关于修行的问题。施道士表示，他之所以隐居，是想要避开“纷杂事物”；在他看来，现在的中国人太过迷恋现代生活方式，结果丧失了生命的根源和本性。分别的时候，施道士把罗伯送到花园的石门之外，罗伯问道：“我是否能回到这里，和你一起住一段日子？”“当然，”施道士欣然应允，“你可以打我的手机。这是我的号码。”

有说得一口流利汉语的藏族青年小林（化名）。在甘南的拉卜楞寺旁，罗伯和小林边吃着辣面条边聊天。小林从小就是班里读书最好的学生，并因此从藏语学校被转到汉语学校，高中毕业后被西部一所大学顺利录取。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回藏区教孩子们汉语。罗伯问他，有没有藏族同胞觉得他这么做是在背叛自己的文化，小林的回答是：“没有人责怪我，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我没有其他的选择。如果我拒绝说汉语，拒绝整个汉族的体系，就会陷入贫穷，永远也找不到一个好工作，无法改善我和我家人的生活水平。”

有往返于上海与新疆之间的长途货运司机刘强（音译）。每从乌鲁木齐跑一次上海（反之亦然），刘强能拿到1.8万元；不过，扣掉过关费、养路费、汽油费和各种各样的罚款，他最终赚到的可能只有一两千块钱。为了多赚一点，他不得不超载，然后尽量躲避警察的罚款。在罗伯看来，刘强是那种漫长的公路旅途中你所能期待的最好的司机和旅伴。他好像是一位生活哲学家，对于每件事都要发表自己的观点。前一分钟他在感叹中国道德水平的陷落，后一分钟又津津乐道于他在某个沿途的洗头房享受的“小姐”。

在全书收尾阶段，罗伯表示，无论中国政府会有怎样的前途，中国人应该有更好的生活，原因在于，全世界没有什么地方的人比中国人更值得去获得成功，更值得在他们的生命中赢得繁荣和自由。他充满感情地写道：“中国有一颗很大很大的心，但是它始终被束缚着，最初是被儒家的教义，后来又是被共产主义。而现在，尽管有那么多、那么多的问题，但有史以来第一次，这颗大大的中国心有了膨胀和生长的空间。”

更多的中国人能品尝到进步的滋味，是英国人罗伯吉福德在走完“中国路”之后最殷切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