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兼明

《南风窗》2009年22期发表了《网络政治新透视》的专题，在大陆网民中引起很大反响。文章认为“中国网络发展有可能面对10多年来的第一次重大考验”，因为“有一股抵制力量在限制互联网继续发展的空间”。该专题列举了微博客Twitter、饭否及一些网上社交工具的被屏蔽，包括新闻跟帖这一项网络标志性功能也明显受限等事项。与此同时，有新闻透露，今后政府有可能继续实行禁止网民互动内容（论坛、博客）上各大网站主页的管制措施。种种迹象表明，曾一度被政府和民众看好的网络政治参与空间，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公民的政治参与，一直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与民主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因为只有广泛的政治参与，才能保证公民意志在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中体现。可以说，是互联网的出现助推了中国公民对政治参与的热情。从2007年底“华南虎”事件开始，一波又一波的网络舆论大潮，显示了公民对网络政治参与的热情，如瓮安俯卧撑事件、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涉嫌猥亵幼女的京派官员林嘉祥……这种新兴的力量，不仅在改变着政府传统的治理模式，也增强了公民对公共事务参与的深度和广度，给过去单一权力的社会治理模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革新和改变。

网络首先改变的是人们对权力结构的认知。网络能使信息传播从单向变成互动，从封闭走向开放，这种网状结构彻底改变了权力对知识与信息的垄断与控制。民主政治的生命力，在于对知识与信息的对等掌握，这样民众在进行利益表达和参与公共管理时，才能有的放矢。网络不仅改变了权力存在的环境，也为民众了解与权力相关的知识与信息、寻找有相同见解的人提供了便利。由于网络削弱了权力对信息的控制和审查，也就减少了民众对各种权力的依附感，于是形成了民众监督权利的前提。当公共管理的权力被分散到更多的群体中，意味着社会开始迈向民主化进程。

网络还改变了社会的政治沟通模式。对于公共管理和决策来说，实现与民众的沟通和交流无疑是最重要的环节。过去等级化、封闭性的沟通模式，很容易使得政府与民众的交流失真。然而，在网络时代，民众不仅可以方便地访问各级政府网站，也使得通过电子方式与各级官员进行平等而自由的沟通成为可能。除此，也增强了民众间不同群体与阶层之间的互相交流。民众通过公开的交流，会形成自己较为稳定的政治观念，这对整个社会形成理性而民主的公民精神和公共意志，是大有助益的。民众还可以通过网络公开地表达政治诉求和对相关政策的意见，使得政府能够及时得到对公共决策和行政行为的反馈。如果出现失误，纠正起来也更为快捷。这肯定要比民众背着政府，进行言论煽动，来挑战政府的公信力和地位要好得多。所以在网络上保护民众的表达自由，不仅是对民主社会的促进，从长远来看，更能在民众中塑造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感，一些本来不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也可以“自然卸责”。

正是看到了网络政治参与对政府行为的积极影响，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才会先后通过网络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胡锦涛还肯定了互联网是“信息集散地和舆论放大器”，并要求“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表明中共高层对网络政治参与的认可。然而，由于很多官员对网络监督的不适应，一些管理部门打压民间网络参与的声音始终存在。它们借口维护社会稳定，夸大了网络政治参与的无序性，把社会转型期必然出现的一些矛盾，归咎为网络媒介的出现。它们从来没有把网络舆论看作是民意的常态表达，其实这类言论在民间早已存在，网络不过是使这些言论数据化、透明化了。一些官员，想的并不是如何利用网络监督的力量，来提高执政和管理的能力，而是期望通过设置更多的网络障碍，来让手中的钱权交易进行得更为隐蔽。有了这种潜在动机，他们当然害怕自己的言行暴露在网络监督之下。这是某些人总想限制互联网发展的一个真实动机。

其实，中国互联网年数不多的实践已经表明，网络政治参与正在建构的是民众对国家的认同。不同的个人和群体，正在通过网络这一公共领域参与到管理社会的行动中。这种网络政治参与，不仅打破了由官员垄断一切公共管理资源的局面，也让更多的民众开始关注与国家和社区相关的公共事务。在这个过程中，民众会通过与政府的互动，有时甚至是一些小的冲突，来形成公民社会所需要的理念、制度与组织。这种力量形成和培育得越早，就越容易实现规范和有序。任何对这种参与意识的打压，只会带来民众对权力的抗拒和排斥，以及对政府行为合理合法性的质疑。一旦这样的人群积累到一定数量，必然会带来社会的阵痛。事实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正是由于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支持、首肯和率先参与，使得执政党高层和普通人民大众通过网络，联系越来越直接频繁，感情沟通越来越融洽亲切，对中共政策的支持拥护越来越广泛真心，许多地方政府的问题在第一时间内为中央所洞悉……不少贪官污吏、胡作非为的“小国之君”非常惧怕执政党和人民大众共同拥有的“网络利器”，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由此看来，网络政治参与不可削减。只有保护好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才能让民众从内心认同政府治理的合理合法性，政治体系才可能实现高效运转，这是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真正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