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帆

前一阵子青年钢琴家李云迪在大中华地区四处赶场，表现活跃。过于频繁的演出背后有一个严酷事实，那就是他已经被美国哥伦比亚经纪公司与欧洲DG唱片公司提前解约。尽管李云迪反复声明，自己已经新签了英国演出公司Askonas Holt，未来发展不会有什么变化；但所有人都知道，在失去了全球顶级的唱片公司和经纪公司的情况下，他前进的道路将变得异常艰难。

相关报道指出，李云迪之所以遭受解约，是因为他“在名利场中迷失了自我”在被公司反复告诫后“仍然只顾吃喝玩乐”，终于让公司忍无可忍、忍痛割爱。在笔者看来，这类观点虽不至于信口开河，但起码本末倒置。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古典音乐圈本就是一个名利场。几乎所有著名的音乐家——无论是演奏家、歌唱家还是指挥家——都被裹卷在商业的洪流中，追逐丰厚报酬，享受高档生活，一个比一个公开地唯利是图。在这个圈子里，李云迪绝不是一个异类，但他的生活方式，绝不至于成为他被解约的原因。

那么，是谁“杀”了李云迪？

在著名畅销书《谁杀了古典音乐》中，英国著名乐评家Norman Lebrecht表示音乐经纪人的缺德。唱片业的唯利是图、音乐家的名利熏心，这三者联手扭曲了过去纯朴真诚的欣赏环境，破坏了音乐自给自足的健康生态，让音乐因品质沦丧而流失听众。最终结果是，如今的乐坛缺乏真正的天才，即使有少数几颗真正璀璨的明星，也都被压榨到近乎枯竭。也正是这位Lebrecht先生，在得知李云迪被解约的时候发文慨叹李云迪关注对音乐作品内在精神的深入探求，正是唱片公司和音乐会赞助商所惧怕并鼓噪着要湮没的。换句话说，李云迪被解约，不是因为他“不好”，而是他“太好”。

Lebrecht也许是太喜欢李云迪了。在文中，他对中国当今两位最著名的青年钢琴家作了一番比较，认为相对于郎朗那种“取悦大众，但却极为平庸粗糙、毫无艺术感可言的风格”，李云迪的演奏“一直都在维系一块宝贵的净土”；“这种演奏所表达的情感，是郎朗那种技艺粗糙而装腔作势的钢琴家所不可企及的”。笔者本人并不赞同Lebrecht先生的这种偏颇态度，但认为他提到郎朗别具一番深意。

郎朗和李云迪都极具个性，前者激情磅礴，后者浪漫柔情；而两者在乐坛发展的不同轨迹——郎朗的青云直上与李云迪的少年仲永——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是两种不同的演奏风格在当今这个时代的迥异境遇。李云迪是相对传统的。他以诠释萧邦和李斯特的作品见长，其演奏极富诗意，在古典音乐圈拥有良好的口碑。纽约乐评家Harris Goldsmith就对李云迪赞不绝口，称他的演奏表现出“贵族式的高雅”和“精湛的艺术造诣”，堪称“多年来甚至几十年来浮现的最伟大钢琴天才”。而郎朗虽然为许多“圈内人”诟病，但他强在受众广阔。他那种以速度和体能取胜的风格，迎合了当代许多人对于音乐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郎朗适合在大型场合演出，而大型演出能够给予的丰厚酬金为正统音乐厅所望尘莫及，也因此让越来越多的经纪公司趋之若鹜。

别忘了这两位曾经都是哥伦比亚和DG唱片的旗下爱将。而今两家公司不约而同地舍弃李云迪，虽然令人惋惜，但并不难理解。古典音乐市场正在萎缩，观众持续减少而原先它能拿到的来自于政府和企业的资源，也都纷纷转移到老年人福利，艾滋病研究、兴建有代表性的建筑等新的社会需求上去。在这种情况下古典音乐只能在大众传媒的宣传当中自谋生存。从这个角度来看，眼下的李云迪能带来的市场回报是有限的。

当然，李云迪有过他的“市场”。他刚出道时的“钢琴王子”形象在当时很是吸引了一些从前压根没进过音乐厅的女孩儿。据一个曾经在好几年前采访过李云迪的美国记者回忆，出名前的李云迪是一个外表相当土气的中国青年，但当他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时，已经被包装成了一个长发翩翩、文质彬彬的白马王子可惜的是，这样的包装最终成了他的包袱。在开放市场的意识形态下一个人一旦成为商品，就有价值被用完的那一天。

回到笔者在文章开头所说的，李云迪被解约不会是因为什么“作风问题”，而只能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商品的价值已经被剥削殆尽。对于哥伦比亚和DG这样的顶级公司来说，解约一个李云迪几乎没有任何损失。吴迪、王羽佳、陶康雷，龚鹏鹏……一批又一批新鲜出炉的中国演奏天才正翘首期待自己被挑中和包装，成为下一个“李云迪”或“郎朗”。

我们只能希望，这些年轻的钢琴天才能够得到更好的呵护，而不是像李云迪这样被选用，然后又很快被抛弃。至于李云迪，但愿他仍能享受到音乐原该赋予人的乐趣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