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法国大革命风暴后，紧接的是政治恐怖和拿破仑铁骑横行，法国人民一直被动荡不安的社会困扰。当时人人自危，没有历史学家记述那些惊天动地的史实。直到1815年拿破仑一世被推翻、波旁王朝复辟以后，各个阶层的人才开始反思过去，用批判的眼光总结历史经验，并借历史事实来宣扬各自的政治主张。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们撰写的主要著作有:J.-N.-A.梯叶里的《第三等级的形成与发展史》、1824年F.-A.-M米涅出版的《法国革命史》、F.-P.-G.基佐的《论法国历史》和J.密什勒的《法国革命史》等。米涅认为产生法国大革命的原因是由于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物质利益的冲突。基佐认为法国大革命就是第三等级反对其他两个特权等级（僧侣和贵族）的斗争。与法国隔海相望的英国对于法国大革命表现出一种合二为一的态度。在法国实行政治恐怖政策以前，激进的共和主义者托马斯·潘恩和诗人拜伦等对法国大革命坚决支持，拜伦还曾亲自到法国参加革命。他们的观点最初在英国很有市场，潘恩的小册子曾在英国广泛流传。与他们相对立的是英国保守主义者伯克在《对法国革命的看法》中表现出对革命的忧虑和恐惧，1792年9月法国的政治大屠杀证实了伯克的忧虑。拜伦等前期支持者很快转变了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态度。而此时的英国同样也处于内忧外患中，对外面临1798年爱尔兰叛乱，以及法国入侵的危险；对内海军发生叛乱，国内财政危机，粮食短缺、物价上涨。这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引起了不少思想家的反思。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维多利亚时代的奇才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出版于1837年的《法国大革命》一书，在英国读者中间引起强烈反响。卡莱尔由此一举成名，被誉为“切尔西的贤哲”。

在《法国大革命》一书中，卡莱尔以一个亲身经历革命的普通人为叙述视角，分为3个部分记述了从1774年到1795年法国大革命前后的二十一年中社会动荡的历史。第一部“巴士底狱”，记述了从1774年路易十五驾崩到1789年10月路易十六被迫移居巴黎期间的历史。第二部“宪法”，记叙王室与革命政府关系的恶化，路易十六的逃亡和被幽禁。第三部“断头台”，记叙处死王室成员和对贵族的屠杀，雅各宾派专政的恐怖统治时期，罗伯斯庇尔的倒台，吉隆特党的胜利，一直写到1795年10月拿破仑平息叛乱和政变，登上权力顶峰。卡莱尔以自己独特的写史方法，叙写了在西方史学界历来众说不一的法国大革命。他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历史的必然。王权的衰落、王室的腐败、大臣的无能、贵族的残暴、自由思想的传播、民众的苦难，终于酿成人间的大悲剧。因而统治者必须审时度势、恪尽职责，否则就将导致社会的动乱。法国大革命正是多年统治不力的苦果，是“得到释放的无政府混乱对腐败老朽的当权者所做的公开的、狂暴的反叛和战胜” 。卡莱尔这部亦史亦文、非史非文的激情之作，由于紧扣读者心弦，反映了英国各阶层一方面害怕革命的无序，另一方面又不满现实的心声，因而赢得了大量读者，很快成了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年）的畅销书。

受该书的影响下，1859年4月小说家狄更斯创办周刊《一年四季》取代《家常话》时，为了打开销路，《一年四季》从创刊号起就以每周一期的方式连载狄更斯同样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双城记》（ATaleofTwoCities,1859）。在写作《双城记》前，由于狄更斯对法国大革命这段历史知之甚少，故他特意向卡莱尔请教，写作法国大革命这段历史时应读一些什么样的书。卡莱尔因对狄更斯的创作存有偏见，故略带嘲讽地为他在伦敦图书馆挑了满满两车书送到他家，让狄更斯又感动又吃惊。作为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位畅销书作家，狄更斯的作品受着市场消费者需求的制约，因而如《荒凉山庄》等狄更斯的许多作品都表现出追求情节性、娱乐性和刺激性等套式，肩负着开拓新市场任务的《双城记》更是体现了这一特点。狄更斯选取法国大革命作为题材，一方面是因为他从卡莱尔《法国大革命》的热销看到了读者对法国大革命题材类作品的喜爱，另一方面也符合了狄更斯素以大胆揭示社会问题为作品主要内容的选材特点。如前文所叙，在英国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由于狄更斯更好地抓住了读者的阅读心理，因而《双城记》发表后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一年四季》的销售量很快就达到《家常话》的两倍，10年之后该刊销售量竟达到了30万份。

《双城记》同样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伦敦巴黎为人物活动场地，写马奈特医生因揭发厄费里蒙侯爵兄弟残害农村少女的暴行，反被厄费蒙里侯爵陷害而关进巴士底狱长达18年。出狱后，他得到老仆人得伐石帮助，后被女儿路茜接到伦敦居住。路茜在伦敦与一位法语教师代尔那相恋，而代尔那却是厄费里蒙侯爵的侄儿。代尔那在善良母亲的教育下背叛家庭，放弃贵族身份，改名换姓，移居英国。为了女儿的幸福，马奈特医生克服偏见，接受了代尔那。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为营救无辜的管家盖白勒，代尔那冒险回到巴黎。一直立誓要为妹妹（被厄费里蒙残害的少女）报仇的得伐石太太，逮捕了代尔那并坚决要求处死他。马奈特医生和路茜赶到巴黎营救代尔那，但庭审时，得伐石夫妇出示了马奈特在狱中秘密写下的控诉厄费里蒙家族罪恶的信件作为证据，代尔那被判死刑。一直热恋路茜的律师卡尔登也来到了巴黎。长相与代尔那相似的卡尔登，买通狱吏，换出代尔那。代尔那得救了，卡尔登为爱情走上了断头台。小说故事惊心动魄，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关系纵横交错，大爱大恨，大起大落，令人爱不释手。《双城记》发表后，受读者的欢迎程度远远超过了它的范本——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双城记》以巴士底狱为中心舞台展开情节，显然是别有深意的。它符合人们对大革命的认知，也能使人从历史联想到现实。尖锐的对立孕育了尖锐的仇恨，尖锐的仇恨汇聚成革命的爆发。小说中有一个个封建贵族残害平民百姓的故事，也有一个个平民百姓记录仇恨、伺机报复的故事。压迫与被压迫的积蓄，导致了革命的必然。在这里，狄更斯将他一贯对下层群众的同情和对不平等的愤激，都推到了极致。强烈的爱憎，为作品主题涂染了浓重的色彩。

狄更斯这种借用他人题材进行再创作仍能获得巨大成功的神奇力量是令人叹服的，在文学史上狄更斯《双城记》的光芒远远盖过了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在世界各国读者群中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了《法国大革命》。当年狄更斯本是借卡莱尔这本书有了创作灵感，而今天卡莱尔却要借狄更斯名扬海外。然而无论二者是何种的互动关系，我们在从事外国文学研究时都会发现对于《双城记》的主题历来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特别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外国文学史上对狄更斯这部作品在解读中存在着明显的跨文化语境的误读。我认为要准确理解狄更斯《双城记》的主题，除了借用传统的历史语境分析法，还原真实的、没有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语境外，还应联系狄更斯创作《双城记》时所受卡莱尔《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做出认真仔细的对比分析。

《双城记》于1913年由我国翻译家魏易译为《二城故事》。其后1928年10月魏易将《二城故事》作为单行本发行，后来沈步洲等译注的英汉合注本《二城故事》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对狄更斯作品的研究我们经历了由西到东再到西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前，我们主要是借用西方的研究评论。如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大纲》写道：

他的人物有两种，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坏人，坏人的结果总是坏的，好人如可爱的女郎，勇敢的青年们，却都有一个好的或安静的结局。这是他的范式，只有《二城记》是除外。在他的小说里，空想的人物也有，还有别的缺点，但好处却言之不尽。

这一时期的研究受西方影响，主要限于作品艺术技巧上的分析，对于作品主题的阐发并不太多。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评论家伊瓦肖娃《狄更斯评传》和阿尼克斯特《英国文学史纲》的影响，我国文学评论界对狄更斯作品的研究转向了主题的人民性分析。狄更斯作为一个以大胆的揭示和暴露社会问题的小说家，由于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而受到以前苏联为主的国家的热烈推崇。《双城记》也被我国各类外国文学史教材收为学习狄更斯的必读之作。对《双城记》的主题理解一般定性为“这部作品也是作家对时代生活问题的一种反映。……由于作者立场上的矛盾性，给人以歪曲的借口。资产阶级评论认为狄更斯无保留地谴责革命，在他的描述之下革命看来仿佛只是流血的惨剧而已。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从小说的客观意义和狄更斯就社会政治问题所明白发表的意见出发，揭示出作者对于革命的骑墙态度和矛盾性。” 沿着这一批评方向，我国各类学者编写外国文学史时一方面高度评价了《双城记》对社会的深刻批判作用，另一方面否定了狄更斯对法国大革命的“歪曲”。对于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到底体现了对法国大革命的何种态度这一问题，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中历来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例如发表于《文科教学》1980年第四期陈星鹤的《谈谈狄更斯的<双城记>》认为狄更斯并没有把得伐石太太作为革命者的代表来写，只是强调她的复仇，因而认为狄更斯并没有否定法国大革命。

今天当我们再次细读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和众多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的史实记述，联系狄更斯创作《双城记》时受卡莱尔影响的事实，还原历史语境的真实状态，我们会发现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表现的是同卡莱尔相同的观点即：统治者必须审时度势、克尽职责，否则就将导致社会的动乱。无论史学家是怎样评价法国大革命，我们结合文本，可以清楚看到两本书尽管存在文类上的差异，但其表现的两位作者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却是完全一致的：同情下层人民，反对暴力革命，主张自上而下渐进的社会改良来缓和社会矛盾。历史的车轮推进到今天，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会发现，对狄更斯《双城记》主题这样理解才符合历史的真实和作家创作的真实。

【本文为2005年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批准号：05jwsk147；起迄时间：2005—2007年】

参考文献

[1]托马斯·卡莱尔.法国大革命.序言[M]，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28.

[2]陈惇主编，李正荣、黄晋凯等著.西方文学史(第二卷)[M].四川人民出版，2003.

[3]郑振铎主编.文学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4]阿尼克斯特.英国文学史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5]罗经国编选.狄更斯评论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6]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9.

[7][法]乔治·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顾良等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8]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9]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蔡鸿滨等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5.

[10]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陈叔平等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11]F·E.霍利迪.简明英国史.洪永珊译[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

作者简介

范良芹（1972—），女，硕士，讲师,主要研究20世纪美国当代黑人女性文学、英美文学；工作单位：重庆三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