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雾》是许杰创作于1924年的小说。“我”“冷眼”中的“热土”，通过叙述人的精心选择，得到了更为丰富的展现。

一

第一人称叙述人“我”，在这篇小说中为读者提供了三个层面的故事。第一，环溪村和玉湖庄的村民为耕地而起冲突的始末。第二，身份特殊的香桂姊的尴尬处境与复杂体验。第三，“我”和能弟之间的朦胧的情感故事。

第一人称叙述者的选择，虽然失去了第三人称叙述人“全知全能”的便利，反而有利于材料的取舍。 正是因为“我”的不自由，“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所能够告诉读者的一切，只能从玉湖庄这方面来着手。关于环溪村人被打后的心理，他们的报复行动等，都无法得到更多的正面的展示，但却使使整篇小说的叙述有繁有简，有虚有实，使叙述集中而明了。

如果这篇小说只讲第一个层面的故事，当然也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作者为什么还要讲第二和第三层面的故事呢？就第一个层面的故事来看，就它的讲述风格而言，大致可以认为是客观的、写实的、冷峻的。叙述者“我”并非对“我”所叙述的故事保持完全客观、不置一词的态度。在五四那个启蒙旗帜高举的年代，《惨雾》所描绘的剽悍的愚昧的集体性搏杀行为，是启蒙者所要予以揭露和批判的。作者对这一事件的态度以非常巧妙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就是我要谈到的第二层面的故事。新嫁的香桂姊从其夫家环溪村回门到玉湖庄，就在这时，环溪村和玉湖庄因为耕地而发生矛盾，进而矛盾升级，流淌在村民们血管里的原始的好斗好胜的冲动终于把矛盾的“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事态在不可控制之中，终于酿成悲剧。从香桂姊从她的弟弟多能的报告中得知两村冲突的时刻起，到当天晚上香桂姊向“我”询问环溪村和玉湖庄相打的情形，以至后来双方大动干戈，香桂姊的弟弟多智受伤，她的丈夫被打死。在这其中，香桂姊的左右为难、万千愁思，都通过“我”的有限的叙述传达了出来。香桂姊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却无计可施。她只能在焦虑中探听消息，在不安中度日如年。“我”这个十六岁的还有些懵懂的叙述人显然并不能完全理解香桂姊的处境与心情。但作者的态度却可以通过“我”对香桂姊故事的叙述含蓄曲折的表达出来。正是通过“我”为读者提供的这第二层面的故事，读者才可以从第一层面的故事中跳出来，跟“我”一起来较为冷静的审视与思考。

就是在这紧张、激烈的气氛中，第一人称叙述人“我”和能弟这对少男少女之间朦胧的情感故事在悄然进行。小说中与此有关的叙述并不多，“我”也似乎不具备充分表达这种情感的能力。但读者仍然可以透过“我”稚拙的叙述，感觉到“我”内心的激动、幸福与甜蜜。 “我”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不相宜”的情形中来写几笔“我”的情感故事呢？首先，它部分地舒缓了原始的暴力冲突带给读者的紧张情绪，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暴力场景的血腥性。其次，村民们为之狂热、为之受伤流血的土地/财富之战，并不能成为“我”关注的重心。没有人来关心“我”和能弟的情感故事，正如“我”和能弟同样不关心那些成人世界的纷争一样。作为十六岁和十四岁的未成年人，他们虽然无法摆脱他们不愿发生、不愿看到的一切，但却可以设法远离它一点。通过“我”的这一层面的故事的叙述，作者对发生在第一个层面的故事中村民们所表现出的盲从、好斗的批判态度可见一斑。

正是得益于“我”这个第一人称叙述人，才使得小说中三个层面的故事巧妙的连接起来，构成一个完美的整体。

二

《惨雾》的叙述者是一位女性叙述者。如果不是叙述者“我”在叙述中自己暴露其性别，读者将无从得知。女性叙述者常见于女性作家所写的关于女性的小说如中。出于男作家之手的小说，也有选择女性作为叙述人的。如朱自清的《笑的历史》，老舍的《月牙儿》。在《笑的历史》和《月牙儿》中，女性叙述人叙述的是她们自身的经历、处境、心情，女性叙述人同时是小说的主人公，女性叙述人就成了再合适不过的不二选择。《惨雾》的情形却不一样。那位名叫秋英的十六岁的女孩子，并不是小说的主人公，那么，作者为什么要安排一个女性来作为叙述人呢？

首先，就这篇小说的叙述内容而言，一个女性叙述人显然是比一个男性叙述人更为便宜的选择。正因为“我”是女性，“我”可以不用去“前线”，就没有机会目睹那些残酷的血腥场面， “我”在“前线”的“缺席”，正好成为“我”不叙述的最合适的理由和“借口”。同时，只有一个女性叙述人，才会更多的去关注香桂姊，才可能在别人不可能有的与香桂姊的接触中去了解香桂姊。尽管这种了解还很肤浅，但却通过“我”对香桂姊故事的叙述，为读者打开了一个不同的审视第一个层面的故事的豁口。

其次，我们知道，五四小说观念较传统小说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传统小说那种靠情节吸引读者，有始有终的故事模式在五四作家看来，显然是不足取的。除了这一原因外，还有什么别的考虑促使《惨雾》的作者去选择一个女性叙述人呢？

这篇小说中第一个层面的故事所占比重最大，而且贯穿了整篇小说。但是，我并不认为第一个层面的故事是小说意义的重心所在。作者有意安排了这样一个女性叙述人，并讲出后两个层面的故事，从而和第一个层面的故事形成对照，消解了“我”讲述农村蛮俗故事的努力，也打消了读者抱着好奇的心理看故事的企图，读者不得不时时停下来，去面对和思考这个女性叙述人所叙述的香桂姊的故事和“我”的故事。以一个女性的眼光，拉开一定的距离，来重新审视这一切。另外，女性叙述人的叙述，也使这篇小说风格上呈现出别样的特色。小说一开始，叙述人就告诉读者，环溪村和玉湖庄“聚起兵来”。然而，叙述人丢下这句话后，并不急于向读者说明聚兵的缘由，却慢条斯理地为读者描述起一幅悠闲、世俗、美好的农村生活图景，叙述的节奏舒缓而抒情。五月的天气，“暖风轻拂柳梢，新蝉开始歌唱，善鸣的黄莺飞过时，正直的投下一个黑影”，一群村人在祠堂前的樟树下纳凉。这真是一幅天人合一、悠然自得的画卷。正在这时，气喘吁吁地跑来的癞头金带来的可怖的消息，打破了这一切。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叙述的节奏也随之加快。然而这位十六岁的女性叙述人，却总是找机会暂时中断主线的进程，插入香桂姊的故事，“我”与能弟的故事。这样的中断与插叙，对紧张的叙述是一种平衡，使得整个的叙述张弛有致。（李圣悦早在1927年曾就《惨雾》的描写方法作过评论。）试想，如果不是这个女性叙述人，这篇小说将会是怎样一幅不同的面貌呢？

三

《惨雾》的叙述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是第一人称叙述人的叙述能力问题。从小说中我们得知，这个第一人称叙述人是个农村的十六岁的女孩子，有一个妹妹，没有兄弟，母亲在家，父亲长年在外。“我”的受教育状况怎样，这个关乎叙述人叙述能力的重要问题，“我” 却未作丝毫交代。但从小说相关内容可以判断，“我”的文化程度不会高。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小说中有些内容的叙述，明显地超出了“我”的叙述能力。如小说中有一段关于香桂姊的叙述：“香桂姊坐在楼上，沉湎在悲惨的愁思之中?她不喜欢那些讨厌的枪声来敲她的心门，正恐它触发了不安和悲苦，使它们来蹂躏她的心田。”

其次，是第一人称叙述所造成的视角越界的问题。（关于视角问题，刘涛在《中国现代小说范畴论》一书中有比较详尽、深入的探讨。）在两村矛盾冲突伊始，癞头金带着几个人去教训那几个垦地的环溪人，“我”这样叙述，“他们一群人，都拿着武器，凶纠纠地往前走……”，“加裕大伯好久没有说话，最后也拿着旱烟管，慢慢的跟了上去。能弟和一批玩着小孩，也随着加裕大伯前进”。从“他们一群”、“ 一批玩着小孩”这样的字眼来看，“我”显然并没有随同前去。但接下来的叙述却让人费解。“我”叙述了这群人到半路时的情况，在柳林中的情形，甚至写到了癞头金和环溪人的对骂和双方打斗之事。作为不在场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些呢？这就是视角越界的问题。

那么，怎么来看待第一人称叙述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呢？申洁玲用 “人物叙述者”和“主体叙述者”来解释这一情形。关于第一人称小说，还有许多更待深入下去的问题。就《惨雾》这篇小说而言，虽然存在着种种粗疏和不够完备之处，但我们却不难发现，在新文学的初期，五四作家努力尝试的姿态和可贵精神。五四时期，除了鲁迅等个别优秀作家外，很少有作家能够真正掌握第一人称小说的特点并进而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但正是他们的点滴努力，促成了第一人称小说的繁荣和发展。

参考文献

[1]茅盾：《〈新文学大系 小说一集〉导言》。

[2]李圣悦：《〈惨雾〉的描写方法及其作风》，《文学周报》第292期，1927年11月27日。

[3]刘涛：《中国现代小说范畴论》，第219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4]申洁玲：《论现代小说“不具备叙述能力”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作者简介

韩彩玲（1974—），女，河南洛阳人，河南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