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作为我国第一个提出“悲剧”概念，首开中国悲剧研究先河的学者，有选择地吸取叔本华理论并融入自己的文艺美学思想，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虽未形成完整体系，但却具有鲜明特色的悲剧理论。王国维的悲剧理论涉及几个重要问题，分别是悲剧的起源和本质，悲剧的价值和效用，以及悲剧的美感属性问题。理解这些问题可以帮助读者更真切、更深入的解读悲剧的文学作品和体味真实的现实生活。

《寒夜》是巴金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代表巴金最高创作水平的一部。男主人公汪文宣无力地走向毁灭，而女主人公曾树生不甘屈服地出走、试图振作。但是，这对知识分子殊途同归地成为悲剧人物。这既是社会悲剧，是处于黑暗现实中而又追求个性解放的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上被摧残、肉体上被吞噬的悲剧；也是文化悲剧，是传统农耕文明下的家庭伦理道德与现代工业文明中的家庭秩序规范的矛盾冲突的悲剧。接下笔者通过当代人的眼光，借助王国维的悲剧理论再次解读巴金的《寒夜》。

一、悲剧源于不同生命欲求之间的冲突

在王国维看来，悲剧起源于“生活之欲”，悲剧的本质在于“生活之欲”分裂后的矛盾冲突及其产生的痛苦。《红楼梦》“与一切喜剧相反”，描写的是人类的痛苦，除主人公贾宝玉和林黛玉遭遇爱情悲剧外，“凡此书中有与生活之欲相关系者，无不与痛苦相终始”,“开卷即下男女之爱之神话的解释”，将主人公贾宝玉说成是由女娲补天所弃之石幻化而来、衔玉而生的人物，并让他在人世间经历痛苦，就象征性地说明了“生活之欲之先人生而存在，而人生不过此欲之发现”以及“生活之欲”必然与“忧患劳苦”、“坠落”相联系的道理。

借助王国维的这一观点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寒夜》悲剧出现的原因。汪文宣一家“好人悲剧”的根源除了社会环境的黑暗邪恶之外，还在于他们自身的因素，在于汪母和曾树生之间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乃至对立。社会环境的恶化只是家庭矛盾激化的大背景和催化剂，人物不同的物质与精神欲求才是人物之间矛盾的直接原因。我们可以分别从三位主要人物各自的人格结构、内在欲求与性格特点角度进行细致的剖析。文化以及价值观念的差异，也必然表现为人物主观欲求的差异。

在《寒夜》中，汪母是个“天使型”的妇女，标准的“贤妻良母”。早年丧夫的她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感情放在儿子身上，这份爱是母爱与扭曲的异性爱的矛盾结合体。汪母所有的言行都是围绕着汪文宣展开的，小说中从来没有提到汪母有任何属于自己个人独有的活动。对于自己的儿子，除了不满汪文宣对于妻子曾树生的态度外，小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汪母指责汪文宣的话，即使在痛苦地看到了儿子的懦弱和逃避男性责任。她没有自我的主体意识，完全把自己当作一种依附性的存在，虽然儿子已经在实质上不再是也不可能是她的依赖，但她内心仍然是把汪文宣当做自己的依附对象。汪母心甘情愿地生活在父系社会给定的秩序里，同时也是这种男权统治秩序的维护者，她自觉地以这种规范来要求别的妇女，并以服从与否来作为自己评判别的妇女的唯一标准。她经常指责曾树生 “不守妇道”，对于曾树生要求女性自我独立自主的一面，她表示深深地愤慨和强烈的不满，没有丝毫的的感情和女性意识层面的认同和理解。我们看到了文学史上层出不穷的符合男性对女性角色规划的“贤妻良母”，同时看到她们完全是没有自我意义的生存的悲剧。

《寒夜》中女性主角曾树生被塑造为了一个“妖妇型”的女性。与懦弱无能的丈夫相比，她“年轻而富于生命力”。与保守固执的汪母相比，她有着现代知识女性的冷静和理智。在小说中，不论她的结局如何，她是唯一一个不满现实困境并且努力做出改变的人物。曾树生的“恶”首先体现在她违背传统礼仪规定下的女性身份，对丈夫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的颠覆。曾树生在丈夫无力承担甚至逃避了男性的责任后，成为了家庭支柱。但汪母却消解了曾树生为家庭所做的一切牺牲，汪母讥讽她的工作是“花瓶”。曾树生在经济上摆脱了对于男性的依赖，也就是说她在精神上摆脱了对于丈夫以及家庭的依赖。她选择了一种逃避的方式来换取自我内心的平静，这在客观上切断了她对于家庭的个人依赖。当然最主要的标志是曾树生开始思考自己在这个家里面的自我价值。但曾树生的个性解放的理想是空洞的，她想“飞”，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将“飞”向何方，她最终也不过就是“飞”往兰州，“飞”到达官贵人的庇荫之下。她的这种反抗并没有指向黑暗旧社会，因而，她尽管有勇气不甘屈服地离家出走，却最终无法选择她的目的地，从而走入新的悲剧人生。

汪文宣的悲剧源于人生理想与人生现实的落差。汪文宣先前有理想、有热情，也有反抗精神。他不顾母亲的反对，和同学曾树生恋爱并私自结婚，其后又怀着教育救国的高尚理想进入社会。可理想天空的失落是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性格悲剧的开始。他胆小而软弱；卑琐而又平庸，他过去的理想消失了，仅有的卑微愿望只不过是挣一碗饭吃，一家子平安生活下去。可与他不同的是妻子曾树生仍然有充沛的活力，有追求幸福生括的热望。所以他最终不能留住妻子是必然的。他变得更加卑琐和平庸．更像一个传统国民性格的悲剧人物。而汪文宣在生与死、爱与恨、追求与沉沦、反抗与妥协中所体现出的左右为难则颇能显示新旧文化的难以调和以及作家本人对此的矛盾心态。

传统文化要求男人要扮演“强者”、“硬汉”，庇护女人。作为一个男性，汪文宣的身份是：儿子、丈夫、父亲。这些身份赋予他家庭经济和精神支柱的角色。首先是经济方面，他要能够维持这个家庭的运转；其次是感情上，他是家庭的感情纽带，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三种感情关系：母子、夫妻、父子，于是他还需具备处理家庭成员之间人际关系的能力。他希望在经济上让家人过的舒服，他希望给家人以强有力的依靠，为此他不惜一切代价，乃至生命。然而，现实是他不能完全满足家庭的基本需要。他想拥有大丈夫的面子。然而经济地位使他失去了面对家庭矛盾时的话语权。他只有挑着这付重担艰难而无助的蹒跚跋涉。经济与精神的双重压力把他由本该是顶梁柱的成年男性退化成了一个无能无助的孩子。母亲训斥他，妻子可怜他，儿子漠视他。可以说，传统的男权文化对男性的过分要求、所赋予他的过重的性别使命，不仅对他造成深深的伤害，并最终把他给压垮了。

从汪文宣和曾树生这对知识分子的不同性格来看，汪文宣惯于忍让，曾树生不甘屈服、富于反抗。但无论是忍让，或是反抗，都是殊途同归。汪文宣在忍让中死亡，曾树生在反抗中求生，但她的终极目的还是依附于达官贵人。具有不同的生活欲求的人物之间充满矛盾，人物自身在个人生活欲求的支配下也冲突不断，作品演绎了一场没有嬴家的战争。这正验证了王国维所说的悲剧起源于“生活之欲”的理论。

二、悲剧的效用与价值：解脱

传统悲剧理论认为：悲剧以悲惨的结局，来揭示生活中的罪恶，即以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从而激起观众的悲愤及崇敬，达到提高思想情操的目的。这里谈的是关于悲剧的效用和价值与王国维的不同，王国维将其与悲剧的起源与本质问题结合起来论述的。他在《红楼梦评论》中写道：悲剧者，所以感发人之情绪而高上之，殊如恐惧与悲悯之二者，为悲剧中固有之物，由此感发，而人之精神于焉洗涤。”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六章最后一句话说悲剧“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王国维借鉴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说法，指出悲剧的价值一方面固然在于揭示人生的痛苦，更重要还在于开启解脱之道。

在王氏看来，描写悲剧的艺术具有最高的价值，它通过展现人生之苦痛及其解脱之道，而使人暂时忘却“生活之欲之争斗”，使人的心灵得到蔚藉之后趋于平和。他说：“呜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解脱说”显示了王氏对悲剧艺术价值与效用的肯定。在王国维看来，通过宗教信仰和通过文学艺术而达致的解脱，是有所区别的，王氏推崇的解脱是审美的解脱，而非由信仰而解脱。悲剧性的文艺作品，能给普通人以更多慰藉。

读巴金的《寒夜》我们的确能从中得到一种暂时的解脱，那时与作品中悲剧人物对比后的诸多慰藉。现实生活中有痛苦的不只你一人，不只你一家。比你痛苦的人、痛苦的家庭多的是。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说：“不幸的家庭各有个的不幸”。

汪文宣有深爱自己的母亲，接受了当时只有极少数人才能享有的高等教育，接受了西方现代新思潮的熏陶与启迪，得到了由自己自由恋爱而结合的婚姻，有过常坐咖啡店、经常去电影院的生活，同时有过教育救国的高尚理想。然而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去。曾经富足的经济生活由于社会战争而变得拮据，自己的身体病弱，竟沦落到他的母亲做了“二等老妈子”，靠自己的妻子维持家庭的运转。后来的生活伴随着母亲和妻子不可调和的矛盾，最后是妻子的出轨、妻子的离弃。汪文宣有过幸福的过去，而这些对于他，犹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了，留下的是他至死终结的苦痛。对于读者而言，没有留下他幸福时光的印象，只有对他深切的同情和一定程度的嗔怪。与汪文宣相比，男性读者肯定会发出一声叹息，而后是一定程度的满足。这便是一种暂时的解脱。

作品中的曾树生有美丽、年轻、健康的外部身体上的财富，有学识、能力、追求充实的内在头脑中的财富，一般女人没有的她具备，可偏偏一般女人有的他欠缺。爱他的丈夫汪文宣不再是过去健康潇洒、有理想、有热情，也有反抗精神的汪文宣，而成了一个对母亲惟命是从，身体孱弱、内心胆小而软弱、卑琐而又平庸的丈夫。面对无能的丈夫、面对苛刻的婆婆，曾树生在矛盾痛苦中遗弃了丈夫和孩子，留下了的“妖妇”的罪名。自己也常有“我不是一个贤妻良母”、“我不是一个好女人”的自责。曾树生的离去，是为了寻求痛苦的解脱，但身体的放逐并未换取心灵的放逐。即使离婚了，她还不放下对这个家的责任，继续寄钱来赡养这个已经离异了的家庭，来信安慰丈夫。曾树生的悲剧形象在作品中最为复杂，她让我们不断思索人的精神家园到底在哪？思索中我们是否获得了一种心灵上的满足感呢？

通过关照王国维的悲剧“解脱”说，笔者再次解读《寒夜》，真的获得了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解脱。

巴金的《寒夜》表现了黑暗的社会现实和人们理想生活的矛盾；表现了主人公各自不同的内心欲求、不同的人生态度的冲突，以及由此导致的婆媳间几乎无休止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在封建传统道德和“生活之欲”分裂后的矛盾冲突中，主人公无一例外的遭到肉体和精神的毁灭与失败。作品主人公的悲剧必然引起审美主体的恐惧与悲悯，因为这种毁灭不仅体现为特殊的事件和个别的人物，而是表现为一种带有普遍性冲突的悲惨结局和历史必然性追求的挫折，因而引起审美主体心灵的共鸣，同时又给其以强烈的道德震撼。因此在潜移默化中审美主体的性情得到陶冶，心灵得到净化，从而得到审美快感——愉悦、慰藉。于是审美主体生发出振奋精神、赴难进取、超越自己、升华自己、趋向崇高的心理欲望。

《寒夜》中男主人公汪文宣无力地走向毁灭，女主人公曾树生不甘屈服地出走，再有中间人汪母失去自我地牺牲，作品展示的悲剧很好的验证了王国维的悲剧理论：悲剧源于不同的生活欲求之间的矛盾冲突，悲剧有着解脱的功效，悲剧体现是一种“崇高美”。

参考文献：

[1]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巴金选集(第六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3]贾植芳．巴金作品评论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5．

[4]王国维文选[C]．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

王恩清（1972—），女，河北唐山人， 高级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唐山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