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胜祥

糟糕老头与英雄

回到家的时候，天已黑了。村庄显得特别安静，昏黄的灯光稀稀落落从村人小小的窗户里透出，我踩着黑暗往家里摸，一路上，我听到牛在圈里反刍的声音，听到有人在屋里有一句没一句的说话声。家里没有灯光，父亲在堂屋门前的街沿上，静静的吸着长烟杆，四周一团漆黑，烟火在他面前忽明忽暗地闪动，一股叶子烟的味道飘了过来。我走到他面前叫他，他在黑暗抬起头来，不知道来人是谁，我打燃火机把自己的脸照亮，父亲这才慢悠悠的说：是胜祥回来了？

这其实是我很多次回家的情景。

父亲和母亲糟糕的关系，使得很多时候父亲都是一个人守在家乡的老屋里。

每一次见到他，他的白发都更加稀疏，身子也比前一回佝偻，他用浑浊呆滞的目光看着我，问我乘什么车，什么时候起程的，是放假还是公干。他的脸越来越瘦小，身体早已失去了原来的高大魁梧，像一架弯木组成的犁。

很多时候我盯着父亲，不敢想象眼前这个衣衫破旧，目光浑浊、歪歪抖抖的老头就是我父亲。我不能把他与那个身材高大，像一座来回移动的塔一样的父亲联系起来，更不能想象这是一个曾经名震一方的大力士，是上世纪50年代与一女大学生闹桃色事件的主角。

公元2000年，大弟胜刚开一辆货车，去高楼坪乡一个偏僻的村寨拉砂石，车子倒在了烂泥田里。弟弟去求人推车，当地村民一哄而上，一要田间压损费，二要推车劳力费。一个老头过来问我弟弟是哪里人，弟弟说是来羊坪的。老头问，来羊坪有个姚敦忠你认识不？弟弟回答说，那是我爸爸。于是老头一挥手，那些抱手而立的村民便蜂涌过来，把弟弟的车连推带拉从烂泥里弄了出来。青苗费一分也不要。弟弟大惑不解。老头说，你爸爸是我们这代人的英雄啊，从朝鲜负伤回来，做我们的“乡队长”，我们全乡的民兵排着队和他扳腕子，没一个能赢他，后来有人要求比拔腰，也没人能胜过他的，他对朋友更没讲的。你是他的儿子，我是他朋友，帮你做事，能要钱？

小时候跟父亲出门，见他跟人打招呼、说话总把头弯下来，后来我才知道，一是他接近1.8的身高在我们西南这样的地方算高个子，只有弯下头来才方便与人沟通。他似乎天生就有着我们祖上习武的基因，380斤的石锁，他能抱起来走50米，而在各自圈内被誉为大力士的我大哥、二哥、大弟他们，最好成绩也不会超过10米。30多岁的时候，父亲在村里与人挑谷子打赌，两担湿漉漉的谷子担在肩上，爬坡下坎，一气挑回5里远的村里，直把只挑一担谷子跟在后面当评判的人累趴。在汞矿搬水银比赛，每罐35公斤的水银，父亲一次担4罐。工业大跃进时代，父亲能扛着凿岩机在井下打掘进。每年的退伍转业军人射击比赛，父亲总是名列前三强。

我记得家里有好几件父亲从部队带回来的稀有服装，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件苏式军大衣，长及父亲的脚踝，上面分两排各有四颗大大的铜扣，我估计那些铜扣每颗的重量都在二两以上。还有一件是里面加绒毛的皮茄克，那皮茄克按现在的审美式样来看也不落伍，立领，胸腔及肩膀向下渐渐收小，直到下摆和袖口很紧的样子，前面对襟分里外两层，里面一层是一排拉链，直到下巴，外面是西装式的翻领有两颗铜质暗扣。这些东西都是抗美援朝部队里军官的制服。我想，当年的父亲，高大的体形穿上这些服装，加上刮得特青的下巴，走在人群中的样子，一定很帅。要不然，那个刚大学毕业的杨阿姨在那个时代，怎么也不可能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爱上家有老婆和两个孩子的我父亲，并为他生下一个孩子。

父亲12岁的时候，一只豺狗叼走了与他一同砍柴的同伴，父亲孤身一人，凭一把柴刀，追进密林，把同伴救了出来。14岁的时候一个大他10多岁的地主，欺他孤儿寡母，想霸占家里的祖田，父亲便有了与人拼命的遭遇。这些事到现在仍在村里老一辈人中传诵。父亲进部队的时候，仅仅是个通讯兵，靠着与生俱来的胆大，常常主动接受一些别人不敢接受的送信任务，一次送信途中，他遭遇三个美国兵，靠着从小在山里摸爬滚打的经验，和不怕死的精神，把对方一一解决。从此他被提为一个掌管着几门炮火的炮兵小军官，直到敌人的炮火把他的耳蜗震裂，弹片从他的左边胸间穿过，才负伤转业。父亲一生做过抗美援朝的军人，高楼坪乡主管民兵的乡武装队队长，万山汞矿企业保卫排排长，井下掘进突击队队长，冶炼工，知青队带队队长，主管后勤的副坑长。

父亲曾经斩钉截铁，曾经气壮如山、万事不求人，他健壮的脚步曾经在他生活的土地上扣得如同战鼓，他的眸子曾经闪烁着自信的光泽。他曾经是他那个时代圈子中的传奇。

而现在父亲老了。他孤独地住在乡下的祖屋里，在黑暗中眼睁睁地熬着，等待我们为他戴孝哭丧的那一天。

他静静的坐在阶沿上，看孙儿孙女在院坝里嬉戏而出神，与我们说话的语气越来越妥协，他拄着拐杖，沿着墙壁，受伤般的游移，他老是摔倒，扶他起来的时候，他的声音带着哭腔，说，我怎么会成这样哦。村里每一次死人，他都显得特别恐慌，即使没病也强烈要求住院。我戴着叔父去世的孝帕跟他说话，他惊恐地叫喊起来，让我站远一点。他反复地告诉我们自己的后事安排。

这个穿着破旧衣衫，时常淌鼻子挂眼垢，在乡下祖屋里，失去自信、惊恐万状的糟糕老头就是我父亲。

父亲，让我知道了自己的老年。

父亲是个聋子

在万山，最难为情的事情莫过于年长的人问我是谁家的孩子。如果我说出父亲的大名，他们十有八九会用狐疑的眼神，看我半天，然后摇摇头，不知道叫姚敦忠的人是谁。而我又十二分不情愿说我父亲的绰号。

我父亲的绰号叫姚聋子。这是一个在万山老一辈人中知晓率很高的绰号。知道我父亲大号的人却很少。

聋子。

打能听懂话起，我就非常讨厌别这个单词。

在父亲生活的矿上和特区，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这样叫过他，有的是当面叫，有的背地叫，甚至有的还当面骂他，父亲听不见，总是友好的靠上去问人家说什么。当然骂他的人绝大多数不是故意要骂他，他们一般是跟父亲说话，父亲总听不清。人家说，该下班了。父亲就说，谁爬山了？人家又重复一次，父亲还是没听清。如此反反复复，弄得别人不耐烦了，人家就会说，你聋起个**耳朵，和你说话就是费力。那些跟父亲同辈人的，叫父亲聋子或骂父亲，从来不管我们在不在场，似乎天经地义，就该这样喊这样骂。

关于父亲，有很多经典故事。

父亲的手下来给父亲送电影票，说，姚队长，今晚放《五十一好兵站》。父亲说，好，我们去看乌四爷的好饼干。办公室的同事一听，茶水从鼻子里喷了出来，洒了一桌子。从此，父亲那个单位的人就把《五十一好兵站》的电影叫《乌四爷的好饼干》了。

有部外国电视连续剧叫《卞卡》，那时候电视只有单位才有，吃了晚饭，家家户户老老小小，都集中在俱乐部看电视，起码几百人。父亲坐中间，画面上一个男人与女主角告别，男人说，再见！莫尼卡。父亲百思不得其解，自言自语道，这些外国人真怪，告别还说“摸一下”。父亲周围像放了个爆竹，哗的一声就炸开了。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有的蹲在地上，有的揉着肚子，有的抹着眼泪，不知所以的人都把目光投了过来，父亲还不知道别人在笑什么。

19岁那年，我离开家乡来到省城，心里曾经轻松过一阵子，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不应该有人知道我父亲的那些事情了吧。不曾想在一次公事饭局上碰到了父亲当年手下的一个知青，多喝了几杯的他，一知道我的身份后就哈哈大笑起来。弄得别人莫名其妙，趁这酒兴他说了一个故事：当年在知青队，作为知青队领导的父亲让他组织大家读报学习，这位老兄把知青点上所有的人都叫到会场，大家坐定后，这位老兄在父亲的监督下，拿出一张报纸，演哑剧一般把嘴巴动来动去，几分钟后，他把报纸放下，抬起头来对我父亲示意已经学完，请我父亲讲话。父亲问，读完了？他点点头。父亲刚说学完了就好，下一句还没开口，会场里顿时哄堂大笑。

那位仁兄说完这个故事，自己笑得腰也直不起来。饭桌上的人听完也笑得一塌糊涂。

在家里，我们和父亲说话都是对着他耳朵喊。爸爸，给我买个书包。父亲会好半天才转过头来，用一种疑问的眼光看着我们说，买猫猫？我们说，是书包。父亲往往是看着我们的嘴，猜想一番，说，哦，买刀刀呀，买什么样的刀刀？削铅笔的？每次都是这样反反复复，在一旁的母亲就会笑起来。最后他他还是没法理解我们的意思。弄得我们哭笑不得。有时候他也会生气，骂道：到底讲哪样嘛？说也说不清楚！于是，我们只有拿来用破的书包在他面前示范一番。他才恍然大悟。噢，是要个书包。这样的事情只要父亲在家，每天都有发生。

结婚的时候，我专程从省城赶回老家跟父母商量。等到家里安静的时候，我坐到了父亲身边，靠近他耳朵说：爸爸我打算结婚！父亲抬起头迷惑地看着我说，头昏？有点头昏就去睡一觉嘛。我把嘴进一步靠近他耳朵，重复了一遍，父亲还是不知道我说什么。于是我把嘴抵在父亲耳朵上，几乎是一字一顿的喊：我——要——结——婚——。父亲满脸疑惑的吼了起来：搞什么名堂？把我耳朵都吵轰了，我家牛没有发瘟嘛？早上都还好好的。这一幕让母亲和弟弟们全都笑得蹲在了地上。

我估算了一下，从会说话起到现在，我与父亲对话的时间总数不超过10小时。所以我无法听到父亲亲口告诉我他耳朵聋的原因。母亲告诉我们，父亲20岁以前，躺在家里能辨别后山有几只野兔经过。抗美援朝中美国佬的大炮让他负了伤，虽然经过部队医院治疗，但听力只有正常人的60%。58年大跃进，工业放卫星。作为汞矿井巷掘进突进队员的父亲带着工人弟兄用肩扛着凿岩机打钻。从那时起，父亲就成了后来的样子。

小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有一天，能把高兴的事告诉父亲。这样的机会后来终于来了。有一年，父亲来省城看我，我带父亲走了几家助听器经销点。从几百到上千元的耳塞试了好几款，效果都不太理想，最后有一款效果稍好一点，父亲看了价格，转身就走，他说，戴那东西反而使耳朵更聋了，别糟蹋钱。

父亲的耳聋，使我们家没了秘密，我们的秘密就是所有人的秘密。因为耳聋，父亲的脾气越到晚年越是暴躁，稍不如意就大声骂人甚至打人。因为这样，母亲也不堪忍受，他们的关系渐行渐远。因为这些，我们没有谁愿意和他生活在一起，长大后逐个离开了他，到远离家乡的地方谋生。此后，他常常一个人上街，在街上，有人趁他不注意从背后拿走了他背篓里的东西，也常有小偷见他反应迟钝，从衣兜里掏走了他的钱。在他72岁的时候，有驾驶员认为他故意不让路，开车把他挤倒在地，断了两匹肋骨。而这些他从来没告诉过我们，住院的时候他一再嘱咐母亲和医生，别让我们知道，千万不能影响我们工作。

现在，78岁的父亲，住在乡下的祖屋里。晚上，他时常关掉所有的灯，独自一个人高声大气地说话、骂人。被骂的人包括我母亲和我们兄弟姊妹，以及他能够想起来的任何一个人，全村极少有人没被他骂过，他的声音在深夜的村庄回荡，他的声音穿透所有村人居住的木板房舍。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声音太小，就找出家里那面小铜锣，一边大声说话骂人，一边敲打。父亲的这些举动开始时村人很不习惯，到了后来，好像谁也没听到一样，他们翻过身就睡着了。

我们回家的时候，村里的人总带着似笑非笑的表情，把我父亲深夜敲锣骂人的事当一件趣闻说给我们听。

父亲会不会挂念另一位姐姐

我不知道，父亲是否还会想起我的另外一位姐姐，还有那个姐姐的母亲。

从母亲的口里，我们知道一个叫“杨妈”的人。多少年来，杨妈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她时常在父母的吵骂声中跳出来，然后又一阵风般的消失。

无休止的吵闹抓打，持续了几十年，除了母亲的委屈之外，父亲也会累吗？

在来羊坪，我家那幢一连六间五柱五的木瓦房里，父亲与母亲的卧室相隔四间房二十多米。他们有各自的卧室和厨房，虽然他们曾想把柴房分开，却没有一个多余的区域。这恰如他们半个多世纪的婚姻，无可奈何却别无选择。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一大一小两副寿材，不得不双双并排放在一起。虽然他们曾上百次地表示“死了也不埋在一起”。不明就里的人咋一看，还以为这家有一对生死相依的老人。

父亲肯定渴望过爱情，而那样的爱情也曾经来过，却在一场风雨之后荡然无存。

从对门院子去马道子的路口边有一块五分宽的菜地，地的名字叫媒人地。撮合我父母的媒婆早已死去，菜地还在，名字也延续下来。1949年父母婚后第二天，奶奶将那块菜地割爱赠与了媒婆。我们每次从那块菜地经过，心里就有一种别样的感觉，似乎那菜地和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

守着一个独子的奶奶，担心一支名望的家族会在父亲这一代结束，迫不及待地用一块菜地的代价把母亲迎进家来，她盯着母亲的身段，似乎儿孙满堂的时光已经来临。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到一九五一年初父亲踏上朝鲜的土地时，家里也没能添上半张嘴。直到五四年父亲转业才有了我大哥。如此开场的婚姻，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预示着父母一生的孽怨呢。

我一直不知道那个姓杨的“妈妈”到底什么模样？她的眼睛大吗？她很爱笑吗？她是不是明目善睐的样子？她会不会象传说中的后母那样，有一副魔鬼样的脸嘴，蝎子一样狠毒的心肠，把我的哥哥姐姐赶出家门。

现有的传说中，我知道杨妈比母亲年轻，是那个时代刚毕业的大学生。可以想象，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共和国古老的矿区，高大的身躯，套着褪色军装的父亲与杨妈见面的情形。父亲的眼神肯定掩饰不住对美丽和知识的倾羡，而杨妈对一个英雄景仰也可想而知。要不然，他们怎么会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生下他们的孩子呢？难道父亲忘了自己一度用生命换来的荣誉和前途？难道杨妈不知道要落下众人唾骂的坏女人名声？难道他们都忘了高悬在他们头顶的，共和国崭新的婚姻法典？

我常想，假如父亲没有从高楼坪乡调到贵州汞矿，假如父亲不是抗美援朝的英雄，假如没有作家魏巍的一篇《谁是最可爱的人》，假如我的母亲不是一个灰头土脸、大字不识，有两个孩子的农村妇女，父亲还会不会遭受那一场因爱情而来的折难？假如我母亲早知道离婚像今天一样的常见，他们的关系还会不会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处于半离不离的尴尬境况。

曾几何时，关于后母的刻薄、恶毒的故事像魔鬼一样时常出现在我们儿时的梦中。我们害怕杨妈会在某一天回到父亲身边，成为我们的后母，而杨妈却从头到尾没能以父亲妻子的身份走进我们家，没能做成大哥和姐姐的后母。她在自己的单身宿舍里与父亲有了他们的孩子——我的从未谋面的一个姐姐。父亲与杨妈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不翼而飞，惊动了单位领导和整个矿山。一个平常的清晨，父亲与杨妈及我的未谋面的姐姐吻别后，像往常一样分头向各自单位走去。而让父亲和杨妈没有想到的是，那是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刻。因为爱情，父亲进了所谓的集训队，在枪秆子威逼的行列里，向一个偏远的农村进发。也是那一天，杨妈带着我那未谋面的姐姐，在组织的督促下，离开了给予她热恋的矿区，直到今天都音信杳无。

因为爱情走进在集训队的父亲，不怕吃苦、不怕挨饿。身材高大的他，能量消耗比一般人远远要高，为此，他练就了生吃老鼠和青蛙的本领。在行进的队伍中，他会突然停下来，一只田鼠在他不远处一闪的当儿，他会像当年扑美国兵一样，突然扑上去，飞快地而欣喜的撕开田鼠的皮，迫不及待的送进嘴里，然后在带队同志的呵斥声中，回到队列，津津有味的吞咽口中的食物。然而，管队同志枪托的体罚，却使父亲下流出下了平生第一次眼泪，他美国士兵肉搏也没吃过这样的亏，没想到在自己的同志面前还遭这样的凌辱。他千方百计打听我们杨妈母子的下落，在得知她们娘俩被强行调离而不知去向，父亲竟一气爬上了悬崖，高呼几句口号之后，他从那个极险竣的地方跳了下去。在美国鬼子飞机大炮下拣回生命的父亲，愿意这样结束了自己。然而，悬崖上树丛没有遂父亲的愿，他被人发现，活了回来。

时常在听完母亲唠唠叨叨讲述父亲的那一段历史之后，我想，假如没有母亲的那几斤干粮和探望，我的父亲可能最终还会死在集训队。活过来的父亲，却遭遇了一九六0年的大饥荒，精神的痛苦与饥饿再一次把他放倒，他与别的病号一起被丢在集训队猪圈的一块草铺上，母亲在那些草铺间穿梭了好几个来回，才犹豫着在那床被火烧灼再被她缝补过的的被子前蹲下来。她不敢相信那个曾经气壮如牛，山一样的汉子，会瘦成奄奄一息的一堆骨架。一气吃完母亲带去的几斤干粮后，父亲坐了起来，他看到同样饿得飘飘欲倒的母亲，又一次流下眼泪。

大难之后，父亲回到了母亲身边，他们却并没有相敬如宾。杨妈的阴影像一条蛇，紧紧缠绕着父母的婚姻。她常常在母亲的话语中跳出来。而近半个世纪以来，父亲守口如瓶。

1999年，父亲唯一一次来贵阳看我，我问他杨妈和我那位姐姐的下落。父亲想了半天才说在遵义，一会又说估计不在遵义。杨妈和那位姐姐到底在哪里，父亲不得而知。从我们懂事起，就没有发现父亲和杨妈联系的蛛丝马迹。

有一年，小弟在父亲一个很隐秘的笔记本中翻到了一张黑白照片，那是一个有着温和笑容和几分书卷气的女子，不知道那是不是我们的杨妈。在母亲的怂恿下，我们把那个女子的眼睛用指甲抠出了两个洞。父亲知道后，却没任何表示，一反平常的火暴。

父亲还有一个绰号叫铁脚板

12岁以前，只要父亲光着脚的时候，我就会盯着他的脚发呆。他怎么会有那么一个不雅的绰号呢。他的脚并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有的指甲似乎脱落过，重新长出来的指甲没那么平顺，它们坑坑洼洼，歪歪扭扭。这跟那个绰号有直接关系吗？

来羊坪三面环山，一年四季郁郁葱葱，一阵风过，森林发出嚯嚯声响。森林像一片海，村庄就在海中。

山上生长最多的除了丛松应该算尖栗、板栗这两种孪生植物。尖栗的味道似乎比板栗更好。谷物进仓的季节，山上的尖栗板栗也开始自然掉落，掉在地上的刺球，张着嘴，栗籽犹如贝壳中的硕大珍珠，在刺球中露出脸来。那些刺球常常需用鞋底搓上几脚，才能从里边滚出籽来。倘若，搓的时候鞋底太薄，就会刺伤脚板。在森林里转悠，一不小心，就会有刺球掉在头上，将头顶刺一个大包。

少年时期的父亲，搓尖栗板栗从来都是光着脚丫。因此，在来羊坪，父亲有个绰号，叫铁脚板。这是我12岁那年才弄明白的。

当兵扛枪以前的父亲，不仅仅搓尖栗板栗光着脚，就是上山砍柴割草也是光着脚板。

我不明白，父亲后来是怎样适应穿鞋的。据说，刚入伍时，只要冲锋号一响，父亲就会飞快的脱掉鞋子，然后总是冲在前面。

爷爷有兄弟三人，我爷爷是最后一个离开人世的，那一年我父亲5岁。丧失了男劳力的家庭，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兵荒马乱中，家里的日子自然是无法想象的。做一双千层底的布鞋，要新布旧布将近一丈，孤儿寡母守着几亩薄田的奶奶和父亲到哪里去弄那么多布头呢。爷爷去世后不久，由于无法抚养，他只有7岁、9岁的两个姐姐就被送人，一根背带在前后一个月的时间里，分别背走了父亲的两份亲情，那些哭声至今犹在我的祖屋里，在母亲的转述中从木板房的缝隙里飘来。

父亲常年穿不起鞋，一双脚从春天裸到春天，从山上走到山下，从天晴走到下雪。在那些崎岖的山道上，在那些荆棘丛生的丛林里，父亲的脚板一次次被穿透，他的脚趾指甲一次次被石头碰落。长此以往，父亲的脚指甲变成了现在的模样，他的脚底板长起了厚厚的老茧。这些老茧让父亲的脚板可以踏踩一切。包括栗子锋利的球刺。

来羊坪的柴禾很好，火坑里一年四季都不停熄。在厨房的平地上挖一个四四方方的坑，里面烧起火来，那就叫火坑。在火坑上方对应的楼梁上挂一张与坑大小一致平行于地面的木架，再在木架上挂上若干的钩子，这就是炕。我奶奶千辛万难弄来的一块岩盐就这样吊在炕上，从岩盐中间打个孔，用一根麻绳穿着，那是父亲与奶奶家里能拿动的最贵的财产。奶奶每次炒菜的时候，都用岩盐在锅里飞快地拖上一次，让那些菜多少受一点盐巴的感染。奶奶拖盐的动作快得像闪电。一块拳头大的岩盐，是父亲和奶奶一到两年之内的奢侈品。

9岁的父亲开始套牛犁地。他的整个下半身陷在三月冰冷的泥浆里，他必须在一场大雨停止之前的上午，把几丘望天田翻犁过来，才能储水插秧。他的母亲脱下鞋子包着裹脚布，在水田里与他一起奋战，并想当然的在一边当起了教练。

父亲没能够上学，他稚嫩的身子拖着犁铧从学堂前经过的时候，里面传来他族中同龄伙伴念唱“贫居闹市无人问”的《贤文》句子，父亲弄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让自己离开了他们。

父亲14岁的时候，比他大10多岁的他的同族堂兄，欺他孤儿寡母，用卑劣的手段，霸占了垂涎已久的那丘水田和爷爷留下的房屋、耕牛。在与他决斗的过程中，穷得连裤带也买不起的父亲，必须用一只手护着自己的裤头，因为刚交手的时候，他的裤头掉了下去，露出了一个孩子的屁股和尚未发育的阳具，引得围观的人哄堂大笑。

带着贫困和欺凌的伤痕，父亲走进了部队，在战壕里学会了写简短的家信、读简单的文章，甚至不顾敌机轰炸和密集的子弹找回一条汉子的尊严。

贫困和落寞的阴影像一条蛇，紧紧地缠绕父亲。催着父亲一生都勤勉如牛，甚至毫无理由的节衣缩食，一刻不敢懈怠。

在我出生后，他把抽的香烟改成了自种的叶子烟，他嗜好喝酒，却舍不得花钱购国家的供应酒，常弄点酒精来兑水喝，从来没穿过一件工装以外的衣服。他常常为几毛钱的开支和母亲大打出手。他时常抽空从矿上下班后走两个多小时回到家里，不辞疲倦的摆弄着家中那点自留地，直到月上三杆，昆虫夜鸣才回家。他时常在瓢泼大雨无人外出的一个早晨上山去砍柴，让那些水珠顺着柴禾和他的身子一直滴淌到家里。他时常在所有的子女回家探亲的某个除夕日，吆喝着子女冒着大雪和他一起去开荒。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兄弟几个每个人一月的收入就能买全家好几个月的粮食。

今年78岁的父亲，走路已经外歪倒倒，还试图上山去干活。

山上的栗子落了，栗子的刺球在地上张着嘴，里面的栗籽犹如贝壳中的硕大珍珠，在刺球中露出脸来。那些刺球常常需用鞋底搓上几脚，才能从里边滚出籽来。

我的父亲似乎仍然觉得自己的脚板是光的。

我撕烂了父亲的破旧毛衣

2007年春节，来羊坪的家里有了少有的热闹，平常仅有双亲在家，寂静得连老鼠的叫声都能听到的家里，一时间闹哄哄的，除了远在广州教书的小弟和弟媳没回来，我们几兄弟都回家了。我和大弟胜刚在贴春联，五柱五连5间的木房很长，红彤彤的对联贴上后，显得格外气派和喜庆，大哥二哥在我们身后一边欣赏着刚贴上去的春联，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小时候的故事，大嫂二嫂在厨房帮着母亲准备年夜饭，大弟媳带着一帮孩子在门前的院坝里嘻闹。这时父亲拄着拐杖自言自语从阶沿上一步一顿的走了过去，谁也不知道他要上哪里去，一会儿父亲回来了，他从村头的小买部回来，手里拿了一条3块钱一包的香烟，我们不知道他要干什么。都把目光集中在父亲手上，父亲走到我们中间停了下来，拿出香烟，从大哥开始一包包把烟分发给我们。我们四兄弟简直惊呆了。都不相信父亲会花30元钱买一条香烟！30元钱对父亲是一个多大的数字呀？这是父亲除了供我们吃饭上学之外，从来没有过的破费，况且是用来抽烟！

父亲说抽烟很浪费钱，如果像他那样抽叶子烟不花钱，他就没意见。所以每次我们回家，他都会问我们抽的烟价格。我们不敢照实说，都谎称2元一包，父亲听完将信将疑的说，要节约啊，钱不要乱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