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茂林　曹仲彬

1953年12月9日，王明全家从苏联回到北京。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对他的身体状况很关心，他回来不久，傅连暲、黄树则便前往看望他，要他继续治疗休息，并以卫生部名义通知各同志不要来看他，以免他疲劳发病。以后董必武又转达了中央书记处各位同志要他继续治疗休养的意见。

1954年2月6日到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前，中共中央将这次会议准备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送给王明征求意见。1月28日，王明给中央写信说：（1）“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我完全同意”。（2）我因病不能出席四中全会，特请假。

王明返京后，参加了法制委员会的一部分工作，但自4月8日肝胆炎和肠炎急性发作住进北京医院后，直到9月份法委会取消，他未再参加工作。

1955年1、2月间，王明又速发肝胆、肠胃、心脏等病，再度住进北京医院。

1955年3月21日到31日，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王明又以生病为由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对此，很多代表都有意见，富振声便写信给毛泽东和大会主席团，批评王明不参加会议，不检讨自己的错误。大会主席团将此信转给了王明。4月1日，王明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并主席团说：

富振声同志的信收到了。我因病不能出席这次全国党代表会议，只能在床上听读一部分文件，未能听到许多同志的发言，因而未能得到很多的教益，对我确实是莫大的损失。虽然这次中央又允许我请病假，但我经常因自己不能为党更多地工作和参加会议而痛苦万分！同时也为五年计划取得的每一个成绩而欢欣———在去年接到五年计划初稿时，我虽有病仍在秘书同志帮助下读了两遍并提了一点修改意见，为我党完全战胜高饶联盟而喜悦———去年当讨论高饶问题时，我曾带病参加党组小组会议，表明过自己的态度；因此，我自觉并未因病而和党疏远，更未因病而不重视党的代表会议。但是所以使富同志有此感觉，可能如富同志所说由于他不了解我的情况。我现在的体力不可能给富同志写详细的说明。因此，我请求主席和主席团同志指示：我有无必要把我的有关病历和现在身体情况的材料给富同志看看？或者请主席和少奇同志为我向富同志解释一下，因为我这十几年的工作和身体情况，都曾经常向你们二位作过报告，想你们都是了解的。

关于我在七大前根据六届七中全会决议所作的很长的检查错误的声明书，中央曾印发七大代表；二中全会上我也曾作过检讨性的发言；请考虑是否可向富同志说明，以免他误会我从来未向党交代。至于七届三中全会要我把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十几年来我所写的每一篇文章和每一个文件都重新检讨和作出自我批评来，因为这非我的身体所能，曾经中央允许暂且不作并送我去苏联治病。可惜我的身体越来越坏，正如富同志所说的这是一笔既重且多的债，至今尚未还!我自己比任何同志都更不满这一点，而这也是经常使我痛苦不安的。

1955年10月4日到11日，中共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10月2日，王明让孟庆树代笔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请他转中央并毛主席，信中说：

今天下午孟庆树同志告诉我关于中央通知七届六中全会明日开会的消息……我听了这个消息非常难过，现在我要她用我的名义再给中央写这封信，除再次向中央请假外，并提出下列意见，请中央考虑。

七大以来的10年期间，我只有约一半时间曾带病工作，另外一半时间则因病不能工作，从去年4月，我的肝胆病急性发作……尤其是今年1月以来，肝胆炎连续不断发作，使身体健康情况更加恶化，心脏也极度衰弱，右手已10个月不能动……

由于病的关系，我不能出席中央的几次会议和全党代表会议，也不能参加党的工作，这就是说，我的身体情况使我不能对党尽一个中央委员起码的责任，因而我认为：我继续担任中央委员的职务是不适宜的，因此，我请求中央解除我的中央委员的职务，等我的病好到可以工作时，再由组织另行分配工作。

两个月后，即1956年1月30日，王明便同孟庆树到苏联去了。

1956年1月30日，王明以治病为由再次起程前往苏联。王明到苏联不久，恰值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筹备期间，党中央于8月上旬致电王明，希望他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条件下回国参加会议。然而，王明以“身体病况仍不许可”为借口，拒绝了中央的好意。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王明人生旅程的最后阶段。作为花甲之年，加上病魔缠身，精力已经十分衰竭了。但是，他仍强打精神，写诗作文，继续发泄他的不满，坚持所谓的“反毛斗争”。

1974年3月27日，王明因长期卧病，医治无效，在莫斯科去世，终年70岁。遗体埋葬于莫斯科近郊的新圣母公墓，留在了异国的土地上。

第二天，即3月28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刊登了王明死去的消息，并登出王明的照片一幅和《追悼王明同志》的文章。文章简述了王明的历史，称他为“国际共运的老战士，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是“苏联的老朋友，苏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和合作的积极捍卫者”，他的“形象将铭记苏联人民的心中”。

不久，苏联《远东问题》杂志第二期刊登了《悼念王明同志》的长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王明的一生。文章主要赞扬了王明的历史功绩，说王明是“国际共运老战士，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进行英勇斗争的积极参加者”，“积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和筹备工作”；1929年回国后，“在处于地下状态和国民党残酷镇压的条件下完成党中央交给的重大任务”；“1930年，王明在中国共产党内率先起来批评当时实际上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李立三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半托洛茨基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纲领”，表现了“巨大的勇气和坚强性”；“卓有成效的创造性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使王明进入了中共著名领导人和理论家的行列，他在共产党员和中国人民中间享有盛誉和威信”；他“直到临终一直是具有原则性和国际主义精神的共产党人，杰出的革命家和为争取本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反人民的冒险主义方针的坚决反对者”。文章还充分肯定集中反映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总纲领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

与此同时，文章还赞扬王明同苏联的友好。文章在引用大量王明吹捧苏联共产党特别是当时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话以后说：“直到临终，王明始终是苏联人民的真诚朋友，一贯主张中苏两国人民和两国之间的友好密切合作，主张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改善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文章还引王明的话宣扬：“同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友好与同盟，是在为争取自由幸福生活的斗争中战胜一切敌人的必要条件和可靠保证。”文章最后指出：“王明这位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儿子，杰出的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将永远铭记在伟大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苏联人民的心里。”

另外，文章也不顾历史事实，赞扬了王明反对毛泽东的言论。这篇文章，表明了当时苏联对王明的态度。

1975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用俄文出版了王明的《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徒行径》。1980年，我国现代史料编刊社将此书译为中文，改名《中共五十年》，内部出版发行。

(选自《王明传》/戴茂林 曹仲彬 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