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辛

1968年，按照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总共有1700万知识青年从城市涌向农村。改革开放的春风，新政策的出台，又使在农村的大部分知青回归城市。

从城市到农村，又从农村回到城市，这一轮回，改变了知青的命运，也留下了许多刻骨铭心的记忆。曾经在贵州农村插队十年的著名作家叶辛，对这段难忘的历程有着极其深刻的感悟。

难忘的插队生活

“文革”期间，戴着大红花、插队落户闹革命的111万上海知青来到农村之后所面对的第一关，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关，不是思想关、劳动关，而是生活关。

一件7元钱的军大衣，外加每月36元生活费对于当时的知青来说已经十分诱人，因为当时大部分知青并不能得到这种待遇，有的甚至没有生活费，只能靠自己劳动，拿工分养活自己。叶辛就属于后者。

1968年12月2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播送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当时有一些青年热血沸腾，咬破手指写血书，表示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也有一小部分人，从种种渠道感觉到了城乡差别很大，不太想去。而我的态度既不十分积极也不推脱，我和大多数人一样———随大流，这是我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

上山下乡的高潮是在1969年的春天。我就是在1969年3月31日出发去贵州农村插队的。我记得我坐上火车时，外面还穿着一件棉袄。“好儿女志在四方”人人都喊。喊的同时，我隐隐意识到：我们到农村去是扎根一辈子，不会再回来了。但那时更多的，是一腔热情去接受再教育，相信我们应该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那时我们年轻、虔诚，也很狂热，当然现在看来也有点盲目。

在贵州省的上海知青约有一万余人。

从现代大都市上海到闭塞、贫穷的贵州，路途遥远，一路上我们的热情也在疲劳打击下慢慢地冷却了。我们最先在贵州一个小城市贵定下了火车，在那里铺稻草睡了一晚。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枕着稻草睡觉。

真正抵达我们插队所在的修文县，则是在第二天坐了整整一天的卡车之后了。如果说疲劳只是磨掉了我们的激情，那么真正可怕的是踏进山区、山寨刹那，面对和我们想像截然迥异的农村时内心的巨大落差。到修文县久长镇时，一些知青，尤其是女知青甚至不愿意下卡车。她们就在卡车上跺着脚叫道：“我们是听毛主席的话来的，是来建设新农村的，怎么跑到这寸土不生的山区来了。”

现实从一开始就残酷地颠覆了我们以前的一切美好想法。那些美好的想法即使不是我们十多年生活的全部，也是支持我们来到农村的最主要动力，而这里和我们从小接受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处都在胜利前进的农村画面完全不同。

当时我们是6个年轻人一起插队落户在砂锅寨。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住的泥墙茅草屋。第一次看到这座茅草屋时，用呆若木鸡来形容我们的表情并不为过。可生活还得继续。

然而，当十年下乡结束，要回归城市时，我已经和许多农民一样了。有时生产队派我到贵阳出差，买打米机之类的农具。我就穿件破棉袄挤火车，没有座位了，就席地而坐，和周围的人一起聊聊天气如何、收成如何。聊到天旱、洪水，我也会发愁，会想这青黄不接的日子大家都没粮食吃了。

十年七个月的插队生活教会我用农民的眼光看待都市、看待省城、看待上海，这是我人生经历中最大的一笔财富。我从小生活在上海，这10年则使我熟悉了最贫穷山乡的生活。也正是在这些日子里，我开始思考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这一代人的命运，了解到中国农民的真正生活。这段经历对我而言是弥足珍贵的。后来我在贵州的土地上成了作家，从乡村的崎岖小路走出来，这些都可说是得益于十年又七个月的农村生活。

1700万知青的回城心愿

“一拥而下”的1700万知识青年到农村之后，诸多涉及生计、生存的根本问题一并冒了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之“文革”的复杂性，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现实，问题的堆积终究酿成了知青雪崩般的回城浪潮。1980年，中央作出决定：从当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一律作为待业青年，根据实际需要统筹安排。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

10年中，我们可谓是身在农村，心向都市。当时惟一沟通的渠道就是给家里写信。我们6个人，无论谁家来信都能激起我们的兴趣。信里提及关于上海的消息，像是夏天天气有多热，冬天如何的冷，甚至黄浦江畔外滩流氓闹事，这些都让我们觉得我们的心是和城市联系在一起的。

在经历多年的农村插队生活后，知青共同的心愿就是上调。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而是因为他们真正了解到如果他们不回去，单靠天天劳动，是不能养活自己的。

我插队所在的砂锅寨是方圆二三十里最富裕的寨子，每天要跋山涉水，挑粪、挑灰、耙田、犁田、进洞挖煤。我身边有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典型积极生产队，从早干到晚，每天有8分钱，是有名的“邮票队”。之所以被称作“邮票队”，是因为“文革”期间，中国所有的邮票票值都是八分钱。

1973年，毛主席收到了李庆霖写来的信。信中反映知青下乡中的诸多问题。毛主席作了“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的回复。而“文革”结束，思想松动，果然铸成了知识青年雪崩般的回归浪潮。云南西双版纳的知青回城潮、新疆阿克苏事件更是将回归浪潮推上了最高点。幸运的是当时党中央和国家领导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传统，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1975年，我当时正在耕读小学教书，师范院校来招生，有三大招生优待政策，特别优待上海知青中当了民办教师的人。我的条件都符合，但我没有报名。因为我当时在小学教书，我走了，200个学生就没有老师了。不过，更主要的是这个小学校课表是我排的，我有很大的自由。比如，下午我可以排一些其他农村老师也能教的体育、劳动、自修课，而我就能腾出时间写小说。可以说我是有些私心的。为了能够写小说，我选择了留下来。

第二次机会我也没有要。当时复旦大学到贵州招生，成绩只要求190分。我已经出了三本书了，招生的老师对我说只要你写一篇作文，我们把分数打得高些，其他五门分数加起来你还不用达到90分。我婉辞了他们的好意。那时我正在写《蹉跎岁月》。

我的情况和大多数知青不同。《蹉跎岁月》完成后，1979年10月，我被调到了贵州省作家协会，就这样，我在满脑子只有出书的情况下离开了农村。我连出了3本书，稿费是每千字2元至5元不等，总共拿到了400元。实事求是地说，我是1700万知识青年中运气较好的。

我真正回到上海是在1990年，是在上海领导关心下才调回的。当时贵州也想挽留我。后来我获知当时贵州领导曾有这样的表示：如果本人坚决要走，也不要硬卡。再加上我母亲年事已高，我便再次争取，终于得以调回上海。

当历史翻过一页之后

不能回城的，只能留下；回了城的，也面临着重新融入城市生活的新问题。80年代初有一篇名为《粪桶》的文章，说的是北京仅有的几只粪桶都是由回城找不到工作的知青负责清理。这篇文章反映的返城知青的生活窘境有一定的代表性。而前两年北京一位报告文学作家，跑到延安，专门访问了目前还留在延安的知识青年。那一份报告，我看了都触目惊心。报告里说到，留在延安的，受到延安各级政府关照的，从事的几乎就是两个职业：一个是看大门，还有一个是烧锅炉。为什么？“知识青年”无非是当时的初中生、高中生，在当今讲究学历的时代，他们毫无竞争力。

前年我插队的修文县县长到上海，要我找20位曾经在修文县插队的知青，一起聚聚。我选了各个层次的知青，有当教授的、有普通职工、有下岗的，也有回来找不到工作的。座谈后要吃饭时，有两个知青说，今天的菜很好，贵州的茅台酒很香，但是抱歉我们不能吃了，要去上班了。之后才知道一个是酒店保安，还有一个在机关值夜班，看门。

我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在《孽债》中，我写到过他。他从延边插队回来，因为妈妈在电影院工作，回城顶替后就在电影院管理冷气设备，他管得很好。读书的时候我就形容他，除了热水瓶的胆坏了不能修以外，他什么都能修。就是这样一个聪明人，现在却下岗了。年前我们知青聚会，我问他在做什么？他说电影院不景气，他下岗了，现在管理空调，一个月1500块，他已经很满足了。我说这不像话，那个老总我认识，我去和他说。他说，你千万不要说，这个工作很不好找，我这个年龄，人家看到我就说，老伯伯，你怎么还来找工作，你叫你孩子来找吧。他再能干人家不要他，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知青的困境。当初我写的小说叫《孽债》，大家只从故事层面来理解，其实这是从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来写的，我们的债并没有还清。

实事求是地说，尽管出了一些干部，出了一些人才，大量回城知青还是在普普通通的劳动岗位上。

人们曾用各种字眼来形容上山下乡那段岁月，但一提到知青题材，人们脑海中的第一印象恐怕还是“蹉跎岁月”四字。《蹉跎岁月》、《孽债》为何长久地受读者、观众欢迎？———我写的只是几个知青故事，反映的却是我们整整一代人。

当历史翻过一页之后，再回首，无论是《蹉跎岁月》，抑或是《孽债》，之所以分别被写进了中国文学史，被写进了中国电视史，至少它反映了1700万知识青年的命运，反映了中国历史上曾经有1700万人的一段历史事实。

有人说，“上山下乡”是不堪回首的往事；也有人说，“文革”是要否定的，但是知青上山下乡不能否定，青春无悔。有的人抱怨上山下乡毁了自己的一生；也有人感激这段岁月带给自己难得的人生历练。但不管怎样，见证了青春的光荣和梦想，也见证了青春的困惑和屈辱的“上山下乡”运动，不应仅仅成为1700万知青的个人记忆，更应该成为一个民族永远的历史记忆。

我们当时总说七个字，叫“岁月蹉跎志犹存”。在这一代人中，不是没有有志向的人。他们想要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一些贡献，“志”还是存在的。我们这代人中出现了知青作家群，出了几个全国有名的知青作家，但是在我们这代人中几乎没有优秀的化学家、物理学家、医学家。那是因为作家在生活中有了感受，找到了适合个性的表达方式，就可以成为作家。自然科学的很多东西必须要循序渐进。从这一个意义来说，这是一段蹉跎岁月。

因为经历过上山下乡，我由衷地感觉到，这30年来，中国人开始变得聪明，变得灵活，选择了一条比较正确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不是没有风雨，不是没有波澜，但是中国紧紧抓住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人在追赶世界的步伐。中国在使13亿人的日子过得好起来，要让每一个中国人过上体面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这30年是中华民族，或者说是我经历的60年中最好的30年。

（选自《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曹景行 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