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　岭　赵　婷

探讨一个业已不存在的实体，而暗暗寄托了自己对现实的评价和希望，这大约是余英时先生《士与中国文化》能够唤起诸多读者共鸣的原因。今就《士与中国文化》一书敬陈鄙意若干。

一

余先生兼通中西之学，《士与中国文化》一书正如他在引言中所说，要“在西方文化的对照之下”，力图整理出中国土人思想变化的脉络。特别是其前三篇的论述拓开了一片全新而广阔的研究视野。

余先生的诸多议论均以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的核心理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All history is history of thought)，作为支撑。比如，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家在研讨任何过去的事件时，都应采取外在性与内在性的两面看法(《历史的观念》第五编，本文引述的柯氏观点均出于此书商务版汉译本)。对于士的整体研究来说，所谓外在性指“社会背景、文化背景”，而内在性则指士本身的思想；对于士的个体研究来说，所谓外在性指士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等外在表现，内在性则指士的个人思想。“俳优”、“魏晋”人物都是极好的分析例证。另外，柯氏认为，单纯的事件之外还要探讨历史的行动，行动才是事件外在性与内在性的统一。余先生也深得其旨。第七篇《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P358)，开宗明义就提出要关注士的两个方面——思想与行为。史料的广博与精微也是《士与中国文化》另一大特点，更令我们叹服的是，余先生运用材料而不被其所困。

从他开篇讨论士的起源引用顾颉刚的名文《武士与文士之蜕化》开始，所有的论述从不被任何一家所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