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士同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以“五四”为标志，至今90周年了。90年来，“五四”一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学人们各抒己见，歌颂赞美的有，反思批判的亦不乏其人。不同的思考和议论，的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五四”，更好地继承“五四”留下的宝贵遗产——南“五四”先贤们开启的新文化传统。

去年，刘再复先生在《书屋》2008年第8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五四”理念变动的重新评说》的文章，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深入的再认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文章最后论及的“一个假设性的思路”，笔者却不敢完全苟同。刘先生的假设性思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要是不把孔夫子作为打击对象，而是把《三国演义》、《水浒传》作为主要批判对象就好了”。这个假设窃以为有失偏颇，因为所谓“新文化运动”是相对于传统文化而言的，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就分为“庙堂”和“江湖”两个方面，这两方面既不能混为一谈，又不能截然分开。二者应该说是既有为主的又有为辅的，既相悖又相容，既时常冲突又互相渗透，从而构成我们日常所津津乐道的传统文化(若以李慎之先生的高见，称其为“文化传统”更为确切)。

刘再复先生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批判应该说是十分中肯的，这两部“古典名著”，在价值观上的确“问题极大”，“它导致权术、暴力的疯狂游戏和智慧的变质，其对中国的世道人心造成的危害及巨大破坏，完全是致命性的和粉碎性的”。如此评判丝毫也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