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辛

在经历多年的农村插队生活后，知青共同的心愿就是上调。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而是因为他们真正了解到如果他们不回去，单靠天天劳动，是不能养活自己的。

我插队所在的砂锅寨是方圆二三十里最富裕的寨子，每天要跋山涉水，挑粪、挑灰、耙田、犁田、进洞挖煤。我身边有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典型积极生产队，从早干到晚，每天有8分钱，是有名的“邮票队”。之所以被称作“邮票队”，是因为“文革”期间，中国所有的邮票面值都是八分钱。

1973年，毛主席收到了李庆霖写来的信。信中反映知青下乡中的诸多问题。毛主席作了“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的回复。而“文革”结束，思想松动，果然铸成了知识青年雪崩般的回归浪潮。云南西双版纳的知青回城潮、新疆阿克苏事件更是将回归浪潮推上了最高点。幸运的是当时党中央和国家领导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传统，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1975年，我当时正在耕读小学教书。师范院校来招生，有三大招生优待政策，特别优待上海知青中当了民办教师的人。我的条件都符合，但我没有报名。因为我当时在小学教书，我走了，200个学生就没有老师了。不过，更主要的是这个小学校课表是我排的，我有很大的自由。比如，下午我可以排一些其他农村老师也能教的体育、劳动、自修课，而我就能腾出时间写小说。可以说我是有些私心的。为了能够写小说，我选择了：留下来。

第二次机会我也没有要。当时复旦大学到贵州招生，成绩只要求190分。我已经出了三本书了，招生的老师对我说只要你写一篇作文，我们把分数打得高些，其他五门分数加起来你还不用达到90分。我婉辞了他们的好意。那时我正在写《蹉跎岁月》。

我的情况和大多数知青不同。《蹉跎岁月》完成后，1979年10月，我被调到了贵州省作家协会，就这样，我在满脑子只有出书的情况下离开了农村。我连出了3本书，稿费是每千字2元至5元不等，总共拿到了400元。实事求是地说，我是6700万知识青年中运气较好的。

我真正回到上海是在1990年，是在上海领导关心下才调回的。当时贵州也想挽留我。后来我获知当时贵州领导曾有这样的表示：如果本人坚决要走，也不要硬卡，再加上我母亲年事已高，我便再次争取，终于得以调回上海。

当历史翻过一页之后

不能回城的，只能留下；回了城的，也面临着重新融入城市生活的新问题。80年代初有一篇名为《粪桶》的文章，说的是北京仅有的几只粪桶都是由回城找不到工作的知青负责清理。这篇文章反映的返城知青的生活窘境有一定的代表性。而前两年北京一位报告文学作家，跑到延安，专门访问了目前还留在延安的知识青年。那一份报告，我看了都触目惊心。报告里说到，留在延安的，受到延安各级政府关照的，从事的几乎就是两个职业：一个是看大门，还有一个是烧锅炉。为什么?“知识青年”无非是当时的初中生、高中生，在当今讲究学历的时代，他们毫无竞争力。

那年，我插队的修文县县长到上海，要我找20位曾经在修文县插队的知青，一起聚聚。我选了各个层次的知青，有当教授的、有普通职工的、有下岗的，也有回来找不到工作的。座谈后要吃饭时，有两个知青说，今天的菜很好，贵州的茅台酒很香，但是抱歉我们不能吃了，要去上班了。之后才知道一个是酒店保安，还有一个在机关值夜班，看门。

我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在《孽债》中，我写到过他。他从延边插队回来，因为妈妈在电影院工作，回城顶替后就在电影院管理冷气设备，他管得很好。读书的时候我就形容他，除了热水瓶的胆坏了不能修以外，他什么都能修。就是这样一个聪明人，现在却下岗了。年前我们知青聚会，我问他在做什么?他说电影院不景气，他下岗了，现在管理空调，一个月1500块，他已经很满足了。我说这不像话，那个老总我认识，我去和他说。他说，你千万不要说，这个工作很不好找，我这个年龄，人家看到我就说，老伯伯，你怎么还来找工作，你叫你孩子来找吧。他再能干人家不要他，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知青的困境。当初我写的小说叫《孽债》，大家只从故事层面来理解，其实这是从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来写的，我们的债并没有还清。

实事求是地说，尽管出了一些干部，出了一些人才，大量回城知青还是在普普通通的劳动岗位上。

人们曾用各种字眼来形容上山下乡那段岁月，但一提到知青题材，人们脑海中的第一印象恐怕还是“蹉跎岁月”四字。《蹉跎岁月》、《孽债》为何长久地受读者、观众欢迎?——我写的只是几个知青故事，反映的却是我们整整一代人。

当历史翻过一页之后，再回首，无论是《蹉跎岁月》，抑或是《孽债》，之所以分别被写进了中国文与学史，被写进了中国电视史，至少它反映了6700万知识青年的命运，反映了中国历史上曾经有6700万人的一殴历史事实。

一度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画上句号以后，有的人说，那是不堪回首的往事。有的人说，文革是要否定的，但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能否定，青春无悔。有的人说，怪就要怪我们国家人太多了。有的人说，这无非是个就业问题。就业问题解决好了，今后就不用下乡了。有的人说，回忆往事，那些年月还是有值得留恋与美好的东西。有的人说，美好，那你再美好去啊，你怎么不去?有的人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的问题。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来看待中国大地上发生在特殊年代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上山下乡运动结束30年了，那么。我们回过头去看一看，当年参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人们，还有多少现在还留在农村的呢?留在农村里的，又是哪些人呢?

现在尚留在农村里的知青，是有的，而且是知青中的极少部份。但是留在农村的这极少部份知青，决不是当年高喊扎根农村一辈子的那些人，也不是我们的报纸和广播、电视使劲地宣传过的那些人，更不是当初也曾大有作为或有所作为的一批人，他们往往是知青中的弱者。近几年的报纸上，广播里，电视中，时有对这些人的报道和关注。他们之所以还留在农村，有的是因为疾病，有的是因为婚姻，有的是因为当时的良心，有的是因为城市中包括大上海已没有了家。无论他们的个人命运怎么样，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是生活中的失意者。有的出现在镜头中，还让人感觉十分衰老和可怜。可能是因为我所从事的职业以及个人也曾是知青的原因，我还收到过不少他们的信。

每次展读他们的来信，给我最强烈的一个感受是，他们的青春，在知青岁月里荒废了。

荒废了青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荒废了人生。

一个社会要前进，总要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总是需要探索或开拓，需要寻求新的途径和方式的。但是在向整个社会推出这种途径和方式时，特别是要让千百万人参加实践时，一定要慎之又慎，一定要在局部地区经过科学的试验取得经验之后再逐步向社会推广。万万不能让千百万人在一夜之间狂热地投身子实践，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上，进行一场中国式的社会大试验。这样试验的结果，必然会导致如知青运动的不足一样，留下无尽的遗憾。

是的，我是一个作家，从一个知青来说，我是幸运的。我们国家还有一个知青作家群。

但是，我也同样不无遗憾地看到，在我的同时代知青中，虽然其中不少人回城以后同样挤进了大学，拿到了大学毕业的文凭，似乎是补上了一课，但是，在我们这整整一代人中，却很少涌现杰出的科学家。为全国人民所知的大化学家、物理学家、医学家、学者等等。

这是什么原因呢?

很简单，那就是苦难艰辛的生活可以造就作家。而科学家，则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学习、充分地打好基本功才能造就的。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大规模的轰然而起一涌而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给我们国家造成了一代人中的知识断层，6700万青年人都没进学校深造，而是去了广阔天地炼红心，修地球，国家要少培养多少人材，各行各业要少多少尖子，少多少发明创造。从整体和全局来说，整个国家的人才断层，使得我们的经济滞后，技术在原地踏步，其结果只能是拉大我们和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

在长达十年的插队落户生涯里，因为探亲和改稿，我一共回过四次上海。实事求是地说，这四次是不能算多的。可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次又一次坐长途火车的经历，每一趟旅途，从买车票开始，就尤如进入临战状态，而每次上车，就像是一场战斗。直到坐上了火车，呆在座位上，抬起头来，整节车厢里，过道上，座位旁，车厢接头处，到处都是人。其中不少是逃票、躲票的。难怪啊，6700万知青，冬腊月农闲时节要回城市去探亲，三四月份农忙了又要到农村抓春耕。其他的不说，光是火车拖着这么多的人来回跑，要浪费多多少少的运力啊。从文化大革命十年中过来的人，谁不曾对列车的晚点有过深刻的印象。运力紧张，运力紧张，在十年里一直是个热门话题。算一算经济帐，这里头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该有多少?

人为地制造家庭的分离，每一个知青都有父母双亲，每一个知青又都有兄弟姐妹，6700万知识青年，直接涉及到的老老少少，有近一亿人。一个知青远离城市、远离家庭，牵挂着他(她)的，往往是一大家子人。特别是逢年过节，如果知青尚呆在农村没回来，“每逢佳节倍思亲”，一大家子人的年节就过不好。家中老人就会念叨着要给孩子寄吃的、寄穿的，人为地给每一个家庭造成负担。而无数家庭的不安，就会造成对整个社会的不满。

给一代青年的个人生活带来诸多不幸的同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的“走后门”现象，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正如很多人说过的一样，走后门现象源于“文革”。买好一点的商品要走后门，开一个证明要走后门，找一个医生要走后门……但所有的走后门现象，都没有表现在知识青年抽调上的走后门引起社会的强烈反感，作家蒋魏在他的报告文学作品《蓦然回首》中写道：从1971年开始，一些被‘三结合进革命委员会的老革命兴高采烈开始执掌一把手的权柄，他们的子女随即兴高彩烈扑打着翅膀纷纷从乡间飞走了。领导干部的威信在人民和青年中间的急剧下降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引起广泛不满的腐败现象也由此发端，千百万知青大军仿佛一下子清醒过来，原来如此啊——军心从此涣散，理想从此崩溃，虚幻的反修大业失去了迷彩……一时间，参军要开后门，招工要开后门，上大学更要开后门。文革中在知识青年命运悠关的“三招”中，走后门成风，在全国广大老百姓民心方面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对整整一代知识青年的影响更是灾难性的。这种影响，加上林彪事件本身给全国人民的惊醒，一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完全消失。

有的知青给我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带去了文化科技知识，带去了城市里的生活观念和卫生习惯，也带去了多少先进的东西，客观上影响了农村人的价值观念。还有的知青举例对我说，农民们看到他们脚上穿的尼龙袜子，看到他们带下乡去的塑料桶，是如何的欢欣鼓舞，如何开拓了眼界。我认为他们说的是实情，我本人甚至也有过类似的感受，但必须看到，所有这些细节，今天的农民们完全都能在电视上看得到。而在当年，千百万知青大呼隆地上山下乡，农村本身也没有做好准备，我前面写到的知青没房住，不是农民们故意不盖房、不听毛主席话，而是他们也觉得，这些外来青年，是来争粮食、争工分、争土地的。他们从心底里觉得，这些人早晚是要走的。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社会上大部份人归纳为“四个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这几个不满意，造成了社会舆论的普遍不满，客观上也为文革结束以后知识青年的大返城奠定了舆论的基础。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曾经把高调唱得震天云霄的千百万知识青年，会象大海退潮一般统通返回到城市。

根据国务院知青办的统计，到文革结束以后的1976年底，尚留在农村的知青还有809万人。而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经历了“大返城”，留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已是极少数人。

社会上普遍的感觉是，大返城之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告结束。对比当初的轰轰烈烈，宣告结束未免显得冷冷清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适时地宣告结束，甚至连宣告也不宣告，恰恰是顺乎民心、民情、民意的。

而知识青年问题的彻底解决，则是上山下乡结束好几年以后的事情。

(叶辛口述)

责任编辑：勾德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