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辛

在经历多年的农村插队生活后，知青共同的心愿就是上调。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而是因为他们真正了解到如果他们不回去，单靠天天劳动，是不能养活自己的。

我插队所在的砂锅寨是方圆二三十里最富裕的寨子，每天要跋山涉水，挑粪、挑灰、耙田、犁田、进洞挖煤。我身边有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典型积极生产队，从早干到晚，每天有8分钱，是有名的“邮票队”。之所以被称作“邮票队”，是因为“文革”期间，中国所有的邮票面值都是八分钱。

1973年，毛主席收到了李庆霖写来的信。信中反映知青下乡中的诸多问题。毛主席作了“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的回复。而“文革”结束，思想松动，果然铸成了知识青年雪崩般的回归浪潮。云南西双版纳的知青回城潮、新疆阿克苏事件更是将回归浪潮推上了最高点。幸运的是当时党中央和国家领导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传统，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1975年，我当时正在耕读小学教书。师范院校来招生，有三大招生优待政策，特别优待上海知青中当了民办教师的人。我的条件都符合，但我没有报名。因为我当时在小学教书，我走了，200个学生就没有老师了。不过，更主要的是这个小学校课表是我排的，我有很大的自由。比如，下午我可以排一些其他农村老师也能教的体育、劳动、自修课，而我就能腾出时间写小说。可以说我是有些私心的。为了能够写小说，我选择了：留下来。

第二次机会我也没有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