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修朝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郭沫若的成就和贡献是世所公认的。遗憾的是，解放后几十年来政治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身居“红墙”之内影响遍及全球且惯于“跟风”的郭沫若既不甘寂寞，而且有时候形势也不容许他保持沉默，他每每闻风而动，迅即以诗作配合政治形势。可惜政治风云变幻无常，待到事过境迁，颂歌时或变为笑谈。

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的文艺工作方针以后，郭沫若及时创作了以101种花卉为表现对象的诗歌，结集为《百花齐放》出版。如此图解“最高指示”，未免失之于牵强附会。而作品的直白无味，与他早年的那部《女神》，似乎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上世纪五十年代那场大跃进，堪称违背科学规律极左冒进的“壮举”，与当时那种政治气候相呼应，很多带有浓厚时代痕迹而且粗制滥造的民歌应运而生。郭沫若与周扬共同主编了大跃进颂歌集《红旗歌谣》，把一些严重脱离现实，过分夸大主观意志，盲目歌颂“浮夸风”、“共产风”的顺口溜儿，诸如“跃进歌儿唱十年，粮食堆堆堆上天”；“不用一块钢，不用一度电，我要在破擦布里，炼出金刚钻”；“玉米稻子密又浓，铺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要弹回半天空”之类的糟粕，也当成艺术珍品编到集子里，为后来日甚一日的极左文艺提供了范例和“营养”。

郭沫若在主编《红旗歌谣》的同时，还情不自禁地“亲自”挥动“如椽巨笔”，为大跃进呐喊助阵。1958年9月2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讴歌安徽省繁昌县粮食亩产卫星的诗：“刚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